关于哲学弱点的结论

在结束这篇导言时，我应该坚持指控那戕害现代智慧的白内障，坚持表扬那些愿意接受真正启蒙的倡议而组成科学反对派的核心的人们所起的卓越作用。这种科学反对派所依靠的，是号召人们来研究未触动过的科学的报纸。

为了对这种博得赞美并且突然致富的可能性表示正确的意见，作家们必须注意到，哲学乃是泥脚巨人，真理一口气就会把它吹倒。它只是依靠社会巨大的混乱才得以站稳脚根。人们却爱听信它反对社会混乱的狂妄自大的演说，尽管它的演说是软弱无力的，是使人引起反感的。

然而，从极容易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制度的前景使人们能够预见到文明时期的苦难已接近终结的时候起，人们便会承认哲学的安慰只不过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而已，从而立刻抛弃了它，如同抛弃一个人们已确信他的诊断不正确，而且是在相反的意义上来治疗病人的医生一样。已成了废物的哲学，将受到人们辛辣的嘲笑，每个人都将同意它的族长伏尔泰的意见，因为伏尔泰在哲学的迷宫中从未看到一线光明。他曾大声疾呼道：

多么深沉的黑暗啊！

当伏尔泰说这番话的时候，这种科学还未受到事实的检验：它不曾受到革命的考验。而革命曾使所有各种各类的哲学理论，甚至使那看来已压倒了其他部门，特别是压倒了可怜的道德的经济主义，都化为乌有。经济主义曾把道德制服到这种程度，以致使道德不得不同意热爱不可靠的财富和奉迎商人。而在经济学家统治时代以前，商人曾受到贺拉斯和布亚罗的羞辱，被《福音书》痛斥为与强盗一样的人物；当他们住在茅屋中，而不是住在宫殿中的时候，曾经被耶稣基督用藤条鞭答过。

但是这种已经攫得了虚伪科学权标的经济主义，现在已经原形毕露了。它被1826年生产过剩的危机弄得糊里糊涂了，因而放弃了自己的理论。为了防止别人来调查关于它所犯错误的问题，为了作为一个贩卖体系的善良商人，它答应贡献出毫无差错地到达日臻完善之境的新理论。

何等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啊！这个压倒所有其他部门的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在看到它的钟爱的文明制度经历过多少苦难时，势必连自己也会感到惭愧。经济主义承认，它既没有固定的原则，也没有明确的结果，它甚至不知道使自己接二连三地遭到复灭的暗礁的十分之一（参看上文）。

对于在这种最新幻想即这种卑鄙的商业精神面前下跪的其他科学来说，这是多么可耻啊！如果文明时期能够从自己的第三阶段进入第四阶段，这种商业精神本来在文明时期刚诞生时就会垮台的。因为从第四阶段起，文明制度的结构——政府和地主——就会制服这些在目前状态下或在第三阶段下受到所有的人曲意逢迎的商人和证券投机者。政治为了奉迎他们，已掉进泥坑中；为了讨奸商们的欢心，它正在支持贩卖黑奴和白奴的勾当。在看到商业（甚至包括英国式的垄断机构在内）正像哲学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而当商业的一切建筑将同哲学科学的建筑物一起倒塌的时候，现在被缚在商业战车上的社会上层分子将会立刻流露出何等巨大的喜悦啊！他们将是何等的满意啊！

但是，四种科学中罪过最深的，就要数形而上学了。它的罪过就是：在其主要任务——研究人和上帝方面把人类智慧引入迷途；它使人类的智慧回避这种研究，让它们陷入抽象的、空洞的争论中，即争论关于人类的外表问题、关于思想体系问题，等等。争论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为了这种小事而忘记了研究引力，而研究这种引力并不比研究思想体系的学术争论更困难一些。近代的形而上学者们真可以同叶卡捷林堡的矿工们媲美：这些矿工们在一百年时间中辛辛苦苦地开采了地下一百英尺深的铜矿，其实地面上就有金块和金砂。他们经过这样长期的盲目开采后，最后才在地面上发现了这些矿藏。

我将证明，在这四种科学的领导下，文明制度时期的世界从来不曾前进一步。它从第二阶段上升到顶点和上升到第三阶段，只是由于精确科学的干预，或者是由于幸运，或者是由于环境的压迫和事物的影响的缘故。例如，行将迈开的一大步就是废除对社会进步极有害的奴隶制度，因为它阻挠了把人类命运寄托在协作上。古代哲学家丝毫不曾研究过废除奴隶制度的办法。柏拉图辈和塞涅卡辈曾戴着他们博爱的假面具，主张使这种令人痛恨的制度永世长存，而这种制度是由于基督教的影响才开始衰落下去的。

现在哲学对于最触目惊心的怪异现象，即对于占用了三百个炉灶、三百个工作人员的三百所茅屋（其实每样只要有三个就行了）的分散性经营，对于欺骗性的商业，仍旧表现得漠不关心。而这种商业在最近四十年中则把它所使用的职员人数，它所吸收的资本数量和它从生产者和消费者所征收得来的贡品的数量增加了三倍。对于为了碾磨同样数量的五谷的壳子而把自己的磨坊的车轮和部件增加三倍的磨坊主人，任何一个人都会加以讥笑。同样地，人们也会嘲笑在指针方面或报时方面丝毫不加补充而只把壁钟的齿轮机械增加三倍的钟表匠。人们会把这类的机械师称作愚蠢的人或神经错乱的人。哲学由于鼓励商业无政府状态或个人欺诈竞争的制度，实际上也就是在摹仿他们，因为在最近四十年内，商业的无政府状态曾使无益的豪华摆设、开支、欺骗行为和掠夺行为增加三倍。

哲学赞美这些可笑的方面，以便避免去发现诚实保障的方面。如果它注意到欺骗性商业的缺陷，它就会负责发明这种在货币制度中已见端倪的诚实的和保障的行为方式。但是，只要问题涉及到发现，它就要美化任何掠夺的行为，以便逃避寻求铲除这种掠夺行为的手段，而只限于从事研究体系的轻松工作，并回避经济协作方面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任何问题。因为它甚至不能够为自己和为自身的安全建立起这两种东西。它在这一代期间曾经三度成了这种被它选来作为自己庇护者的动力，即代议制的牺牲品。

在1793年，代议制的统治带来了罗伯斯比尔的统治，而罗伯斯比尔则把哲学家大批大批地送上了断头台。

在1800年，作为执政内阁时代无政府状态的结果，产生了波拿巴的统治。他急忙堵住了哲学家们的嘴，阻断了他们的教化的巨流。

1820年，经过几年斗争之后，代议制带来了反哲学派的统治。在反哲学掌握了代议制政权的杠杆之后，便利用它来一部分一部分地破坏哲学的建筑物。

请看，这就是曾三度被自己选择的保护者所伤害的可怜的科学。

对运动的动力是多么无知啊！而在建立科学反对派方面，在谴责四种非精确的科学问题上，以及在揭发它们用来伤害人类智慧的白内障上，那首倡者所起的作用将是何等的光辉啊！

甚至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说，即在人们并不晓得去发现四种对抗的科学，而仅只指出哲学的错误，指出它拒绝研究未触动过的科学，指出它顽固地吹嘘一些无疑有害的方法，如商业方面的欺骗性的和复杂化的方式，以及农业方面分散性的方式的情况下，这种作用也是非常卓越的。

但是，科学反对派事业的首倡者可以依靠运动上升的序列，利用实验的收益来起积极的作用。在这样提出问题时，他们将具有获得成功的三种重要的手段。

第一种手段是与政府协调。凡是真正进步的事情，实际上都是与政府的意图相吻合的。

第二种手段是协作社实验的坏结局。这种坏结局就是在对情欲引力估计不正确的情况下，将使资本增加一倍。怀疑论者和器量狭小的思想家们不愿意相信这件事，并且会说，这是太迷惑人心了。那时就要使他们注意到，即使他们怀疑这种理论，也不能够怀疑情欲谢利叶结构所固有的节约和物质的改善。事实将证明，仅仅是这一种优越性，甚至在劳动引力和情欲和谐方面遭受失败的情况下，也会使收入增加一倍。文明制度的哪一种事业能够向那认为它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人提供这样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协作社实验甚至将吸引自己的反对者来作股东。

第三种手段是对学者的诱惑，即意想不到的和无限多的财富的诱惑。在新的制度下，他们能够靠出售自己的著作，靠数目巨大的统一奖金，最后，靠领导能够保障每个学者、艺术家或文学家过豪华生活的教学工作，来为自己创造这种无限多的财富。因为科学和艺术在劳动引力制度下将具有生产的意义，所以必须鼓励所有各族人民都来研究科学和艺术。而在第一代，教育事业所必不可少的学者和艺术活动家连千分之一也不到。因此，每个国家对于即使最不出名的学者和艺术家也会给予大量的金钱，以邀请他们来参加工作。现在蜷缩在都市的阁楼中的一切人，都将纷纷收到像阿尔塔克色克斯给希波克拉特^[7]的书简那样动人心弦的信件。

不管他们对这件事的愿望如何，我也并不打算指望这种远景能够使他们回心转意，虽说这种远景是由种种确凿的证据加以证实的。我晓得，集团不会放弃自己的谬见，而教化和理性的分配者，对那不是由他们自己所创立的并且使他们的自尊心受到威胁的任何教化，是最坚决反对的。他们将拿对待哥伦布和伽利略，以及不久前对待詹纳尔和富尔敦的态度来对待我。托马斯对他们曾作过十分精采的描写，他说过：“他们所宽恕的犯罪行为中最严重的一种犯罪行为，就是宣告新的真理这一罪行。”

另一方面，我晓得，任何惯例中都有例外。在巴黎四、五百位学者中间会找得出百分之一（四、五个）相当有远见的人。他们能像圣徒奥古斯丁那样采取种种有利于新设施的步骤，以及指出这种新设施所提供的达到财富和荣誉的途径。并不需要有几百个使徒来唤起人们对引力理论的信任，有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小核心，甚至只要有一个人就行了，假如他是一个极其杰出的人物的话。现在学者们所徒劳地追求的荣誉都将属于这个人所有。荣誉成了有益的派别的首脑，它将引导大家借助于一种轻而易举的手段来实现对知识界和社会的普遍改造。采取这种手段用不了两个月功夫，除了得到报酬之外，还会使各个股东的资本增加三倍。

某些抱着怀疑态度和有条件地成为这种事业的宣传者们所保险得到的那种荣誉，请求人们怀疑这种业已受到自己的同谋者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所怀疑的哲学，并来检验情欲引力理论和协作结构。这种荣誉，我可以说，是由于突然取得国王和各族人民对哲学深抱恶感的见解而产生的。为了要表示心愿，人们在期待着天才创造出某一种将实现雪丽娜只能空口许诺的事情的科学，创造出给予人民以真正幸福，而不是给予现代科学所赐给人民的那种贫困的科学。

对商业精神和哲学精神抱反感的国王和达官贵人们，将乐于接受这种揭穿哲学的种种错误（它曾把这些错误硬加在国王头上），揭穿哲学的蒙昧主义，揭穿它的因循保守和倒退的新学说。这种学说证明社会进步和诚实制度应该是在抗衡的条件下（如在货币制度方面所看到的那样），从特殊的政府管理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制度将代替为了渺茫的希望来推翻国家的举动，它只是在一个有一千八百居民、面积为一平方法里的小乡中来进行实验。

人们很快地就会承认，当本能激起人民卑视商业和欺骗，激起国王们轻视哲学家和他们那种不先在某一乡进行试验就普及于全国的新设施的不健康倾向的时候，本能是可以信赖的。人们将会承认，近代人绝不是由于滥用宗教而犯错误，而只是由于宗教精神的薄弱，由于对上帝的信仰和期望不够虔诚而趋于破产的。依照上帝的意向，只要人们讨论关于上帝掌管的事务和不采取为上帝所卑视的强制手段的问题，任何有系统的研究马上就会导致对引力的研究。

可见，作为新科学的传播者和新科学的复兴的领袖，需要有一个饱学的、具有充分观察力的人，以便评价自己同事们的这种愚蠢行为。在这些同事们面前虽然摆着四个未触动过的矿脉，却固执地垦殖不毛的原野。需要有一个人能够把他们从谬误中唤醒过来，使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而害羞，并完全附和他的见解。

最要紧的是，他在评价我的理论时，应该判断实质，而不应该判断形式。要考虑到，对主要的事物不要恭维，也不要让步。不要希望从那些专事阿谀奉承的人那里会得到什么新东西，那种人只不过是另一种诡辩家罢了。真正的发现者——牛顿、哥白尼、林奈、哥伦布、伽利略都曾公开地反对自己的那个时代，并给予种种谬误以迎头痛击。按照当时人们拿来责备培根的特点，便可以认识一个真正的发现者。这个特点表现在下面这种说法上：

“培根由于自己预言的天才成了十八世纪的人物；培根在自己的著作中发掘出真理的无尽宝藏，而他的错误就在于他作了太高的飞跃，他高高地在自己那个时代的人和物的上空飞翔着，以致于对当时的人和物都不曾发生任何的影响。”

培根的见解远远超过当时愚蠢的世人的浅薄见解，难道是他的不对吗？不是的，不公正的是他的同时代人。而我的同代人也是如此。

虽然如此，但是，我仍向他们贡献这个适合各种不同口胃的理论：

他们是不是希望真正作这种他们所吹嘘的最高度的飞跃呢？那么就让他们来建立发展序列的第三十三阶段C吧！他们希望只用龟步前进，想走半个世纪吗？那么就让他们来组织第二十四个阶段即文明制度的第四阶段，要达到这个阶段还可能会拖延五十年。在C这个序列中，他们有可能从顺序排列的、但在幸福上各不相同的十四个阶段中进行选择，其所依据的是上面提到过的财富累进表。至于这个一览表我又详细地将其应用到十四个社会发展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而关于这些阶段都具有进行选择的机会。关于这一点，应该记住，最高的和最幸福的阶段是最容易建立的。

为了正确判断社会世界命运所系的发现，我曾指出了应该遵循的途径。应该从事考虑的是实质，而不是严格的形式，不是那大声疾呼地反对我们的恶习的教会传道者们的那些形式，不是那揭发菲力普和喀提里纳^[8]的阴谋诡计的狄摩西尼^[9]之流和西塞罗之流所欣赏的那些形式。我也在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我不应该对四种虚伪的科学焚香膜拜，而是要揭发出这四种虚伪科学的种种谬误。

四种虚伪的科学的拥护者们的策略是爱斯科巴的策略：他们避免对事物的实质，即关于引力和关于上帝（是它使我们受到这种原动力的影响）的目的等问题进行任何的讨论。他们企图把引力置于可笑的境地。牛顿就足以洗雪当时的人对他的羞辱，只要向他们提出了下面的两个问题，就足以使他们狼狈不堪。

他们既然建议全面地研究科学领域，为什么竟把四种未触动过的科学、特别是把关于引力的科学（它的重要意义已被牛顿在物质部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置诸脑后呢？

他们既然担负起研究人、宇宙和上帝的任务，却为什么拒绝研究那作为上帝激发人和创造物的动力的情欲引力呢？

这两个问题便足以使那些黑暗势力分子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教化和博爱的最危险的敌人，莫过于是那些自吹自擂、仿佛是这两种东西的使徒的人。当自由只是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辈奉为自己泰斗的时候，劳动人民的奴隶地位还是原封不动。只是当基督教已十分强大，并且对这种奴隶地位展开猛烈攻击的时候，它才开始动摇。

在另外的许多情况下，当问题涉及到社会进步的时候，所谓教化之友们曾作了一些什么贡献呢？要是没有得到伊萨培拉神甫的庇护，哥伦布的远征就会遭到失败，而美洲的发现，也许会由于受挂着哲学家的招牌的聪明人的讥笑而推迟半个世纪。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在谤诽哥伦布时，都曾自命为理性的预言家，可是他们之中就没有一个人出来保卫过理性。

现在请他们牢牢记住他们十五世纪的同事们所受到的羞辱吧。这些酷评家们开头在糟蹋哥伦布时是很成功的，他们在全欧洲都给哥伦布扣上了幻想家和白痴的帽子，一直等到他的航行和他的归来才迫使他们哑口无言。由于黑暗势力的这种行径，热那亚曾失去了新世界的权标。那里的聪明人们因此得到了一顶米达斯的帽子①，并且受到了普遍的卑视。

①据希腊神话传说，古弗里吉亚国王米达斯因爱牧童的芦笛，而不愿弹阿波罗的琴弦。因此，阿波罗把他的耳朵变成了驴耳，尽管米达斯千方百计地想用帽子把这一个秘密掩盖起来，但是始终没有成功。——译注

这是对近代的酷评家们的一种警告。这些人挂着哲学家的招牌正在十九世纪重复着十五世纪的愚昧的行为。在情欲引力和协作结构的理论尚未通过仔细的研究和实验性的检查而受到应有的检验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枉费心机地诽谤这一理论。而实验性的检查现在已经粉碎并否决了在美国和英国所从事的有名无实的协作社的实验。这些协作社的邻居——文明人和野蛮人——都拒绝仿效他们，这便充分证明，为创办协作社，光靠僧院式的和杜撰的章程是不够的，而必需要有一种专门的新科学。这种科学具有数学般的准确性，能够显然符合任何性别、任何财产状况、任何社会地位和任何年龄的情欲，尤其是具有一种满足所有政党的要求的能力，它促使人们把他们的一切政治纠纷都当作幼稚的幻想，立刻忘记得千干净净。这些条件都将由经济的新世界严格地加以实现，而我在这部著作中提到的这些条件，可以作为它们能够实现的证明。

【注释】

[1]法国根据古代留传下来的风俗，年年在一月六日洗礼节时所烤制的一种专门的馅饼。——译注

[2]爱斯考巴尔（1589—1669年），西班牙耶稣会教徒，曾坚持动机纯洁能证明任何行动正确的论点。——译注

[3]此处的正文为俄译本所略去。——译注

[4]此处的正文为俄译本所略去。——译注

[5]此处的正文为俄译本所略去。——译注

[6]此处的正文为俄译本所略去。——译注

[7]阿尔塔克色克斯（纪元前465—424年），波斯国王，他由于军队中发生瘟疫而去求助希波克拉特，送给了他许多贵重的礼物。——译注

[8]喀提里纳（纪元前108—62年），古罗马政治活动家。——译注

[9]狄摩西尼（纪元前384—322年），雅典的著名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