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二手车排放

　　人为排放以二氧化碳为主体的温室气体是造成全球极端气候变化的主因,人类需要共同行动控制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这已成为全球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各界的共识。我国已经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我国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地方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已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并作为约束性的指标。在此背景下,对上海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探讨实现上海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路和开展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路径设计,无疑是一项必要而又重要的研究课题。本章节对全文各章节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汇总各章节的研究观点、结论与所提建议,具体如下:

　　第一,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型是顺应当代发展潮流的必然趋势。上海作为国内经济发展的龙头,其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思路应该分为两个层面思考。一个层面是在国家和上海确定“十二五”规划中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约束性目标条件下,如何结合上海“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实现“十二五”规划的碳减排目标并为2020年的碳减排行动目标的最终实现奠定良好的基础。该层面的内容就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工业行业节能减排、交通运输与建筑行业的节能减排、开展循环经济和增强碳汇、倡导居民低碳生活与消费方式等实现上海经济自身的碳减排目标。另一个层面是,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龙头和中心,以及国际化的大都市,不仅仅是完成自身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实现碳减排的目标,而且需要服务全国经济并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由此获得优势地位。该层面的内容包括低碳技术的创新与研究、低碳产业体系的建设与发展,以及服务于国际国内的碳交易与碳金融市场的体系建设与发展,由此形成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新格局中上海获得更具有竞争优势的地位,实现上海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

　　第二,根据研究测算,上海在2005年的碳排放强度为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排放2.24吨二氧化碳,该指标可作为上海市根据中国政府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行动目标,确定上海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行动目标的参照依据和标准。按照上海发展的技术进步与经济趋势进行情景模拟分析,确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50%,这一目标是很有可能实现的,但是仅就在“十五”时期至2009年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以及能源效率的提高程度而言,测算得到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2005年相比较,其年下降率转化的总降低率为34.1%,无法实现在2020年中国政府承诺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下限目标,说明上海控制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任务目标并不是很容易完成。就上海而言,需要围绕确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50%的目标,将节能减排的系列政策和当前发展低碳经济和控制碳排放政策进行整合和梳理,把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约束指标和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系列指标,以及相关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与政策有机整合,形成一个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资源、能源和环境支撑系统,形成合力发挥系统的作用,最终实现上海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行动目标。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发挥巨大的集聚和辐射力的同时,建立和全国其他具有局域影响的良好区域合作机制,将有利于提高能源的整体利用效率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需要梳理目前制约和限制现代第三产业加快发展的各种因素和各项政策,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总体上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其高端现代服务业依然是需要进一步大力发展。上海已举办世博会,世博会展运用了大量的低碳技术和节能技术,应尽快将这些技术转化、推广运用到上海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三,低碳产业主要包括清洁能源产业、节能产业、减排产业、低碳服务产业四大类产业。低碳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是要形成低碳产业创新系统。从低碳产业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来看,主要包括低碳产业创新主体、低碳产业创新资源和低碳产业创新环境三个部分。从结构模型上看,低碳产业的创新系统包括了技术系统、制度系统、组织系统和评价系统,上述系统的综合构成创新系统的综合竞争力。创新系统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创新系统的运行机制,包括动力机制、保障机制和导向机制,结构模型加上运行机制,最终形成创新系统的功能作用。

　　低碳产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低碳产业群的发展。低碳经济在本质上是与中国正在推行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道路相一致的,它将从根本上、全局上长期影响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地方产业集群。其中一批低碳产业集群将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组织载体。低碳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力由根本动力、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所组成,这些动力因素构成了一个系统。低碳产业集群形成的内部动力是构建低碳产业集群的关键,包括:一是政府的政策、制度创新;二是低碳技术的创新,辅之以公众的参与机制,这些形成了低碳产业集群的主要推动力量。我国低碳产业集群发展的思路应该为:以根本动力为导向,以内部动力为主导,以外部动力为辅助,重点做好集群政策、制度的创新和低碳技术的创新,以调节和优化低碳产业集群的动力系统,提高我国低碳产业集群的持续竞争优势。要立足产业发展和经济规律,提高动力机制各要素的积极性,多方努力,共同配合,才能推动低碳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

　　第四,上海产业结构逐步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产业结构的优化成为上海节能减排的关键。上海的战略目标和上海在全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上海城市转型的方向是成为服务型城市。发展现代服务业将是促进上海经济增长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在后世博时代,上海要建立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现代产业结构,使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到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生产性产业中去,并提升产业能级和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实现上海经济的服务化。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模式,产业升级也是经济运行的高端要求,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资源环境约束下尤为重要。从循环经济与产业升级的互动载体看,需要三种载体互动,即要依靠微观主体——各类企业和居民、中观主体——产业承载体、宏观主体——政府与社会层面,其中最核心的应是产业载体。同时,产业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组织形式,无论在空间与制度层次上都要适应社会面,即要依托循环型系统达到产业效益最大化。从循环经济与产业升级的互动平台来看,产业升级有赖于循环经济支撑。产业升级需要循环经济系统给予支撑,循环经济发展同时要依托产业提升。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企业节能减排。

　　第五,通过对上海工业部门的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显示碳排放规模与劳均产出之间呈现出N形曲线关系,目前正处于N形曲线的第三阶段,表明目前碳排放规模正随着劳均产出的增加而增加,即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碳排放的绝对数量也在随之提高。投资规模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研发强度和能源效率对碳排放规模则具有显著的限制效应。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煤炭消费比重(自然对数)每增加1%,可以使碳排放总量(自然对数)分别增加约0.1%和0.2%;科技支出占工业产值比重和单位能源消费工业产值(自然对数)每增加1%,可以使碳排放总量(自然对数)分别减少约0.08%和0.68%,说明能源效率较研发强度对碳排放强度的控制效果更加明显,这主要是由于企业研发强度研发活动并非均针对节能减排而开展,而能源效率的提高显然可以更加直接地减少碳排放。政策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府的节能减排政策导向和相关措施对于抑制碳排放规模是明显有效的。

　　碳排放强度与劳均产出之间呈现出倒N形曲线关系,目前正处于倒N形曲线的第三阶段,表明碳排放强度随劳均产出的增加而呈现出下降趋势,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减少单位产出的碳排放水平。科技支出占工业产值比重和单位能源消费工业产值(自然对数)每增加1%,可以使碳排放强度(自然对数)分别减少约0.09%和1.07%,这一结果也说明通过技术手段对碳排放强度的控制较对碳排放规模的控制更加有效;煤炭消费比重(自然对数)每增加1%,可以使碳排放强度(自然对数)增加约0.22%, 2006~2008年的政府政策效应使碳排放强度降低了约0.15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投资规模对碳排放规模和碳排放强度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影响效果,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每增加1%,可使碳排放规模(自然对数)增加约0.1%,但同时也使碳排放强度(自然对数)降低约0.04%。

　　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并非必然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常规的倒U形EKC过程,CKC可能会表现得更为复杂,与其他污染物排放相比,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更需要依靠人为的干预和控制,政府积极作为,使CKC的形状变得更加可控。

　　我国及上海在短期内直接对碳排放的绝对规模进行控制和削弱并不是特别现实,本研究也得出了碳排放强度较碳排放规模更易于被控制和调整的结论,因此,努力降低碳排放强度才堪称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双重目标的明智之举,而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相同碳排放水平下的产出规模增加则可以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一种可选的途径。

　　各工业行业的碳排放规模和强度不尽相同,相应的减排政策和措施也应该区别对待。通过对工业部门内部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升级,对高排放组的六大工业行业,尤其是黑色金属行业的能耗和排放水平进行限制,同时鼓励皮革毛皮制品业、家具制造等低排放行业的发展,对于缓解上海市的节能减排压力无疑将起到比较显著的作用。

　　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说明碳减排政策是有为的。从我们的分析结果来看,能源效率对于控制碳排放最为有效,而能源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水平的发展和提高,发展低碳经济离不开低碳技术等相关科学技术的支持。上海还有待于依靠政策引导来鼓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多使用先进的节能设备,来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在能源刚性需求难以降低的背景下,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调整对于工业碳减排、特别是绝对量的减排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发展构建多样、安全、清洁、高效的能源供应和消费体系,推进风能、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的应用和普及,以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目标。

　　第六,2008年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能耗约2 529万吨标准煤,约占全社会年度总能耗的24.5%。2007年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4 491万吨,占上海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18.77%。发展低碳经济和建设低碳城市,构建低碳城市交通模式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将低碳交通理念注入城市交通的规划与发展之中,提升交通部门的能源利用水平,减少城市交通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在城市交通快速发展的同时,降低交通部门的排放水平。低碳交通是根据各种运输方式的现代技术经济特征,采用系统调节和创新应用绿色技术等手段,实现单种运输方式效率提升、交通运输结构优化、交通需求有效调控、交通运输组织管理创新等目标,最终实现交通领域的全周期全产业链的低碳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

　　上海建筑使用阶段能源消费增长的幅度已经超过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幅度。建筑能源消费占全市能源消费的比重在2007年达到16.12%。在建筑节能领域,第一要研究气候变化对建筑环境和建筑能耗的影响。第二要研究极端性气候对民生和建筑能耗的影响。在低碳城市建设中,对公共建筑开展核查和验证、能源规划、BOO管理、碳服务(CSCO)和合同碳管理(CCM)等能源管理,在城市的建筑区域做好能源规划,通过产业政策、建筑低碳化和人文和谐理论的传播等发展低碳建筑的导向目标,是低碳城市建筑的途径。具体在建筑规划设计时融入低碳理念,在建筑设计中就整个设计、建造、使用与废弃环节都要考虑到低能耗、低污染与低排放。在考虑建筑的耐久性设计的同时兼顾建筑的易拆除设计、节约资源设计和可再生能源利用设计。这些做法将有助于上海低碳经济目标的实现。

　　第七,在增强碳汇方面,截至2009年,上海市城市绿地面积达到11.69万公顷,绿化覆盖率达到38.1%,上海森林碳汇为0.65吨碳当量/公顷,森林碳汇总量为7.6万吨。上海市的农田碳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田作物的碳汇,二是农田土壤的碳汇。2009年,上海耕地面积为20.23万公顷,农田作物的碳汇为130.94万吨碳当量,每公顷为6.44吨碳当量。农田土壤的碳汇为1吨碳当量/公顷,农田土壤碳汇总量为20.33万吨碳当量。上海湿地的总面积为3 197平方公里,上海湿地碳汇为2.5吨碳当量/公顷,湿地的碳汇总量为79.92万吨。上述森林、农田、湿地三项合计的碳汇总量为238.8万吨碳当量,约占2.3%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削减量,增强森林、农田、湿地碳汇对与上海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八,制度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因素。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的关键点在于政府和企业以及金融领域的制度创新。在政府环节,包括产业发展政策导向机制、财政税收激励机制、能源技术创新机制、社会废物的处理机制、环境监测机制、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诱导机制等在内的政府支撑体系,以及包括碳交易与碳金融市场、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在内的碳金融体系的制度创新,这是构成低碳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保障与前提基础。企业转型于低碳经济的技术与管理制度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内在动力,抓住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梳理低碳经济战略投资机会、争取政府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扶植、构建低碳技术创新的联盟平台是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途径。

　　第九,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合作途径主要可以概括为加强科技合作、发展CDM机制和推进商业活动三大方面。国际合作的博弈模型即对目前及未来世界各国面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和国际合作状态的一种抽象描述。该模型证明了目前《京都议定书》的参与国与缔约国之间的博弈是一种合作博弈,在这种合作博弈中,由欧盟、美国、中国、其他国家等形成的联盟中的现行利益分配不会被优超,但是该利益分配是不稳定的。同时《京都议定书》协议联盟是一种本质联盟,意味着组成联盟比不联盟要好。模型的结果意味着这样的环境联盟需要继续存在,但是这种利益分配格局需要继续调整。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城市间的国际合作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建立一种全球性的协调机制,通过加强城市间的合作,已成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个必选途径。全世界面临的问题不是缺乏技术,而是缺乏实现现有技术的传播和转让的有效机制。能力建设、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机制、适宜的政策环境、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和国际技术合作机制四个因素是可使技术转让更加有效的决定性因素;针对低碳技术转让所存在的问题,评估城市低碳技术的需求、建立城市低碳技术信息共享网络平台、试点和示范项目是科技信息传播的有效方法、开展低碳技术的合作开发、发挥城市政府的关键作用、建立城市间技术转让合作基金等,是促进城市间低碳技术转让的有效对策。

　　第十,倡导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个社会与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所提倡低碳生活与消费方式,其实质是指在不降低生活质量的前提下,过着一种物质上适度消费而不浪费,精神上丰富充实、心灵自由安宁的生活,人们所提倡低碳生活与消费方式的主要内容,就是节电、节油、节气、节水、节物,以及从事绿化植树等增加碳汇等方面的系列活动。

　　就上海而言,在居民家庭电器使用的节电方面,根据估算结果,可以大致了解到家庭用电时的待机耗电为运行耗电的10%左右。就上海而言,2008年上海的生活用电量为146.55亿度,如果待机耗电为工作耗电的10%估算,那么降低待机耗电一半的情况,整个上海可以节约用电7亿度左右。在推广使用节能灯方面,2005~2009年之间,随着节能灯推广普及,节能灯使用率的节能弹性为1.76,即节能灯使用率每提高1%,上海居民的生活照明用电量将降低1.76%。居民随手关灯比率的节能弹性为5.28,即居民随手关灯比率每提高1%,上海居民的生活照明用电量将降低5.28%。

　　在节水方面,用户的节水设备使用率每提高1%,户均节水量将增加0.59立方米。由此可以粗略估算出在2009年因节水设备使用率达到29.6%,与不使用节水设备相比较,节水量为3.12亿立方米,将减少耗电量0.72亿千瓦时电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

　　在食物消费方面,实行合理的营养膳食结构,根据2009年的情况估算,可减少畜禽肉消费总量将达到5.7万吨,相当于减少7.87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外出就餐的剩余食物打包,按照2009年的节约状况估算,因上海市居民节约指数的提高,使得餐厨垃圾少产生496吨,同时减少餐厨垃圾处理所消耗的能源。

　　在衣物消费与处理方面,对于过时衣物,如果上海居民通过捐赠,可以将替代其他人少购置服装的总量达到1.05亿件,可节能约 26.4万吨标准煤,相应减排二氧化碳64.5万吨。

　　在生活垃圾的处理上,在居民家庭前端进行垃圾分类处理,可以减少75%的清运量。这相当于节约运输成本21元/吨左右。另外垃圾分类处理,可以增加堆肥的质量,降低堆肥的运行费用;增加焚烧和堆肥的垃圾处理比例,减少垃圾填埋的比例,可以延长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寿命;在垃圾形成的前端减少生活垃圾的外运量,可以节约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的成本。

　　因此,通过倡导居民的低碳生活与消费方式,形成社会普遍的低碳生活与消费方式,对于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国家和市政府所确立的碳减排目标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对于促进居民自身的健康生活是有裨益的。

　　总之,上海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长期努力,从立足上海自身和置身于国际国内的竞争平台两个层面,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在完成“十二五”时期的目标同时,为实现2020年碳减排的行动目标而奠定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