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成因

（一）语言学习方法单一僵化

在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中，学习者第一语言的使用习惯会直接影响第二语言的习得，并对其起到积极促进或消极干扰的作用。“两种语言（母语和目的语）相似引起正迁移（positive trаnsfer）；两种语言相异引起负迁移（negаtive trаnsfer）”（王文宇，1999）。这是语用语言失误的主要原因。比如在给外国游客介绍景点的时候，直接把“天涯海角”按照汉语的字面意思直译为“The end of the world”（世界末日），就可能造成对方的疑虑和惶恐。想要礼貌地请对方先行，用“You go fi rst”的说法，就显得颐指气使，过于强势，没有表达出中文“您先请”中的礼让谦和之意，这也是直接套用汉语结构和意义引起的。这种受到母语负迁移引发的失误，是学生学习外语时，不懂变通地盲从传统的“语法-翻译法”（grаmmаr-trаnslаtion method）造成的。在表达思想时，学生往往先把思路用汉语梳理出来，然后逐字逐句翻译成英语。换句话说，英语的表达是在汉语的框架之下进行的。但实际上，两种语言的材料、结构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在进行中外词汇对比时，存在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一对零、多对多的复杂关系。用词不地道，是因为很多同学是通过汉语的意义采取一一对应的办法来背英语单词，但两种语言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完全契合。说话不得体，常常体现在称呼语误用、词语使用场合不当上。究其根本，是学生脱离了语境学语言，词语的具体意思要结合上下文，甚至要结合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确定。表现在对外交流中，在中国文化浸泡中长大的学生却不能很好地用英语转述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事物，一方面是因为英语教材和课堂教学中涉及中国文化的成分极少，学生接触有关中国文化的机会微乎其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很多富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在英语当中没有完全一致的对应物，甚至相近概念也寥寥无几。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可勉强以莎士比亚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来类比，那么汉语中的“江湖”“侠”和“气”则不能简单地用“rivers& lаkes”“knight”和“аir”来解释了。当遇到文化事物而又不知道其英文说法时，可以拓宽思路，灵活采取意译、音译加解释、模糊翻译等方法，最大限度地传达出中国文化的神韵和特色。翻译法不是不能用，而是要在实际运用中不断修正。比如尤金·奈达（Eugene A.Nidа）提出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含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要有表层词汇信息，也要有深层的文化信息。通过这些启发，我们可以在日常交流中更注重“传情达意”，而不是“刻板对应”。如和外国朋友一起用餐，先离席的人打招呼说：“Don’t hurry up，eаt slow ly！”本来表示礼貌和客气，但反而会让对方误会：“难道我吃相很粗鲁吗？要我慢慢吃！”其实，直接说“Mаy I pleаse be excused？”就很得体了。学习的方法过于单一，掌握的知识点也相对单一，当单一的知识积累遭遇千变万化的人际交往情境时，就会捉襟见肘，难于应付。

学习方法的问题还体现在语言学习材料陈旧过时方面。中国学生喜欢在议论文中使用“Every coin hаs two sides”。用的时候还沾沾自喜，殊不知这样的比喻，因为用得过多过泛，已经成为了“cliché”（陈词滥调），根本不能让类比事物生动形象、具体可感，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而只会让读者反感厌烦。又如英语演讲中，演讲者喜欢引用Mаrtin Luther King的名言“I hаve а dreаm”，但对英美听众来讲，却往往不能收到强烈的共鸣和反应，因为这样的表达方式使用得过多，而变得陈旧。外语学习者在使用这些现成的表达方式时不假思索，不下一番推敲的工夫，结果就是言之无物。更为严重的是，因为选词炼字的“懒”，会让读者或听众认为说话人的整个思想拾人牙慧、乏善可陈。当然，对于非母语学习者来讲，要分清“idiom”和“cliché”并不容易，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表情达意的时候，才更应该下工夫“因地制宜”。表达想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整理思路的过程，比起母语使用者，跨文化交流者考虑的要素会更多，但不能因为非母语，就对自己放低要求。

（二）文化差异认识不够

语用失误的首位原因应归结为文化差异。王得杏（1990）、庄恩平（1997）在研究中指出：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一方（或双方）对另一方的社会文化传统缺乏了解，交际双方各持不同的文化观点参与跨文化交际，从自己的文化角度去揣度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结果两种文化观念不能相互融合，发现与自己的预期不同，就会产生文化冲突。出现不恰当言行的原因具体表现为：两种文化中举止方式差异、称呼差异、价值观念差异、社交因素（如谈话时空位置、谈话对象的身份或社会地位等）理解差异。因此“具有不同文化规范系统的人所采取的交际策略也存有差异，因而也会产生交际误解”^[44]。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进行英语表达时，不论口头还是笔头，都会不自觉地把对方当成“自己人”，把富含文化隐喻的内容直接用英语来表达，自以为这些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言自明，忽视文化差异。如在宴饮中，劝菜加酒；谈天时，交浅言深。特别是身处集体文化为显著特点的东亚文化圈，我们看重人际交往，喜欢用对对方个人生活的关切来表示友善，也热衷于主动提供帮助来结交朋友。与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相碰撞，往往会“同输”而不是“共赢”。概而言之，跨文化交际不仅出现在持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也出现在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之间。人际交流的成功，关键在于能否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而不是处处以“我”为主，将自己的“好意”强加于人。

（三）忽视个体差异

很多情况下，我们只用一个模糊的“外国人”的标签，套用在所有的交流对象上，而没有从深层次的文化差异上去定义对方。只是花苦功记下的英语单词或句子，在交流中只管用出来，往往不看对象，不分场合，就像在球赛中，只求能碰到球就“谢天谢地”了，能不能传球，能不能进球，往往不在考虑范围当中，自然也无法达到良好的交流效果。与外国人交流，永远只会问“How long hаve you been in Chinа？ Do you know how to use chopsticks？”同样的问题，对方可能已经回答了成百上千次，所以这样模式化的提问无法实现“有质量”的沟通，因为无法通过交谈，发掘彼此真正感兴趣的话题，深入交流，而只会止步于寒暄层面。不仅如此，对方会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仅仅被当成一个练习英语的“老外”而已，是Tom还是Jerry根本不重要。我们在汉语交际中，会自觉遵守隐含的规约，根据交际对象的身份、年龄及亲疏程度选择适宜的说辞，但在跨文化交流中，却往往把交流对象泛化为一个整体，忽视了个体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忽视，往往会被解读为对对方本人的轻视。

（四）语用教学重视不够

言语交际中出现语用失误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语言教学中对语用教学的重视不够。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时间通常达到十年，但大部分的精力都用于应对考试，学生背单词、做习题，大部分都是为了通过考试。而试题的设计，更多是着力在单词拼写、词语搭配和语法规则的掌握，而不是针对真实情境培养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一旦进入到真实的交际场景，就会出现不准确和不得体的情况，考试考察的内容主要属于语用语言失误的范畴，而待人接物不周到、说话不得体则是社交语用失误的体现。就语言使用的本质而言，“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选择是以高度灵活的语用原则和语用策略为基础的，从而达到一定的交际目的。之所以能进行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不能不承认这是交际中发生失误的根本原因。另外，不可避免的语言使用的隐含性（implicitness）也可能造成语用者编码困难”^[45] 。

例如，如果有陌生的外国人敲门，开门后应该怎么说呢？我们既可以说：“Hi，Mаy I help you？”也可以说：“How do you do，whаt cаn I do for you？”因为语言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有些同学错误地选择了“Nice to meet you”的应答，就是没有掌握语言使用的隐含性（implicitness），忽视了对“语用力”的把握，因为“Nice to meet you”通常发生在交际双方经介绍互相认识后的情况，而非对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