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教育事业发展中不均衡

学以致用，报效桑梓_为《县域教育均衡发展研究》序_县域教育均衡发展

学以致用，报效桑梓——为《县域教育均衡发展研究》序

严格地讲，均衡发展本应该是我们兴办社会主义一切事业从一开始就必须严格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我们经常无可奈何地看到的客观事实往往是，许多领域无论是经济建设领域还是其他社会领域都存在着不均衡的状态，有的甚至处于非常严重的失衡之中。从表现上看，不均衡就是:该轻的未轻，该重的未重;不该多的多了，不该少的少了。从成因上分析，不公平产生不均衡，不均衡加剧不公平。两者互为因果，彼此推波助澜。久而久之，便变得纠缠不清。从结果上看，不公平必然不均衡，不均衡就会不稳定，不稳定就难以可持续，不可持续则意味着山穷水尽。凡事一旦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接踵而至的便只有改革创新了。倘若再要硬撑下去，恐怕会有很多麻烦。

有位在某地级市从事经济管理的官员朋友告诉我:近年来，通过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确是深刻体会到了本市经济建设均衡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我搞不懂他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官话，因为这个道理就像我们每天炒菜必须加油加盐一样，属于很简单的常识性的东西。作为老资格的地方政府领导人，且不说我们同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听老师讲过了“统筹兼顾”这一课，多年来在经济工作中经常发生的深刻教训，也该让人弄明白了毛泽东当年就曾教导过的“平衡、协调、健康、持续”发展的真正意义了。当然，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的发展进程包括某些制度作用的结果，之所以慢慢地变得不尽如人意甚至形成一种南辕北辙的局面，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哪个年代、哪届领导、哪位责任人的错误，而应该看成是一定时代条件下各种历史的与现实的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所产生的综合反应。

不管怎么讲，县域教育事业发展中不均衡的问题真是到了必须引起决策层高度重视并加以切实解决的时候了。比如，我在基层担任“七品芝麻官”那会儿，就觉得“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政策很不合理，并认定它就是导致县域教育不均衡、不公平状态的“罪魁祸首”。所谓“分级办学、分级管理”，说穿了就是在财政“分灶吃饭”的前提下，“谁办学谁掏钱”，也叫“自己的孩子自己抱”。城市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小，学校是国家财政办的，孩子上学由国家埋单;县域的社会基础是广大农村，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大多半，农村的学校却是农村集资盖的，孩子上学由农民自费。这种经费投入体制的结果必然是:城市教育事业在高歌猛进中迅速发展，县域农村的教育事业却在艰苦卓绝中日趋滞后，两者形成严重不均衡甚至天壤之别。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颁布的《教育法》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仍然没有对“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制度做出根本改变，只是将已明显处于穷途末路的农村基础教育明确规定为“以县为主”。但是，凡在县(市、区)基层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实行“分税制”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广大中西部地区县域政府的“日子”过得都十分窘迫，勉强地维持着一种“吃饭财政”的水平。这种财政投入体制不彻底调整与改革，县域教育事业发展的均衡性与公平性都不可能有保障。

再举一个例子。当前县域教育事业不仅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脱节，而且教育内部的各个链条在运行中也相互脱节。你可以随意抽样调查一下，几乎所有的家长送孩子读书的目标都是今后能够考上一所好大学，最好都能进北大、清华。县域政府“勒紧裤带”办教育，也是希望在一年一度的高考中本县能够有一个较高水平的升学率。因此，在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县域中，就算再穷再差，都会咬紧牙关建设一所很好的中学。但是，千军万马拥挤在“独木桥”上，最后能冲刺成功进入大学深造的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青年还得要回到农村或走向城镇谋生就业。在事实面前，许多县域政府仍然“痴心不改”，把教育事业的重点一如既往地放在为少数“精英分子”服务的应试教育上，而为多数普通青年提供专业劳动技能的职业教育却一直处在被漠视的状态。(www.guayunfan.com)

按理说，有钱的尽管只有少数人，然而他们要求自己的子弟能够享受较高质量和优越条件的教育，本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同时，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子女希望通过良好的中学阶段的教育挤进北大、清华，也符合望子成龙的传统理念。但我想，作为政府的责任来说，教育事业发展更为核心的思想原则与更为关键的政策措施，不是去研究如何努力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不同教育层次的需要，而是要研究如何努力追求教育的公平性与均衡性，通过发展公平与均衡的教育事业，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能尽量沐浴到基本公共服务的灿烂阳光。

我之所以说教育公平比教育均衡重要，不是从教育学的角度讲的，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讲的。因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公平教育的机会，尤其是义务教育的机会，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人平等的起点。没有教育公平就实现不了社会的公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因教育不公被剥夺了学有所教的平等权利，那么，他后来就很难再有什么机会平等和收入公平可言。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人们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能力的最主要手段。一般情况下，其受教育的程度构成了他在日后劳动力市场中收益和绩效的幅度。同时，收入差距的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上的机会不平等。而且，收入较高居民的后代所获得的教育水平一般会高于收入水平较低居民的后代所获得的教育水平，从而产生出类似于遗传性的代际效应，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随着子子孙孙永远继续扩大下去。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代代打地洞”法则。因此，实现教育公平，让人民“学有所教”，实在是社会建设中维护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素质、防止贫富悬殊的最重大、最根本的民生问题。

必须承认，一切社会公平从来都是相对的。我们过去总是习惯于追求“结果公平”，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往往是“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差距反而越来越大。实践证明，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追求结果公平的做法，去努力追求程序公平、机会公平和起点公平。程序的公平靠法律，机会的公平靠制度，而起点的公平则主要靠教育。人们常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意思就是要保证孩子接受公平教育的机会。顺这个方向回过头来深思，县域教育事业公平与均衡发展虽然道理简单，然而真的特别重要。

潘红波同志虽然很年轻，但早就不是一个从校门到校门的“三门生”了。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他已从事过多年的基础教育理论研究，并且在河南省息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的岗位上开展县域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的探索与实验。当年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时，他不仅对基础教育领域许多情况十分熟悉，而且谈论之间显得非常专业老道，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博士论文选题确定之后，他除了广泛阅读有关理论著作之外，还充分利用在教育局工作的优势，以息县为“麻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与实证解剖，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实，这也正是秉承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优良的学风传统。

根据红波同志的判断分析，当前，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县城教育中，除了义务教育城乡和校际之间发展失衡之外，县域学前教育、高中教育与义务教育的衔接失衡、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比例失衡、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的发展失衡等现象都十分突出。因此，作为县级政府，如何有效选择符合本县域实际的教育治理范式，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制定科学的教育发展策略，努力促进县域教育事业均衡、全面、协调发展，以具体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更好地服务于全县人民，已经成为了一个不能回避、不容拖延而必须尽快妥善处理的现实难题。

博士阶段的学习，动机与目的不仅仅是追求属于个人拥有的一纸文凭，更主要的是为解决现实矛盾问题以造福于社会。古人谓此为“欲用先学，学以致用”。红波同志就是带着这种强烈的责任心与使命感来攻读博士学位的。就像他在论文中写到的那样:“县域教育如何发展，县域教育服务如何开展，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县域教育，如何促进县域教育发展均衡，是让我久久萦怀，深思不尽的问题，更觉得是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三年来，他一直在潜心钻研教育均衡的相关理论，深入解读国家教育的相关政策，紧密结合中西部县域的具体实际，就县域教育事业如何有效实现均衡发展的政策性措施与可行性路径，进行了大胆而缜密的探讨，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思想见解与实践建议。这本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比较好的著作，既是他汇报给学校和老师的三年学习的具体成果，更是他日后为家乡教育事业均衡发展贡献力量的行动大纲。我希望红波同志与他的同事一道，与时俱进，不断创造出更新更好的工作业绩!

是为序。

二○一○年十月六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