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样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_创造教育新论

中国怎样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_创造教育新论

中国怎样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近年来，关于如何创办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已经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不仅国家教育领导部门十分重视，而且各有关重点大学也十分关心，颇有跃跃欲试的架势。此外，社会各方面也在广泛地谈论这个问题。这说明我国创办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是我国“教育立国”的战略重点，它不仅关系到我国目前的现代化建设，而且对于我国子孙后代的智力开发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但是，要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既要解放思想，又必须树立一个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要敢于讲真话，杜绝空喊口号的浮躁作风。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量力而行，借鉴国外名牌大学的办学经验。

俗话说：爱之深，责之严。由于我十分热爱教育，所以我就本着这个出发点，讲一讲我对于这个问题的肺腑之言。我相信，具有与我相同观点的同仁肯定不少，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愿意讲出自己的看法。我不揣陋见，抛砖引玉，以就教于教育界的同仁。

我们应当看到，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同步的，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也是不相适应的。因此，我国经济的发展急迫地呼唤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的顶尖人才。但是非常遗憾，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而且离这一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虽然我们最终能够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但是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办学体制，不排除我们前进中的障碍，不作出巨大的努力，那将是很困难的。(www.guayunfan.com)

那么，我们离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的目标还有多远呢？依我看，至少还要20—30年的时间。这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的：一是受制于人才成长的周期。古谚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说明人才成长周期是比较长的。一般来说，一代人才的成长从大学毕业后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两代人才的身上。创办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归根结底是要依靠世界一流的人才，虽然不能说目前的学校培养不出来世界一流的人才，但是我们必须主要着眼于未来，这是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造成的。二是由于经济基础决定的。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教育的发展要受其经济基础制约，按照我国目前这样办重点大学的投资比例，对于要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所以，必须等到我国经济足够发达时，才能对办重点大学给予巨额的投入，这也是由教育与经济基础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规律决定的。三是与国外著名大学相比，我们的差距实在是很大。据2002年的资料，目前在世界100所著名大学中，祖国大陆至今尚无一所，排在200～300名之间的也只有一所。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进入前50强，至少也要进入前100名之内，否则就不能说我们建成了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什么是影响我们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的障碍呢？从历史上说，1952年向前苏联学习，兴师动众地进行院校调整，形成了文理综合大学和单一的工科学院的局面，对学科建设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其不良影响是长远的。在解放以后的几十年的时间内。“左”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既打击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又破坏了科学的学风，造成了人才的青黄不接，使得我国学术水平与世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而且一种坏的风气一旦形成，其影响也是深远的，要清除这些历史的沉淀，也绝非一日之功，且不可小看了这些消极东西的影响。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影响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的现实因素，它与历史的影响相比，起着更直接的作用。什么是阻碍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的原因呢？有人认为，主要是教育资源不足，例如经费、人才、设备，等等。当然，这些只是表面上的原因，但是依我看，主要是以下三大问题：

首先，在重点大学的布局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总的来说，我国目前布局的重点大学太多了，这是不符合我国的国情的。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很显然，这是平均主义造成的。仅从两次审定和公布的重点大学名单来看，就很明显地反映出了这种平均主义的思想。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会议的文件中提出了要办好一批重点大学。我是那次会议领导小组的成员，参加了那次重点大学的排名工作。在讨论中，一直争论不休：只抓教育部直属大学，其他部委所属学校有意见；只排综合大学，工科大学不同意；只管中央部委的大学，省属大学提意见。于是，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不得不搞平均主义，弄了一个87所重点大学的大名单。最后，甚至把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也列进去了，因为那是毛泽东主席肯定了的，不列为重点来抓，就是政治方向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排名重点大学的干扰因素太多了，如政治、人际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内地与边缘地区关系，等等。所以，还是平均主义省事，既平服了各方面的关系，又落得大家欢喜的局面。但是，这样做就是放弃了办重点大学的标准，分散了力量，最后是重点不重，谁也成不了重点。当然，那个计划最后成了一纸空文，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又提出了一个“211工程”计划，即21世纪办好100所重点大学。后来，由于怕浮夸之嫌，又改口为21世纪重点办好100所大学。其实，不管是哪一种提法，实质是一回事。姑且不谈这个计划评审程序繁多，从申报到批准要耗费数年的时间，接待和应酬评审也需要花费不少的经费，就是最后拨给重点大学“或重点项目”的经费也是不多的。据说，最多的一两所学校也只能得到一两亿元的资助，最少的仅能得到几百万元的经费补助。当然，对于学校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来说，给一些补助总是好的，可以缓解经费困难。但是，像这样兴师动众地搞一个国家工程，未免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名不副实。按照这种做法，要建设我国的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为什么会形成100所重点大学呢？原倡导者的初衷我不知道，除了数字上的巧合以外，恐怕还是平均主义造成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制定计划，下面争计划，所谓“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就是计划经济下一些人的思维方法。同样地，国家制定办重点大学的计划，各有关学校就要到处游说，积极争取，他们的主管部门也要帮助说话，于是就会出现“千军万马争重点”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又不得不照顾各种关系，最后还是一个“大口袋”。说实在的，这种办重点大学的做法，还是计划经济的老办法。平心而论，依据我国的人力、财力、物力，我们是没有条件同时办好100所重点大学的。古谚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如果把这话用在办重点大学上，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说：饿死十子（子与指为谐音），不如确保一子呢？因此，在建设重点大学上，宁肯少一点，但力求办得好一点，上得快一点。

类似于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在分配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科学研究计划等方面，都普遍存在。在2000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一位委员发言时指出，教育部门是全国最保守的一条战线了。这个评价是一针见血的，也是中肯的。但是可惜的是，他的呼吁未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亦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改革措施，使得我国教育工作基本上仍然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机制进行的。有人说，美国的文化基础是平等主义，而我认为中国的文化基础是平均主义，虽然两种文化基础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却反映了两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机制。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转变观念，改革大一统的教育体制，我们的大学就没有竞争的活力，最优秀的人才和最好的科研成果恐怕也难于涌现出来。当然，要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也是难于实现的。

其次，在重点大学的功能和质量评估上存在严重的功利主义。重点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对于这个问题，好像是应该明白的，但是并不是每个重点大学都明白，于是做了许多不是重点大学应当做的事。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目前我国大学功能没有准确定位，现在的情况是：成人教育非成人，职业教育无职业，函授教育全日上课，重点大学不务正业等。这种混乱的情况是如何造成的呢？虽然本单位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主要的还是教育主管部门没有给各类学校的功能定位，也没有进行必要的督促和检查。

现在，每个重点大学都设有成人教育学院，其实并没有开展对成人的职业继续再教育，而是成了第二条升学的普通高等文凭教育的渠道，从招生的专业到学习的内容，与普通本科教育没有什么多大区别。但是，普通本科与成人教育学院招收的高中毕业生的成绩差别悬殊，到毕业时都获得同一所大学的文凭，这不是变相地降低质量和变卖文凭又是什么呢？还有少数重点大学办了分校，甚至是交给个人办学者操作，招生的分数又比校本部低得多，这又如何能保证教学质量呢？据我所知，一些重点大学成人教育的规模与正规的本科生几乎是相同的，有的甚至是超过了本科生的规模。为什么一些重点大学对此颇感兴趣呢？说到底，是为了创收，是受功利主义支配的。

重点大学的科学研究到底应当抓什么？这又是一个涉及重点大学的功能的问题。有的重点大学提出，科学研究应当上主战场，这个提法到底合适不合适，似可以商榷。从国外发达国家科学研究的经验来看，大学应当主要担负起基础科学研究，这是发展科学技术之本。一个国家的经济落后，主要是科技落后，而科技落后又是因为基础科学落后，这就是恶性循环的怪圈。我国科学技术落后是事实，但是主要还是基础科学落后，问题是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据我所知，像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大学都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承担者，而技术开发多是应用研究部门和株式会社去做的。然而，我们许多重点大学却开展了不少的应用研究，以获得应用技术成果鉴定和获得专利为目的，有的甚至搞利旧利废和生物资源综合利用的研究。这些本来是应用技术研究部门的事，我们不必花费精力，应当去做我们分内的事。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基础科研经费严重缺乏；另一方面还是功利主义作祟，追求量而不求质，不肯在重大的或世界性的难题上作长期的、艰苦的探索。像过去那种“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学风已经少见，而浮躁、急功近利的风气却很有市场。大家都知道，2002年世界数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法国年轻的数学家拉佛阁获得了相当于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1]他是如何获得这个崇高的荣誉的呢？为此，他埋头研究了七年世界重大难题——“朗兰兹纲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于2000年将对朗兰兹对应猜想的证明从局部推向了整体，终于解决了这个世界难题。近十年以来，法国已经出现了4位菲尔兹奖的得主。正是由于这些出色的数学研究，所以法国才成为世界数学大国。对比之下，我国在经历了百年的诺贝尔奖的评奖历史上，至今还没有零的突破。尽管中国是一个中学数学“神童”（实际上是国际数学奥赛的优胜者）随处可见的国家，但是却少有著名的数学家，在菲尔兹奖的70年的历史中，也没有一位祖国大陆数学家获此奖。我们应当深刻地反思，摆正重点大学的科学研究方向，下决心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着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试问：如果没有世界顶尖的科研成果，那怎么能算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呢？

再看一看关于大学的合并，这不仅是政府指令性的行为，而且还带有很大的功利主义色彩。例如，在大学合并的时候，把有的大学定为副部级，而有的只能是厅局级的；如果合并了就可以成为教育部直属大学（国立），不合并的则要下放到省里，变成省属（省立）学校。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本不愿合并的学校，也不得不赞成合并。显然，这也是功利主义诱导的结果，并不是完全自愿的结合。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并不一定要搞大而全，这种例子在世界著名大学中并不少见。

再次，在对待建设重点大学的宣传上，存在着形式主义。为了解决建设重点大学经费的困难，曾经出现了一种所谓“共建”的形式，即由中央教育主管部门与有关地方政府按比例向该大学投资。实际上，这是一种“钓鱼”的办法，以此来挖下面的钱。虽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支持办重点大学当然是好事，还可以落得重视教育的美名；但是，要拿出一大笔经费来，又确实力不从心，于是“共建”就很难落实。据我所知，某省在签订“共建”协议时，承诺对该省的一所重点大学拨款4亿元，可是，几年过去了，分文没有拨下来。平心而论，我是同情地方政府的，因为僧多粥少，确有难言之隐。因此，这种“共建”只有宣传上的作用，而没有实际的价值。依我看，办重点大学就是国家的事，应当由国家拨款，否则怎么叫做国立大学呢？

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的标准是什么？有人提出，作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应当有正确的办学方向，优良的传统，鲜明的办学特点，一流的师资队伍，抢占学术制高点，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从原则上讲，不能说这些提法不对，但没有具体内容，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不便于督促检查，只能起流于形式上的宣传作用。

其实，近年来形式主义之风在高等教育中很盛行，甚至是越刮越烈。曾几何时，在高教战线上出现了一股“升格风”、“换牌风”，如大专学校变成了本科大学，专科学院变成了综合大学，系升格为学院，研究室升格为研究所甚至是研究院，厅级升格为部级，等等。对比之下，像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加州理工学院（CIT）算得上是世界顶尖大学，前者有14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后者有1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可是他们现在依然还是叫学院，并没有改为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实验室已经涌现了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为核物理的重要学派，可是他们依然还是叫实验室。美国贝尔实验室是拥有10万之众研究人员的研究机构，每天至少有一项发明成果诞生，可是他们也还是一个实验室。眼下，赶时髦的风气也很盛，只要国外有一个什么新东西出来，我们不是踏踏实实地进行研究，而是立即改换牌子。例如，一强调计算机软件重要，一些大学本已经有了计算机学院，马上又成立软件学院，甚至是国际软件学院。众所周知，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但他们依然还是叫电机系，并没有影响他们在世界上领先的地位。还有，像MBA、EMBA、MPA班也是太多、太乱，在我国现实的条件下，不知道有多少教师能够胜任那些班的教学？又有多少人能够付得起那么昂贵的学费？是否具有培养这类人才的氛围？是否能够培养出合格的高级管理人才？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我们吃形式主义的亏已经不少，如果不纠正这种作风，对于我们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是十分有害的。当前，浮躁之风也很严重，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产生形式主义和浮躁之风的因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受“文革”遗风的影响。虽然那个时代离我们已经几十年了，但是一种思潮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有时甚至是不自觉地执行了那一套做法。因此，我们仍然需要继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树立务实、求实的工作作风，使得建设重点大学的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分析了阻碍我们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的主要因素以后，应当回答我们怎样才能向着这一目标迈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奋斗，最终在我国建成几所真正的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我认为，必须解放思想，根本转变教育观念，彻底进行教育改革，吸取国外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建立崭新的教育制度，提出与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相当的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办学措施，树立科学、民主、自由、创造的学风，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当前，最主要的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必须更新观念，克服按计划经济体制办教育的弊端，建立民主、开放、独立自主、自由竞争、自由发展的新体制。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仍然是大一统的体制，是至今计划经济仍然起主导作用的部门。不用说与经济相比，即使与文化、科学等战线相比，也是最落后的。我们只要看一看高等教育上的一些重要活动，如统一高考、统一招生、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统一专业名称、统一审定重点学科、统一部署重点实验室，等等。奇怪的是，从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是国家计委牵着大学的鼻子走，它虽然启动了几十亿元的消费，但是给学校教育质量造成的影响却是长远的。我并不笼统地反对扩招，但是应当量力而行，区别对待，特别是不能以指令计划下达给各省市和大学。对于重点大学，特别是那些少数准备冲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不应该要求它们扩招，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少而精的高质量的人才，而扩招任务应当交给普通大学和民办大学。

也许，对于运用市场经济法则指导高等教育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关系，至少我们可以进行改革试验。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人不是对市场经济持怀疑态度吗？对建立深圳经济特区横加指责吗？结果怎么样呢？我国经济改革获得了成功，经济持续以较高的速度发展。另外，我们再看一看美国的高等教育，他们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大学，而且世界最著名的大学也大多集中在美国。那么，他们的大学是怎么办的呢？经验就是一条，实行大学独立自主，自由竞争，自由发展，这些经验我们为什么不学呢？

不久以前，吴敬琏先生的《制度重于技术》的著作出版了。从书名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在书中，他指出：“计划经济不是经济发展的成功之路，也不是科技发展的成功之路。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如果由政府主导科技发展，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结果。日本通产省主持电子工业发展，最终使日本在数字技术发展中吃了败仗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2]同样地，在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的问题上，我们也必须树立这个观念，即制度重于权力、重于技术、重于经费，只有建立了新的运行机制，才能调动大学办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为只有他们才懂得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应当如何办。

（2）建议试行大学校长职业化，由教育家治校，把大学校长的遴选权交给学校的教授们。教授治学，教育家治校，这是一条教育规律。因此，由治学人来选拔治校的人，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个问题却被人们忽视了，并未真正认识到选拔合格校长的重要性。其实，一个大学办得好的在于校长，办得不好的也在于校长。

为什么要试行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呢？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是国外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也是国际上发展的趋势。以哈佛大学为例，在哈佛大学366年的历史中，共经历了26位校长，平均每任是14年，最长的是艾略特。任职长达40年。另外，还有6位任职也有20年之久。这些人都是以校长为职业，全身心地贡献给了哈佛，所以他们成了每个时期哈佛大学的核心人物，形成了一种“哈佛精神”。在美国流行一种说法，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这当然是指哈佛成立的时间来说的，但由此也可以说明哈佛大学在美国所占有的地位。哈佛为什么会获得成功呢？说到底，还是因为哈佛拥有一个又一个灵魂似的职业化的校长。他们被称为灵魂人物，并不是指他们个人，而是指他们的先进的办学理念，这才是治校的灵魂。例如，艾略特提出：“学术自由、尊重学生个性、保护学生兴趣、实行选课。”詹姆斯·B．科南特（James B．Conant，1893—1978）提出“通才教育”，他指出：“高等教育真正的危险在于过分专业化。”N．M．普西（Nathan Marsh Pusey，1907—2001）提出：“大学的首要职责是知识和学术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任校长的D．C．博克（Dereck C．Bok）的办学思想是：“大学的使命是提供一个自由研究和探索真理的场所。”他还说：“教学是天平上的一头，重要的一头是科研。”此外，美国的其他大学的校长也大多具有职业化的特点，而且还具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例如，宾州州立大学在办学的146年中，共有16位校长，平均任职9年，最长的是2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前任校长Robert Sproul致力于追求学术领先，他在30年的任职内，把该校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提高到世界水准，把顶尖的学者聘请到伯克利来。芝加哥大学也是一所著名大学，前后共出现了5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该校的突出成果是与其校长的治校分不开的。该校前任校长爱德华·维利曾说：“追求卓越是办学的目的。如果一个院系不能在同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就要解散它。”他又说：“大学校长不是官，而是一个学术论坛的主持人。”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校长斯坦利·O．艾肯伯雷在“大学的领导”讲话中说：“有名望的教授、校友、主任以及令人难以忘怀的校长——这些都是赋予大学灵魂的人。”[3]领导人必须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敏锐的观察者。领导的一个最基本的任务便是建立一套价值观念和信仰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美国教育学家杰拉尔德·格兰特在论著中指出：“要想使学校得到发展，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富有创造性的校长来领导。”[4]

其次，我国自己也有由职业化的教育家来领导大学的成功经验。蔡元培是我国公认的著名教育家，他治理北京大学的成功经验，至今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陶行知被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成功地创办了晓庄师范，亲自担任校长，他积极进行改革，推行大众教育，写了大量的教育论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教育财富。在解放以后，也有不少职业化的教育家校长，如蒋南翔领导的清华大学，吴玉章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匡亚明先后领导的吉林大学和南京大学，周荣鑫领导的浙江大学，朱九思领导的华中理工学院，李昌领导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都是办得很成功的学校。

再次，70多年以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整个校长》一文中曾说：“一个个人只可担任一个学校的校长。整个学校应当有整个校长，不应当有命分式的校长。”“做一个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一些，他关系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一些，他关系到国家和学术的兴衰。这样的事业难道不值得一个人去奋斗吗？试问：世界上有几个第一流的大学是命分式的校长创造出来的？”[5]他所说的命分式的校长是指一个校长身兼数职，是个分心的人，而不是“整个校长”。今天的情况比过去更复杂，一个大学就是一个社会，有人戏称一个大学校长就是一个“市长”。由此看来，由一些学者型的双肩挑或者三肩挑的校长来领导大学，对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并不是好办法。因此，大学校长职业化势在必行，只有研究教育才能懂得教育，只有专心致志地办学，才能办好学校。

在阐明了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重要性以后，我们还必须回答什么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首先，应当肯定一个观点：大学校长是一个特殊的职业，要求具有较高的职业素质要求，并不是任何一个教授或院士可以胜任的。15年以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就校长专家和专家校长作了阐述，目的就是想把职业化的校长和学者化的校长区别开来。那么，职业化的校长应当具有什么样的资格呢？对此，美国大学校长委员会主席大卫·沃伦曾形象地说：“很多大学董事会很想寻觅的校长是：有大富翁筹款的魔力；摩西的洞察力；约伯（圣经人物）的百折不挠的毅力和诺亚足智多谋的智力。”这当然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无非是想说明选拔校长的条件很高，美国大学校长难找。职业化的校长应当具备什么条件呢？我认为他们应当具备4个条件：要精通教育学原理，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依照教育规律办学；以校长为职业，在胜任工作和大多数教授们的同意前提下，不受任期的限制；具有较强的决策、管理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要有自我牺牲精神，在任内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的管理工作中去，做一个完全的校长。

（3）必须树立大科学的思想，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立足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当代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已经基本上摆脱了民间发明创造的模式，进入了一个大科学研究的时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特征越来越明显。例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登月计划、勘探火星计划、克隆技术、基因图谱、核裂变、高温超导、高温核聚变，等等。何谓大科学？它是指跨学科、跨地区、跨国别的难度大、规模大和投资大的科学研究项目（当然并不排除小型的和个人感兴趣的理论研究）。开展大科学项目研究，是重点大学义不容辞的任务。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说到底，还是在大科学研究上的落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国在诺贝尔奖以及各个学科领域的世界性的奖项中，迄今还是空白。

现在，我国的重点大学，特别是准备冲刺世界一流水平的少数大学，应当摆正研究方向，把主要的力量放在大科学研究上。为此，国家必须对大科学研究给予大投入，积极开展跨学科的国际合作。对于重点大学的研究人员来说，必须解放思想，敢于冒险、勇于探索、大胆创造；在研究中，要耐得住寂寞，不怕失败，不怕冷嘲热讽，作长期持久的努力。学校要真正地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研究人员自由研究、自由争鸣，打破一切人为设置的禁区，任何人不得干预学术讨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未来的若干年内，有望在一些重大的国际疑难问题研究上获得突破。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说我们的研究进入了世界一流水平，这至少是我们进入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的条件之一。

（4）在师资的选聘上，必须根除小农经济方式的“自产自销”制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却被我们忽视了，或者说许多人已经麻痹了，似乎成了高等教育中的一个痼疾。现在的情况是，各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教师，几乎清一色的是本校毕业后留校的，这是典型的小农式的生产方式。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学校的教师都是三代同堂，甚至是四代同室。在科研人员配备上，有不少是夫妻店、父子兵，甚至一些科学院院士也是如此。身为科学家，为什么不讲科学性？为什么不进行人事回避？为什么要搞近亲繁殖呢？说到底，这是因为小农思想在我们的大学教师中颇有市场，没有树立民主、科学的学风。在这一点上，甚至不如解放以前的大学。据我所知，在解放以前的国立大学中，本校的毕业生不得留校工作，必须到校外工作5年以后，待作出成绩以后，方可调回学校工作。在教授中，夫妻二人不得在同一学校工作，即使是名教授也不能例外。当然，更不用说国外的那些名校了，他们都有严格的聘用限制。为什么要有这些限制呢？这关系到学风问题。试想一下，在一个三代同堂的教师梯队中，能建立起民主的学风吗？学生能对老师提出挑战吗？生物学上有一个“杂交优势”学说，即杂交才能培育出优良品种。这就是说，在“近亲繁殖”的教师队伍中，是很难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的。

俗话说：“治顽疾须下猛药。”既然教师近亲繁殖已成了痼疾，那我们就要下决心根治。能否从根本上克服这个弊端呢？肯定地说是可以的，关键是建立公开、民主的招聘制度，像香港科技大学和国外著名大学那样。所谓公开，就是要在国内外两种以上的报刊上刊登招聘启事，不得背地里留聘教师。所谓民主，就是应聘的人数必须超过招聘的人数，由招聘委员会从应聘者中择优选定。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制定一个法规，即对重点大学留聘教师实行“断奶”，从颁布规定之日起，不允许重点大学留聘本校的毕业生。这样他们就不得不走出校门，到国内外的其他的学校去选聘最优秀的人才。

此外，对现有的庞大的教师队伍要进行整顿，把不合格的教师调整到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去。当然，开展这项工作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只要下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据报道，中国科学院已取消了研究员制度，实行岗位聘任制；北京大学也开始对教师队伍进行整顿，对一部分教授实行高职低聘。既然他们能够做到，那么其他学校也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只有这样，我们就能做到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兼容并包，网罗百家”。也只有在这种科学、民主的氛围中，才能从大批优秀的人才中，通过竞争涌现出大师级的人物来。

（5）在财政上，必须对重点大学进行大投入。我所说的重点大学，既不是“211工程”的100所大学中的大学，也不是大学合并后所谓的“航母”。怎么形成新的重点呢？不能由上面下达或指定，也不能自下而上地申报和层层评审，而是根据国际专门机构对我国大学综合评估的结果，从中挑出3～5所最好的大学，最多也不超过10所，就像创办香港科技大学和日本筑波大学那样，给予巨额的投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们办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然后对其他大学起到示范和带动一片的作用。

可是，目前我国重点大学的财政情况是很严峻的，不少学校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据北京大学负责人介绍，他们每年预算是5．7亿元，可是国家只拨给1．5亿元，不足部分要学校企业去创收。北京大学是全国重中之重，他们的财政状况尚且如此，其他大学的情况就更是可想而知了。这种状况，根本无法与国外大学相比。据说，哈佛大学过去15年的捐款达到190亿美元，每年开支20亿美元。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每年的科研经费大约都是2亿英镑，相当于十多亿元人民币，比我国全国科学基金的总额还要多。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一个行为科学系每年经费为2．4亿美元，比我们一个重点大学的经费还要多20倍。[6]仅从这几个数字就可以看出，我们的重点大学是无法与他们相比的，更无法与他们竞争。按照我们这样的经费投入，怎么能够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呢？

因此，不对计划建设的重点大学给予巨额的投资，要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要加大投入，钱从哪里来？既然是国家的重点，那就应当由国家拨款，不能要学校去创收，也不能搞什么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共建”。依我看，办法是有的，钱也是拿得出来的，关键是要端正指导思想，把有限的钱用到“教育兴国”这个根本的战略上。其实，我国财政浪费是惊人的，用钱不当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例如，少建一些五星级宾馆行不行呢？少引进一些饮料之类的消费品生产线行不行？现在，到处（上自首都下至县城）都在搞三大工程（绿化工程、形象工程和亮化工程），不搞或少搞行不行呢？为什么有些地方的领导对抓这些工程津津乐道呢？因为这是一些有形的东西，能够立竿见影，一些领导希望在任期内建立自己的业绩。所以说到底，教育还是软任务，说起来重要，而要投资起来，就不那么重要了。

建设我国的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当然远不止以上五个方面，但是如果解决了上述问题，那么其他的事就好办了。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要解决上述问题并非易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力进行改革，必须对旧的体制动大手术。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召开了高等教育讨论会，展望21世纪的国际高等教育。大会宣言中指出：“高等教育面临极大地挑战，应当经受前所未有的变化和革新。”[7]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需要革新，那么受传统教育影响极深的我国高等教育，更需要进行改革。就拿以上五个方面的问题看，无论要解决哪个方面的问题，都需要狠抓改革。既然是改革，就必然有阻力，不下大决心是不可能见效的。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状况如何呢？现在的情况是，虽然某些学校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但那仅仅是一些零打碎敲式的改良。坦率地说，现在没有20世纪80年代那种改革的氛围，既缺乏成功的改革经验，又没有有影响的改革代表人物。由此，使我想到梁启超先生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说的一段话：“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8]这话的确值得我们深思，他虽然是一百多年以前讲的，但至今仍对我们有着借鉴作用。我们今天改革的状况就是如此，过去所做的一切，无非都是一些添枝加叶式的改良，没有触及本源，即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这就是我国高等教育不能取得长足进步的原因，也使得各重点大学没有鲜明的个性，因而不能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

在大学改革上，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科南特是一个典范。他自1933—1953年任哈佛大学校长20年，退休以后，他写了一本自传，书名是《我的几种生活——一个社会改革家的自述》。其实，哈佛大学的好多前任校长都具有开拓创新的特点，这是该校始终位于世界名校前列的主要原因。本来，一个名大学的校长就应当是一位改革家和思想家，只有具有独特办学理念的校长，才可能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世界名校。

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的过程中，特别需要解放思想，发扬大无畏的改革精神，敢于破除旧的条条框框，勇于开拓创新。当前在改革中，除了改革上面所涉及教育制度上的诸多弊端以外，更主要的是大力开展教学领域的改革，这是教育改革的中心任务。我们应当看到，在教育领域中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几十年以来，一直是按照“三中心”（课堂为中心、书本为中心、教师为中心）的模式进行教学，压抑了学生的积极性，剥夺了学生的选择权，从而窒息了他们的创造性。在三年以前，我曾发表了“关于大学实施创造教育模式构建”一文，设计了“SSR”（即Study independently，Seminar，Research）的创造教学模式，它们分别代表的意思是自学、课堂讨论和科学研究。应当说，这个模式具有普遍的可操作性，每个重点大学都是有条件实施的。因此，必须改革传统的教学，大力实施创造教育，以“传授方法—学会创造”的新模式代替“传授知识—接受知识”的旧模式，着力培养创造性的人才。他们是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的主要依靠力量，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创造出世界一流水平的成果，从他们当中产生大师级的人物，并由他们在某些学科领域形成自己的学派。这一切，都是衡量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的主要标志。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说我们也拥有了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原载《高等教育研究》2003年第2期）

【注释】

[1]科技日报，2002－08－22．

[2]中国图书商报，2002－09－25．

[3]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87（4）：7－10．

[4]参考消息，1988－06－29．

[5]陶行知选集［M］．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606．

[6]三联生活周刊，2002（30）：25．

[7]中国教育报，1999－02－01．

[8]吴廷嘉．戊戌思潮纵横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