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子弟醉书香

《大公报》子弟醉书香

高　洁

文字缘同骨肉深

佛经《说法明眼论》云:“宿一树下,汲一河流;一夜同宿,一日夫妻,皆是前生结缘。”贵家小姐,口衔银匙出生。战后挟在婴儿潮中诞生时,我嘴里衔的,恐怕是一管笔、一份《大公报》吧。

六七岁上,我就为我妈妈送稿。一个人,梳了妈妈剪的椰壳头,踏着广州古老石板街,从红莲塘我们家,走到惠吉西路《大公报》广州办事处。那是前辈马廷栋家族的公馆改装,精致讲究;隔壁就住着他们家。其中一位公子,后来成了《大公报》副刊主任。是他热心鼓励我写《塞纳渡河》专栏,登在我父亲50年前编过的“大公园”版。这就是马文通兄。

《大公报》创刊100周年。我与它“文字缘同骨肉深”,算起来竟已50载有多。用佛洛伊德理论来说,大抵在母亲子宫里,就种下了我与它的夙因絮果——是的,我乃《大公报》子弟。

万里乾坤,半世辗转。如今定居巴黎,为《大公报》撰写国际时事。我的身份证上,“出生地”一栏写着昆明,也是《大公报》种下的因。1947年10月,我父亲高学逵,担任《大公报》驻昆明通讯记者,母亲梁良伊,在有名的昆华女中教地理。

官宦人家子侄,沾光的是批文关系网。报人子弟,无非是3岁就捧着一张香港运来的《大公报》,看郑家镇的世态漫画“白小姐”。7岁上学,读第一本长篇小说《西游记》,毫不吃力。16岁前,当香港中学生在看《中国学生周报》、《老夫子》,我们一头钻进《大公报》资料室,发现了英国电影杂志《Sight＆Sound》。欧陆艺术电影,眼界一新。1959年,法国新浪潮刚崛起,我们马上就知道杜鲁福《四百击》、雷耐《广岛之恋》了。因为报馆这片资讯宝藏中,有北京的《大众电影》、日本的映画月刊。

暑假寒假喽,家里三大书柜的书,还不够看。妈妈从报馆借回来凡尔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国内流行的《革命家庭》。我妹妹不够10岁,就读了《大公报》藏的全部史坦培克小说、德国女作家Seghers的《第七个十字架》。

文化视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不拘左右,桥架中西。我不知道当年香港哪一家报馆,可以为员工与子弟们提供这样开放的书单,让大家广学博闻,增强自己的人文素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进了《大公报》的晚报当编辑。重拾童年雅趣,又一头钻进资料室书城中。东翻翻、西掀掀。这回更神了:这儿居然收藏了我想是全港独家的波兰画报、苏联讽刺漫画杂志《鳄鱼》,外头难得一见的伪满洲国生活摄影集。最教人惊喜的,还是全套30年代上海《良友》画报:红得发紫的女作家丁玲,居然与擅演“垃圾婆”香港甘草演员郑孟霞,平起平坐,同列1936年上海十大名女人!

每从气韵见文章

我们,是《大公报》书香熏陶成长的。

香港文坛健笔,很有些“大公”子弟,论事则笔挟风雷,旁征博引;谈文则澜翻舌底,斐然成章。那里头或多或少,总有些《大公报》对“基因排列”的后天影响吧?

1984年,我来法国求学。毕业后,应费彝民老社长公子费大龙之邀,开始作为《大公报》特约记者。16年来,独自在外采访工作,“一人乐队”,身边并无上级与同事,提醒你必须立论公允、行事端方,待人谦和。而你自己,却多少懂得掌握分寸,严于律己。

或者有一种《大公报》性格,已然深入了你的骨髓……

什么是《大公报》传统性格?问题太大太深。一刹那历史时空中忝陪末座的我们,倒也找得出一点感觉来。

古人评说人之性情,第一等是“深沉厚重”。多少年来,交际场合中碰到法国的老“中国通”,包括知名汉学家汪德迈;49年前住过平津两地的商人,他们异口同声:“《大公报》,那是中国的《世界报》啊!”法国知识分子第一大报《世界报》(Le Monde),创刊于1944年12月19日,全世界奉为法国外交路线的坐标。从华盛顿到新德里、从北京到里约热内卢,驻外记者高达60多人,分驻50多国。

大报就应该是大报。兼备深度、沉实、忠厚、庄重,格局大,无须哗众取宠;一似鲁迅笔下的嘁嘁喳喳、叔嫂斗法手段。不管人事纷更,社会嬗变。“每从气韵见文章”,一张报纸的风格行事,究竟近于夫人、抑是近于婢妾?总归自有公论。

“大公性格”与苏旭事件

1998年4月上旬,中国总理朱镕基正式访问法国。法国“无疆界记者组织”劈头劈脸朝他撒传单。一名香港记者趋前问他感受,立遭中国驻法使馆一秘苏旭责骂警告。过程全部被境外传媒拍下。喝,香港媒体炸了锅。“粗暴对待记者”、“破坏开放形象”;苏旭直是千夫所指的“罪人”,酿成“苏旭事件”。

当日我与本报驻伦敦女记者黄念斯,天天紧张采访。事件突发,来势汹汹。我没有太多时间思考,赶快向报馆发回《香港记者事件之我见》。恐怕这是全港唯一一篇报道,既批评苏旭思维直线,恰似李逵好心办坏事;同时又力求客观,挟出事实真相来。我写道:

“沸沸腾腾,满城喧传。讽刺的是:如今成为香港传媒众矢之的的驻法使馆一等秘书苏旭,依我们几天来亲自接触——却是对香港记者最和蔼、最照顾、最有人情味的一位。没有他帮忙,我们就坐不上随团记者交通工具。”

事后朱总理在外交场合,主动澄清此事,批评苏旭“态度不好”。我很高兴我以记者的独立人格,既不“为国讳恶”;又为事件提供了多棱面观照的角度。手头有份当年4月28日《明报》剪报。吴康民先生在《香港记者与一国两制》一文中,认为谁用粗暴口气训斥人,都是不应该的。另一方面也提到:“某报驻法记者说苏旭平日是个肯帮助人的好人,不是一贯恶形恶相。谅是一时情急,因而闯了祸。”

《大公报》良好“性格”,养兵千日,用在一朝。

“海景楼”上人才荟萃

《大公报》历史上,人才辈出。今人视之,几近传奇。一张老报,得享长寿,自然离不开它识人用人的慧眼、奖掖后进的肚量。

报人不同于学者专家、文人雅士。不能脱离纷纭现实,“独立苍茫自咏诗”。也不能一张文凭走天涯。跟绵延终生的学习期比起来,大学几年的训练,恐怕只是学习“如何自学”的基础罢了。老《大公报》这个机构,人人靠真本事吃饭,滥竽充数,容易吗?

多层次的知识结构、滋养出多层次的俊才。

电影《花样年华》,风行海内外。怀旧怀到1960年初,香港某间报馆里,梁朝伟埋头写武侠小说。这堂布景,仿佛应该诞生于中环海傍干诺道中、北方菜馆“海景楼”邻近一幢旧楼的楼上。窄窄的木楼梯,把你引上二楼、三楼——左边是枯燥的墙壁,右边才蕴藏了庞大的排字房、印刷机。“轰轰”,连同上海工人师傅的沪式广东话,至今还时时回到我的梦中来。

梁朝伟倘若混杂其中,一定要懂“国语”。在香港人齐学普通话之前三四十年,《大公报》上下员工,早已八方荟萃,打破了地方省籍的隔膜。

一个恂恂儒雅、眼神略带哀愁的梁朝伟,必定继续攀上四楼编辑部。朝向维多利亚港口,左边是“大公”、右边是“新晚”。后来过了很久,冷气机才普遍起来。“大公”副刊课挑了临海的四方型小房间,凉风习习。我父亲当过好一阵主任。我们老有任剑辉、白雪仙的“仙凤鸣”戏票。

打梁羽生、金庸的秋风

设若梁朝伟在这小房间爬格子,他绝对爬不过广西口音的陈文统叔叔——梁羽生;上海口音的查良镛叔叔——金庸。当年二位送我父亲的《龙虎斗京华》、《七剑下天山》、《射雕英雄传》、《碧血剑》,统统是初版、作者亲笔签名。要不是搬家,我们大可发一笔小财了!

小学三四年级,揣了薄薄的劝捐簿,为旺角劳工子弟学校筹款。二位大侠,统统被我这孖辫小女孩,打过秋风,掏出一元几块来。尽管金大侠声威烜赫,我还是不避“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嫌,喊一声“叔叔”。脑海中他一定比我父亲年轻,皆因喊他“小查”。也因为报馆同仁郊游沙田“丽园”,他带了一位文静窕窈的女朋友。朱漆九曲桥畔,相依相偎。我们还是头一次见识什么叫热恋呢。

五楼设有小卖部,饿了,可以来一杯热奶茶,吃件牛油多士。我妹妹最贪吃樱桃红果冻,淋上炼奶,香甜无比。查叔叔走过,逗她:“妈咪请吃啫喱呀!”老同事,念旧。1990年我父亲病逝,查先生也送了花圈。

梁羽生渊源更深了。我在晚报上,一口气写了二十几天《剑气箫心梁羽生》,后来编成伟青书局一本同名小书。台湾某大出版社,成篇拿去,夹在梁羽生论集里,连书也不寄我一本。我很怀念这位诗人气质、饶有风趣的世叔伯。

“白区”环境不废弦歌

新闻工作者最感惆怅的,往往是矻矻穷年,最后留不下多少传世痕迹。好在《大公报》人,著作丰饶。这边厢挥笔如椽,针砭时弊,有裨人心;那边厢驱遣洋文,轻灵潇洒,勤于笔耕,大抵有一半为了卖字养家。但是东西扎实,人家乐意出版一本又一本。有些万里迢递,跟着我跑过半个地球。特别要提的一本,是1956年的《巴黎风光》,渡边绅一郎著,黑白插图,味道很足。它第一次领我神游巴黎蒙玛特、塞纳河畔旧书摊。这是小时候心爱的床头书,百读不厌。

日后有机会见到译者“尤其”——赵泽隆伯伯,我感谢他:“我之嫁到法国来,谁说不是你的功劳呢?”

我庆幸自己碰上了一个知识含金量很高的时代,我汲收的精神养料,不止是技艺,而且是“德”。

意识形态剑拔弩张的年代,我记得《明报》上一篇文章,以比较理解的语气,指出“大公”、“新晚”报人,毋宁是很好的技术人员。是耶?非耶?他们夙夜为公,尽心尽力。外间排斥、恐惧、乃至避若洪水猛兽,他们可以刀枪不入。支撑他们内心的力量,是“欲于世界造光明”的理想主义?是对帝国殖民者的一腔义愤?我一直想找出答案来。

小学时连续有几年,每逢“十一”新中国国庆,《大公报》在九龙花墟道16、18、20号四楼上的宿舍:罗承勋家、鲍立初家、我们家,没有一家不挂出五星红旗的。隔了运动场一片葱绿大草地,斜对过洗衣街中国银行宿舍,也有几户红旗映目、遥相呼应,大有“白区红色根据地”况味。

英国人控制的敌意环境里,不惧招摇、不畏冷眼。1956年国民党歹徒大暴动,3幢楼的5家人,被逼仓忙避祸,住到尖沙咀费社长亲戚费鲁伊的成幢公馆里,免被袭击……

那年头亲北京,一介文人,又捞得到什么油水?我钦佩父辈们的道德勇气——虽然他们也曾犯错,也曾遗憾。他们的悲哀欣喜,也就是我们民族近百年的心路历程。我希望后世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能以历史的眼光看他们。

高尔基说:“文学是一个民族情绪的历史。”《大公报》的一个世纪,何尝不然?

(2002年2月28日于巴黎)　　

(原载2002年3月9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