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闻”识《大公报》

忆昔“闻”识《大公报》

陈　宇

我对《大公报》的印象,是从它的霉味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初,我随陈钟英教授着手一项新课题:福建籍女作家林徽因作品首次编纂结集工作。林徽因是新月派诗人,生于1904年,卒于1955年。由于种种原因,作品从未结集出版过。开始工作时,我们对她作品发表于哪些地方,甚至够不够出个集子,都心中无数。于是只好先泛查20到40年代的报刊,如《新月》、《水星》、《诗刊》、北平《晨报》、《大公报》等等。不久,便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陆续发现了她的作品,于是集中查《大公报》。

天南地北觅“大公”

《大公报》有天津版、上海版、汉口版,还有香港与重庆版等。究竟哪种版上有我们需要的东西,全然不知。我们就近先到福建省图书馆坐镇数日,翻查所有库存《大公报》。终于有了一点收获。在1933年11月《大公报》上,找到了林徽因长诗《秋天,这秋天》。林徽因作品数量不多,找到一首长诗也足以令人兴奋。但堆放半世纪发黄的报纸,有的缺角少页,有的已变得薄如蝉翼,稍不小心翻阅就脆裂,更不准在复印机上摆弄受光热烤照,只许手抄。而最难耐的还是陈年旧报的霉气和防蛀药味,刺鼻呛喉,不得不抄抄停停,还不时要出去透气喝水润喉,抄诗歌还好忍受,后来发现了散文,甚至小说,可受不了。跟管理人员商量变通办法,答应可以拍照,但限制强光照射时间。于是请了一位摄影高手,用闪光灯拍照。因福建图书馆《大公报》很不全,只好去上海。

上海图书馆旧报刊,都保存在徐家汇藏书楼。那座建筑小巧玲珑,环境清幽。大概翻阅旧报的人多些,这里报纸气味没那么难闻。遗憾的是,藏书楼身居文化大都会,党政机关或研究机构调档借用频繁,有些报纸一时还转不回来,我们只好舍此去北京。

北京图书馆有专用报库,在西皇城根北街,专业化程度高,报类齐全,而且已有部分报纸做成缩微胶卷。这在我们当时跑过的图书馆中,属最先进的,在我眼中,甚至很有点“高科技”的味道了。不过,做成缩微胶卷的《大公报》为数尚少,大量还要靠逐月逐日翻阅。所幸的是,不必伏案手抄了,可以委托馆方代为复制,鼻喉少受点苦。在北京我们补全了在福州、上海缺漏的《大公报》。但重庆汉口版的见得不多,心中不踏实,于是又到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和武汉等地查阅。甚感欣慰的是,奔波结果,居然带回了厚厚几叠手抄或复制材料。

邂逅“大公”老报人

这是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的事。那天,我照例填写了借阅卡,捧出好几本合订的《大公报》,聚精会神逐张翻查。一会儿,觉得好像有人在我左右闪动,似乎也想看我借阅的这几本。回头一看,是位斯斯文文的老者。我问,先生可是要看这几本《大公报》?他轻轻颔首示意。我看他不像等闲之辈,顺口问他尊姓,他礼貌回曰:“徐铸成”。哟,原来是报界老前辈!他曾任过《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1957年起,被“封刹”了20年。复出后他写了不少报界忆旧文章,尖锐泼辣,活泼生动,脍炙人口。我忙起身道,徐先生,您先看吧,我还有时间,可以慢慢翻。于是趁便到外面透透气。心里盘算,得找个机会跟他老人家聊聊,但一直插不进,后来就再没碰上他了。第3天我继续查报,有个学生模样的人出现在我身边,好像也要看此报,我颇诧异。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解释道,我是徐铸成的研究生,我顿然明白了。但事过后,心中总感到一丝淡淡的遗憾。

在北京查报期间,我又幸运地见到了《大公报》另一位老报人萧乾先生。他的报人生涯,曾吸引过许多人。1944年,在伦敦,他居然雇了5个洋人,在英国报社林立的舰队街,堂而皇之地办起了《大公报》伦敦办事处。从此,中国人频频读到了欧陆战场的消息。1945年5月,二战最后时刻,他随《大公报》总经理胡霖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采访。他们巧妙地获悉,中苏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是直接影响战后世界均势的大新闻。萧乾机智地以最快速度发回刊于重庆《大公报》。其时陪都官方的中央通讯社和《中央日报》还蒙在鼓里,以致舆论为之哗然。而萧乾在文学上的发端,跟林徽因又很有关系。1933年,他的第一篇小说《蚕》在《大公报》发表时,即引起林徽因的注意,并由沈从文带往林家见面,晤谈指点。能见到萧乾,正是我们了解林徽因的大好机会。于是请人介绍,趁他出国访问前的间隙向他求教。他说,林徽因作品不算多,她一般不主动投稿。他接编《大公报》副刊后,就经常上门去约写索要。并告诉我们,林徽因作品在《大公报》什么时段比较多。还提醒我们,要扩大查阅面,该找哪些报刊,并写了介绍信,让我们去找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编辑帮助。从那以后十几年间,我每遇相关问题就去信求教,他几乎是每信必复。直到他去世前3个月,还在病床上给我复信答疑。如今,每念及他的古道热肠,就难以忘怀。

重见天日仰“大公”

林徽因是位长期被湮没的女作家,直到逝世30年后,即1985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了她的第一本集子——《林徽因诗集》。里面诗作,是从《诗刊》、《新月》、《新月诗选》以及《大公报》等9种书报和作者手稿中全数录出的。而从《大公报》文艺副刊中辑录的最多,是数量占次多的《新月诗选》的5倍。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公报》文艺副刊留存下林徽因的诗歌,《林徽因诗集》的出版,简直不可想像。

长期以来,人们对林徽因跟徐志摩之间感情纠葛以及创作思想上关系瞩目颇多。徐志摩是因赶赴北平听林徽因演讲坐飞机失事的。其时,上海北平都举行了追悼仪式,诸多文化名人送了挽联挽幛,之后还有刊物辟专号专栏发表悼念文章。林徽因在十分悲痛的情况下,也发表了悼文。但是,从此以后,长期保持沉默,引起外界诸多猜测。几年以后,她终于在1935年12月8日《大公报》上发表了《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一文,这是一篇对徐志摩创作和为人进行理性回顾与总结的文章,成了后人评价、研究林徽因和徐志摩的重要史料。

要全面正确评价一个作家,了解其文艺主张和创作思想是至关重要的。林徽因直接谈此问题的文章很少。但一次集中的表述却与《大公报》有关。1936年,《大公报》举行一次纪念活动,要从文艺副刊已刊出的作品中,编一本《大公报小说选》。萧乾当即邀请一直关注该副刊的林徽因参加选编。林徽因遴选了30篇小说。作者中有的已是全国闻名的作家,如沙汀、老舍、李健吾、凌叔华等。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她为小说选写的那篇《题记》。文中,林徽因对作家要忠于生活,真诚的感情对作品成败的作用,作家对素材选取、综合、提炼等问题都阐发了真知灼见。那些见解,即使在今天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这篇《题记》,成了了解林徽因文艺思想不可多得的材料。

继《林徽因诗集》出版后,1990年,林徽因文集在香港出版。书中除诗歌外,还有散文、小说、剧本等。其中许多文章仍然录自于《大公报》文艺副刊。从此以后,增补编纂林徽因作品的书以及研究其人其作的文章日多。她的生平创作还被多种现代文学史所记述。这位被湮没的女诗人,终于重见了天日。

在林徽因诗集文集相继出版期间,全套《大公报》影印本也陆续出来了。现在,1949年前的《大公报》都已做成了缩微胶卷,原报封存于国家图书馆。我们当年“闻”识《大公报》那种原始难耐的劳动方式,也就永远变成了历史。

(原载2001年10月21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