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西方化”过程中亚洲中心性的作用

“去西方化”过程中亚洲中心性的作用

更为明确地说，亚洲传播研究中的亚洲中心性在五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对现有理论研究进行了“去西方化”和革新，它们是：（1）形成与亚洲传播讨论相应的理论认识；（2）关注于亚洲传播经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3）省察地构建及批判地改进亚洲传播讨论；（4）对“如何在亚洲文化特定性中表达和理解人性的普遍特征”这一问题进行理论探讨；（5）对理论研究中的欧洲中心倾向进行批评，并且帮助亚洲研究者克服学术依赖。

首先，亚洲中心性形成与本土传播讨论相应的理论认识，而这种本土关于传播的讨论与亚洲人实际的传播问题和传播行为相关。亚洲中心性让我们可以建设新的传播理论，从而与通过亚洲文化特点而进行表达和交流的传播语境相应。亚洲中心的必需性将可以带来众多理论词汇，这些词汇在实践上具有启发性和实用性，可以和亚洲人具体的传播经历产生共鸣。这要求本土的传播研究者进行理论总结时意识到：亚洲人是“说亚洲语言的”、“受亚洲宗教—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努力生活在亚洲历史经历中”。

West和Turner（2010）将理论定义为“一种抽象的概念系统，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帮助我们理解现象”（p.46）。因此，任何理论的核心都是一组相互关联的概念和一系列高深的命题。正如Dissanayake（2007）所说，“以文化为背景的概念……包含了文化价值观、文化认识论、文化逻辑，身上都贴着源自其文化源头的标记”（p.225）。Miike（2008c，2010）特别将文化的语言、宗教—哲学及历史方面视为发展亚洲本土传播概念/命题的根本。陈国明（2004a）在其编著中（参见Chen，2004b）致力于对一系列源自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加以整理和明确，从而推动中国传播理论的发展。我们会看到，有关其他亚洲文化的类似理论研究将在发展亚洲中心传播理论方面具有极大的价值。比如在韩语的日常表达中，有nunchi ga bbarda和nunchi ga eupda^[4]的说法；对之加以仔细分析会发现，nunchi是韩国本地有关传播理解力、敏感性和期待的本土概念。我们可以从韩国的视角建立起一种有关韩国nunchi传播的原创理论。

第二，亚洲中心性关注于亚洲文化环境中有关不同传播经历的多种亚洲声音。在亚洲中心学术中探求亚洲文化特点和亚洲传播特点，提倡将传播现象放置于文化历史的环境中而研究。因此，亚洲中心性可以更为透彻地把握和表述亚洲人在不同环境中进行传播的共通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见Holmes，2008）。过去对亚洲文化和亚洲传播的描述、理解和评价很大程度上更注重精英、以男性为中心、以异性恋为主导、偏向城市，而且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Chen＆Miike，2008；Goonasekera，1995；Yin，2006，2009）。在亚洲传播研究方面，正在兴起的、未来的声音将更多地来自一般阶层、少数民族、女性、同性恋，以及侨居群体。以地区——而不是国家——为中心的视角将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以前对亚洲传播者和亚洲传播活动进行的本土理论总结更多地集中在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的文化上（见Chen＆Miike，2003；Dissanayake，1988；Kincaid，1987；Miike，2009a，2009c；Miike＆Chen，2006，2007）。在现有著述中，对南亚、东南亚和西亚地区的展示还远远不够，需要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进行大量的持续的分析（Miike，2006）。

此外，要对亚洲传播现象进行更为细致切近的理解，另一条路就是利用亚洲中心的比较（比如说，亚洲的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之比较，印度人视角和斯里兰卡人视角之比较）。比如说，Palencia-Roth（2006）探究了菲律宾人的“kapwa”概念和儒家的“仁”，借之以理解菲律宾文化和中国文化中的“自我”的概念。类似的，Storz（1999）对马来语中的“budi”概念和儒家的“仁”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他们的这种亚洲中心比较激发了更多的针对亚洲人性观点的思考和研究。亚洲中心的研究者们以比较的方式考察了菲律宾的pahiwatigpakikiramdam传播（见Mataragnon，1988；Mendoza，2004），日本的enryosasshi传播（见Miike，付印中b），泰国的以kreng jai为导向的传播和中国以“客气”为导向的传播，值得关注。同理，杜维明（2008）曾强调“非常严肃地将印度作为参照性社会，可以使中国受益匪浅。在理解中国自身本土传统（比如大乘佛教和道教思想）时，这种参照可以极大地拓宽中国的符号资源”（symbolic resources，p.332）。亚洲中心性的原则可以让亚洲传播学者们不再盲目地依赖欧洲中心理论，不再受欧洲中心研究进程的制约，因而不再有意或无意地从欧洲中心的角度看待亚洲文化。于是，亚洲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者们将能够对亚洲传播的复杂及微妙之处有更为深入的理解。Chen和Starosta（2003）的话言简意赅，“一个新的中心可以让世界传播版图关注欧洲之外的东西”（p.2）。

第三，亚洲中心性省察地构建及批判地改进亚洲传播讨论。欧洲中心的文化批评家们总是喜欢将非西方的传统看作压制的源头而加以质问和苛责，认为亚洲国家和亚洲地区缺乏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平。不过由于他们的知识说教脱离亚洲的具体日常生活，因此他们想通过这种欧洲中心的质问来产生社会变革的“正当”意图也就当然是收效甚微的了。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传播理论与传播行为不可分离。Craig和Muller（2007）曾敏锐地观察到，“理论总结是对日常生活中生成意义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加以正式的延伸”（p.ix），我也觉得是这样。在Craig和Muller看来，作为理论性元讨论（metadiscourse）^[5]，传播理论是与我们关于日常传播行为讨论的对话。传播理论是传播元讨论的一个开放性领域。传播的理论性元讨论和日常讨论之间的互动是源源不息的。

Dissanayake（2009）指出，我们必须既把文化看成一个共享体系、也将之视为冲突之地，意义在这里得以构建、解构和重建。当然，文化就像人类一样，是活的；人们对其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的。必须再次强调的是，相互之间存在冲突的不同意义不是通过具有抽象的普遍性、而是通过文化的特定性而得以解构和重建的。如果不能使用具有文化特定性的语言，我们就不能推进文化变革。亚洲中心性迫切要求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们在其各自的历史语境中对不同的亚洲文化分别加以定位，认识到他们作为群体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性，以更为全面的方式领悟（而不仅仅是分析）亚洲文化，倾听以前所没有听过以及被压抑的声音，通过将亚洲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和传统理想置于中心地位从而学习其人性观点。亚洲中心的求知方式不仅仅是对亚洲文化进行描绘，而且还将重新发现、重新展示亚洲文化遗产中的积极元素，创造性地改进亚洲一些弊病陋习，向世界推出一个新的亚洲（Miike，2010；Yin，2009）。因此，我们是可以对亚洲传播进行亚洲中心的批评性研究的。

第四，通过对“如何在亚洲文化特定性的背景中表达和理解人性的普遍特征”这一问题进行理论归纳，亚洲中心性将文化特定性和人类普遍性联系在一起。Tanno（2008）说得很对，“我们的研究语言应该反映多样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所有的文化都会受到哲学思想、使骨肉分离之事以及增强凝聚力之传统仪式的影响”（p.34）。亚洲中心的理论追求是要从全球视角更为全面地理解人性的多样，从而帮助我们在添加了亚洲版块之后绘制出更为完整和全面的人类传播图景（Miike，2007b）。亚洲中心的研究者们可能要分三步完成这一极为重要任务：（1）充实不同亚洲文化中的传播概念；（2）进行亚洲中心的跨文化分析，从而对亚洲内部之异同加以思考和描述；（3）对来自亚洲文化的传播概念和来自其他非西方/西方文化中的传播概念进行比较和对比。

亚洲中心的研究事业还培育了有关亚洲世界的理论知识，这些知识以本土为背景，可能具有重要的全球意义。本着分享而不是强加的原则，亚洲中心的存在、认识和评价方式可以为非亚洲文化世界提供一面镜子（Miike，2007a，2009b）。对于亚洲中心的研究者们来说，其理论事业正如Immanuel Wallerstein（2006）所强调的那样：

要成为一个“非东方主义学者”，就意味着要接受“必须对我们的理解、分析、价值观加以普遍化”和“必须护卫各自不同的根本，防止声称推进普遍性的外来者侵犯到我们特有的理解、分析、价值观”

之间持续存在的矛盾。我们得既对自己的特点加以普遍化、又对自身的普遍特征加以特定化，这两方面须以一种持续的辩证交流的方式齐头并进。这可以让我们找到新的契合点，当然也会马上带来问题。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pp.4849）^[6]

最后，亚洲中心性对传播理论研究中的欧洲中心倾向进行批评，并且帮助亚洲研究者克服“学术依赖”（Alatas［2006］语）。亚洲中心性使亚洲传播学者们可以发现前面提及的两种欧洲中心倾向，同时成为亚洲传播现实的原创理论家，而不是跟在欧洲中心传播理论后面亦步亦趋。学术依赖性在全球范围内长期存在于知识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Alatas（2006）指出这种学术依赖性的六个方面：（1）对理念的依赖；（2）对理念媒介的依赖；（3）对教育技术的依赖；（4）对研究和教育援助的依赖；（5）对教育投资的依赖；（6）第三世界社会科学家依赖西方，采用他们的技术。当我以批评的眼光注意到这是一个麻烦而又复杂的问题时，我相信，只有当亚洲知识分子们真正拥有了亚洲中心的自觉、将其自身的文化环境转变为理念创新的宝库时，这种学术依赖才能被克服。

Chen（2009）、Chung和Ho（2009）、Edmondson（2008）、Gunaratne（2008，2009）、Kosaka（2008）、Ishii（2008b，2009）、Xiao和Chen（2009）等学者最近的理论研究正是如此。他们证明了亚洲中心的传播研究可以对人性的本质和理想进行深刻的反映，从另一个角度为理论探索作出了贡献。Gordon（2006）认为，西方传播理论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学派——过于“强调人类传播的信息方面：信息策略、信息准备、信息组织、信息传递、信息接收，以及整体的信息效应”（p.17），未能对人和环境的因素进行充分的关注。亚洲中心的研究者们，对“作为各种关系之中心的自我”（Tu，2001）、对超自然和自然界的声音更为敏感，应该在传播研究的转型时期描绘出新的研究图景。如Gordon（2007a）所说：

我们面临一个转型时期，不能继续仅仅将“传播”主要视作策略

性的、受目的驱动的、扩张自我、保护自我的功利性信息传递行为。这种传播概念虽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妨碍我们发展更为健康的传播视角、传播态度和传播行为。我们需要的“传播”语言得少一些“自由的个人的”（agentic）、多一些“社群性”（communal）^[7]，少一些“阳”、多一些“阴”，少一些“影响”和“劝说”、多一些“共鸣”与“和谐”，少一些“自说自话”、多一些“对话交流”。（p.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