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西方化”的传播话语

“去西方化”的传播话语

Miike指出，“我们从未在亚洲语境中透彻地思考过传播的意义”（Miike，2003）。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传播学完全是一个“舶来品”。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传播学研究还只能借用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观照自己的传播现象，几乎无法建立本国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尽管近年来亚洲的许多高等院校纷纷建立传播学系/学院；基于亚洲语言的传播学教材大量涌现；立足于研究亚洲问题的传播学期刊也相继产生，如韩国的《亚洲传播研究》（Asi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新加坡的《亚洲传播期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美国的《人类传播：亚太传播期刊》（Human Communication：A Journal of the Pacif ic and Asian Communication），英国的《亚太传播期刊》（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马来西亚的《传播发展期刊》（Journal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等；亚洲传播研究的专业学会和研究机构也为数不少；攻读传播学的亚洲学生、研究传播学的亚洲学者更是逐年呈级数增长。但与此不相称的是，亚洲传播理论和传播学亚洲范式的建构却依然薄弱。亚洲学者和研究者对欧洲中心的传播理论及研究方法了然于胸，却无法将西方的知识与亚洲的环境相契合。（三池孝贤，2008，62）

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固然有其精华之处，但也有着不可克服的缺点，尤其当它被移植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时。比如西方传播理论以“功能性理性、个人自由、精心计算的个人利益、物质进步和权力意识”为特征，与非西方的文化传统相悖，因此难以解释非西方的传播现象。西方的实证主义为主流的传播学研究传统有着明显的缺陷，如Ronal D.Gordon所言，大多数理论未能进入解释的深处，对于多元的现实世界的现象其解释能力、预言能力与影响能力相当有限，当把这些传播理论搬离西方的学术语境时，这些术语、理论与概念都缺乏实用性（Ronal D.Gordon，2008：317）。在研究方法上，“西方的传播理论过分依赖定量研究及统计分析，导致‘反复，缺乏明确的焦点，总是对一些在方法论上需要高深技术、实则鸡毛蒜皮的小问题紧抓不放’。而同时却对传播的真实概念缺乏更具有创造性的理解”。（J.Z.爱门森，2008：11）显然，唯西方是从的传播学研究无疑遮蔽了亚洲的主体性。Bryant和Yang收集了九种“主流”传播期刊上的关涉亚洲问题研究的65篇文章，对他们进行了内容分析后发现，所有文章使用的理论都源于西方。他们指出：“看起来，人们全盘接受了来自西方的理论；随之而来的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西方思维之哲学家、理论学家的认识论与元理论知识基础结构……如果源于西方思维的传播理论不能与东方的理论相调和，如果西方的研究模式不能与东方的认知、思维、符号运用及行为方式相适应，我们就应该不断地对之加以挑战，不能随便接受。”（Bryant＆Yang，2004：145146）

本书选录的《二十一世纪的亚洲传播学者》一文的作者Ronal D.Gordon也认为，今天的人类传播理论几乎都是“美国制造”，尽管来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涌进美国，但最终带回本国的是美国传播学科的研究方法、理论与概念。（J.Z.爱门森，2008：314）在亚洲，我们还没有发展出适合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人类传播思想、理论、模式与方法，“人类传播”、“国际传播”沦为单一的“美国传播”。因此，我们需要对传播学的西方范式认真地重新加以考察，从亚洲的世界观出发对其进行改造（J.Z.爱门森，2008：65）。被选录进《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一书的许多文章都表达了这种对传播学研究的西方话语霸权的批判。

在《对人性、文化和传播的重新思考：亚洲中心的评论与贡献》一文中，三池孝贤认为，大多数人类传播理论是欧洲中心主义中“人性”概念的表现和产物，欧洲中心的人性观念被认定是文明的、理想的、进步的、普遍的，这对亚洲人性的观念构成了一种“宰制”。因此，“必须抱着对人类传播的本质进行重新审视，对人性的概念加以扩展的态度大力推进亚洲中心（及其他中心）理论事业的发展。”（三池孝贤，2008：22）尹婧的《走向儒学女权主义：对欧洲中心女权主义研究的一种批判》一文则批评了“欧洲中心的女权主义”，这一论调存在三大症结：即强调“普适性”、“个人主义性”和以权利为重的道德准则。而“非西方的妇女应发展不同的、反映出自身经历的女权主义的形式、并将非西方妇女作为主体来看待。如果非西方妇女采用别人的经历，那么她们永远都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J.Z.爱门森，2008：287）哈米德·莫拉纳（Hamid Mowlana）在《伊斯兰教与传播的理论视角》一文中则分析了西方新闻标准在伊斯兰语境中的不足。西方新闻价值优先考虑的是人们的利益、接近性、新奇性、后果以及严重性，这些要素都与伊斯兰语境中的价值观截然不同。在伊斯兰语境中，利益、重要性等因素都不足以成为新闻报道的理由，而文化上的接近性才是重要的，“对伊斯兰共同体而言，新闻及信息是社会的日用品而不是文化工业品。”（Hamid Mowlana-J.Z.爱门森，2008：199）

传播话语的“去西方化”是《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一书的重要特点。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认为，“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不但完全有理由与所谓的普遍性知识平起平坐，而且对于人类认识的潜力而言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他在《地方性知识》一书绪言中写道：“用别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可启悟出很多瞠目的事实。承认他人也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本性则是一种最起码的态度。但是，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的例子，作为众多个案中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这将会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吉尔兹，2000：19）《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就是要提倡用“亚洲的眼光”来发现亚洲自己，“去西方化”是其必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传播理论的“欧洲/美国中心”学者的错误之处则在于他们过高地估计了欧美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而忽视了其他地区丰富的“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