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某些电视审查制度

质疑某些电视审查制度

问：您写过两本畅销书。一本是《看不见邪恶：电视性与暴力的幕后斗争》(See No Evil：The Backstage Battle Over Sex and Violence on Television， Simon & Schuster， 1980)，另一本是《美国最大牌律师受贿案》(The People v. Clarence Darrow：The Bribery Trial of America's Greatest Lawyer， Random House， 1993)。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些书中的主要观点吗？

答：我写的第一本书是关于一个我整理的法律诉讼，该案挑战当时的“家庭收看政策”(the family viewing policy)，这个政策规定在两个小时的黄金时段里，不能播出“不适合家庭成员观看”(inappropriate for general family viewing)的节目。现在也有人还这样做。问题是一些很好的节目，比如《全家》(All in the Family)和MASH因此被禁播，因为里面的一些有争议的主题被认为不合适家庭成员观看。因此这些节目被推到后面的时段。我们认为这违反宪法。我的书描绘这种挑战及后果以及有关语言、主题、性和暴力的审查制度。

问：您认为审查的问题与今天的社会相关吗？

答：非常相关，尽管发生了重大变化：技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审查问题“非故意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所冒的风险还是一样的。比如说，您审查了“乳房”(“breast”)这个词，但是这个词的意思可能是乳腺癌(breast cancer)。当您试图审查时，您可能以为自己审查的东西很窄，但是您不是。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应该保护言论自由。

问：您过去曾经做过电视制片人，并且您负责监制的《马克·吐温和我》(Mark Twain and Me)获得了艾美奖。您在电视制片方面受过系统训练吗？

答：很幸运，我做过电视制片。我没有受过系统训练。我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广播和电视制片人。在我的制片公司里，我有一个非常有才气的合伙人。我们有非常愉快的合作经历，最好的是《马克吐温和我》。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影片获得了儿童黄金时间的艾美奖。那时，人们对电视节目并不热衷。不幸的是，美国人不希望看到更多的这样的电视节目。但是做起来很有意思。

问：您认为不经过系统训练能成为一个好的制片人吗？

答：这取决于对制片人的定义。实际的动手操作当然需要训练。训练不一定是在学校，也可以实地学习。没有那种训练你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制片人。但是监制的角色是将制片的东西放在一起，比如说找剧本，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找书、找作者、找摄影棚、找演员和导演。这些基本的东西，我认为不需要正规的训练。我做的就是这些，但是实地制作，比如布景、选择场地、预算等，需要很多训练。我不能做这些事情，这就像突然让我操手术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