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市场在科技出版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9.2　关于市场在科技出版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与政府是两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手段。但是，对于两者在不同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范围和作用方式，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有不同的看法。正是由于这种理论盲点的存在，才为实践的运作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在出版管理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在出版资源的配置中发挥着基础作用。近20多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市场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然而，由于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在出版领域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角色成为学界乃至出版管理层高度关注的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强调在出版领域确立市场作为配置资源基础手段的观点明显占上风。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一些主要负责人近期都先后强调，在出版领域确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宣部刘云山部长在总结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时指出，要“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龙新民前署长在《积极稳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中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主要是通过市场交换来满足其阅读需求，各种出版资源也主要依靠市场法则来配置和整合。柳斌杰署长在2006年5月19日央视“新闻会客厅”播出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谈出版体制改革》时指出，出版资源的配置平均化了，我们过去的事业单位是按照行政机制配置，而资源的分配又是按照行政机制来分配，所以有一个地方就有那么十家八家出版社，有一个部也就有一个出版社，结果形成了我们资源平均分配，比较优秀的出版社也长不大，比较差的出版社也死不了，也能活下去，这样使得出版资源难于集中。邬书林副署长在2006年5月24日新闻出版总署在京举办的“全国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培训班”上指出，市场经济已经在整个国家起到了基础配置作用，出版业绝不能与之相违背。可见，确立市场在出版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淡化政府配置资源的职能已是出版管理高层的共识。在此还需要强调的是，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与出版管理高层持有几乎完全一致的看法。

从目前的情况看，要实现我国科技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建立开放的科技出版市场进入与退出机制，确保有条件的资本享有公平开发科技出版市场资源的机会

建立开放的科技出版市场进入机制，实际上是科技出版市场的准入问题。应该说，在解决了科技出版的产业属性问题之后，这一问题就不难解决。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国的科技出版市场仍然是受政府严格管制的。不要说民营资本、外资难以进入，就是业外的其他国有资本也同样很难进入这个市场。20世纪末，考虑到我国出版物市场的实际情况，我国开始实施出版单位总量控制制度。近几年，我国每年新增出版社不过一两家，新增期刊十几种。与此同时，现有的出版单位不管经营好坏，业绩如何，只有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几乎也没有因为“经营不善”而退出市场的。在这种严格的审批制度和几乎没有有效退出机制的背景下，业外资本基本就失去了进入科技出版市场的机会。在这种资源配置制度下，优质的业外资本不能进入，低效的市场主体无须退出，产业的竞争力显然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如果不改变这种资源配置制度，不能给优质业外资本进入市场的机会，不能给经营不善、效益低下的出版企业退出市场的压力，要提升我国科技出版国际竞争力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按绩效配置书号、刊号等版号资源，为有条件的科技出版市场主体提供做强做大的机会

在一个严格管制的出版市场中，书号、刊号等版号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产业竞争力的培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版号资源配置不合理，市场开拓能力强的出版企业拿不到足够的版号资源，其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而市场开拓能力弱的出版企业就可能浪费这种有限的资源，或者利用这些计划资源去市场中“寻租”。在我国科技出版市场中，版号资源的配置方式也并不合理。大量的中、小出版社浪费这些计划资源的现象却普遍存在。科技出版市场中“买卖版号”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一些部委和地方科技出版社、期刊社靠买卖“版号”或“版面”生存的现象清楚地表明我国现行版号配置方式的不合理性。毫无疑问，这种现象对于我国科技出版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极其不利的，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予以解决，力求建立起按绩效配置书号、刊号等版号资源的方式。

三、建立相对独立的科技出版从业人员市场准入制度，为科技出版企业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良好条件

科技出版是一个知识密集型产业，人才资源是科技出版的重要战略资源。高水平的人才队伍是促进科技出版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科技出版市场的人才准入标准与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在内的广义出版市场没有任何区别，不利于广泛吸纳优秀人才进入科技出版企业。相关文件⁽⁶⁾规定，出版企业的社长、总编、期刊主编等主要管理岗位从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一般从业人员也需要取得相应“职业技术资格”。应该说，这些制度对于确保出版从业人员的政治、文化与技术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确保文化市场安全的重要机制。但考虑到科技出版行业的非意识形态属性，我们认为，应该适当调整科技出版市场的人才准入标准，放宽非业务能力方面的限制，提高科技出版业务素质方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