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秀雄的新闻思想

二、小野秀雄的新闻思想

上面分析了小野秀雄新闻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其产生的社会条件，接着我们将要进入小野新闻思想的具体内容。从小野秀雄已经公开出版、发表的论著来看，其涉及的范围之广泛，出乎人们的想象，但其重点主要集中于如下四个方面。

（一）新闻本质论

自新闻学诞生以来，新闻本质论，或曰什么是新闻，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小野秀雄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新闻是根据自己的使命对具有现实性的事实的报道和批判，是用最短时距的有规律的连续出现来进行广泛传播的经济范畴的东西。”^[12]这一观点是小野秀雄新闻理论的基石，对此，我们有必要加以分析。

“新闻是根据自己的使命对具有现实性的事实的报道和批判”，显然是针对新闻的精神内容而言的。这里有三个概念值得注意：新闻的使命；具有现实性的事实；报道和批判。新闻的使命，一言以蔽之曰，尊重公益。因后面会详细论及，此不赘述。

所谓“具有现实性的事实”，小野秀雄把它解释为“新闻材料”^[13]。而“现实性”则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新闻价值。小野认为，对现实性应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来把握。从时间方面来讲，现实性应是“接近现在”；自空间性而言，它又要引起“普遍的关心”。他进一步从社会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论述时间性和空间性：“人们的生活，并不仅仅是短暂的目前生活，也不是孤独的个人生活。从时间这一角度去看，它是以现在为中心的生活；从空间这一角度来看，它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所谓以现在为中心，就是说现在在逻辑上是指瞬息间的存在，人们的时间意义上的生活就是以短促的现在为中心，从过去到未来，积累一个个局部范围的时间意义上的和社会性的生活，不断地从过去向未来流动。因而过去仅存在于回忆之中，未来仅存在于期待之中，只有以现在为中心的时间意义上的生活和社会意义上的生活，才能成为直接走向未来的创造活动的指南，成为强有力的杠杆。所以，在这种生活中所发生的事实和人们的关心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一种现实的强烈因素而起着作用。我们为了‘不落后于时代’，也就是为了知道以这个现实为中心的局部时间范围意义上的生活和社会性的生活而去读报纸。人们一般是不满足于现状的。自称满足于现状的人们，也是把维持现状寄托在将来，事实上人们的志愿常常是向往着将来的。所以，任何人都对指向将来的创造活动的知识抱有一定的关心。”^[14]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事实的时间性，不能仅限于最近的过去，而应该考虑到现在及最近的将来；至于空间性，则要求不仅是部分人的关心，而是以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关心为条件。小野对现实性的精辟论述，真是前无古人，但是在确定现实性的本质归属时，小野却否定了“现实性”的客观性。小野接受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达尔德和法学家葛斯蒂的观点，认为现实性不是新闻事实的属性，“而是人们在关心事实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主观上的感觉”^[15]。这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基本属性和存在形式，也就是说，时间和空间同物质运动是不可分离的。换成新闻术语，新闻事业的时间性（过去、现在、最近的将来）和空间性（在整体联系中的重要程度及人们的关心），是新闻事件的基本属性，而人们对时空特性的主观感受，正是对新闻事件的基本属性的反映。小野的看法则把新闻事件同它的时空特性割裂开来，把时空特性看成是独立于新闻事件之外的主观现象。我们不敢苟同。

至于“报道和批判”，系指新闻内容的特性。它表明新闻报道不仅仅传播事实，同时还传播意见、观念。不可能有纯客观的报道。这是小野秀雄的一贯见解。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小野就提出了“新闻品格”的概念。他说：“报道的材料固然是事实，但是当它在经过记者的精神加工而写成报道时，一定会反映出作者的思想感情；编辑在进行整理时，或删削，或增加，或大书特书，或一般处理，都是有其内在根据的。”^[16]这种根据决定了报纸的主观倾向。雷布尔主张从报纸内容的精神中寻找报纸的统一性，小野很欣赏这一点。因为任何报纸都有它们所遵循的办报方针、主义、主张等，而报纸的内容都是据此来编写的。资产阶级的报纸自然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报纸则会表现出无产阶级的倾向。小野秀雄赞成哪种倾向？事实表明，他是赞成前者而反对后者的。“二战”结束不久，在盟军总部的鼓动下，日本民主运动蓬勃兴起。当时的《东大新闻》的态度比较激进，大力报道学生界罢课的消息，抨击政府。小野对此非常不满，认为《东大新闻》成了共产党的外围机关报，其表现出的倾向跟他的“新闻理论不一致”^[17]。因此他利用对该报的领导权，强令该报反省，并鼓励对该报进行原稿检查。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以看出他本人的政治倾向。

然而，报纸的编辑方针，记者、编辑的主观因素，也不是决定报纸政治倾向的唯一因素。具有现实性的事实，在其变成报纸内容的过程中除了要染上报社内部的色彩外，还要受到外部许多因素的影响。小野秀雄认为，这些外部因素包括国家、政党、金融界、各种私人利害关系者及读者等等^[18]。它们时而和报社内部的倾向一致，时而又和报社内部的倾向相矛盾。其对于报纸的影响，也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在他看来，真正的报纸，就在于它能抵制外部不合理的影响而接受外部力量的合理要求。

至于“新闻……是用最短时距的有规律的连续出现来进行广泛传播的经济范畴里的东西”，则是根据对报纸发行过程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用最短时距的有规律的连续出现”，指的是定期连续出版，这不难理解。而“广泛传播的经济范畴里的东西”，则要根据小野秀雄的其他论述来解释。

所谓“经济范畴里的东西”，通俗地讲，说的新闻就是商品，而报社则是以处理新闻这种特殊商品为主要业务的资本主义企业。虽然报纸的发行收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报社的全部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一定数量的读者，仍是获取另一个主要收入来源——广告——的保证。因此，报纸要盈利，就必须不断地扩大读者数量，使报纸向着无限的读者群里伸展，这便是“广泛传播”的真谛。这是对营业性报纸而言。政治性报纸（目的性报纸）是否也是经济范畴里的东西？是的。小野秀雄在分析各国报纸的历史时说：“报纸要想完成自己的使命而成为真正的报纸，则首先要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而为了要在经济上取得独立，则至少必须在经营上达到收支平衡，没有亏损。这就是为什么不问报纸的种类如何，都要进行企业性经营的原因”^[19]。企业性经营固然是报纸得以实现其使命的前提，但如果脱离新闻使命而片面讲求营利，势必导致报纸的堕落。鉴于当时有些报纸忽视新闻使命，一味追求利润，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或是受政界的收买竟至于歪曲事实的现象，小野主张，“报纸必须当作公益事业来经营”^[20]。也就是说，新闻的使命才是报纸的目的，而企业性经营是实现目的所必需的手段。没有手段，目的不能达到，离开目的而求手段，则可能导致报纸的堕落。

可见，小野秀雄对新闻本质论的分析，是从新闻的精神内容和物质属性两方面进行的。从精神内容来讲，它是根据新闻使命对具有现实性事实的报道和批判；自物理属性而言，它又是经济范畴内的东西。这样把握新闻的本质，在新闻学术史上还是第一次。其根本优点在于克服了以往新闻本质论要么只讲精神内容，要么只讲物理属性的片面性。其次在新闻的时空特性、新闻使命和企业性经营的关系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见解直到今天仍值得人们注意。但是，小野的新闻本质论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炼，因为对某一事物的本质定义是不能用一方面又一方面来表达的。另外，“根据新闻的使命”这一限制，大大地缩小了新闻研究的范围，似有画蛇添足之嫌。小野希望他的新闻本质论能适用于世界范围的任何时代，但这种具有浓厚理想色彩的新闻本质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日本就行不通。他的目的没有达到。

（二）新闻使命和新闻自由观

前面曾提到新闻的使命。这里，我们再来看小野秀雄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大凡每个人的行动，都会有一定的目的，都是完成其使命的具体步骤。同样，报纸的创办发行，也是有其目的的，也是实现一定使命的行动。不可能存在没有目的、使命的报纸。然而由于不同阶级政治倾向、经济利益的根本区别，不同阶级的报纸也会有不同的使命观。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同历史阶段的主旋律，也会决定报纸使命的时代特征。为了研究新闻的使命，小野从新闻历史着手，收集丰富的报刊史资料，深入地探讨了不同时代报纸的使命观及其特点；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欧美新闻事业的考察，探讨了不同国家新闻使命观的特殊性。小野发现，来自不同渠道的有关新闻使命的说明，尽管千差万别，但其目的最后都落在“利国富民”上。小野认为，利国富民一词中的利国和富民并不是各自相异的两个概念，利国就是富民，而富民就是利国。因为尊重国家利益和国民幸福同尊重公益是一致的，所以他用“公益”来概括这些词句^[21]。

受雷布尔的启发，小野秀雄意识到公益的“公”并不等于“官”，他发现世人往往会将“公”与“官”相混淆，这是一个危险的倾向。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公并不意味着官”^[22]。如果公就是官，那么尊重公益就是尊重官府的利益。既然尊重官府的利益是新闻的使命，那么报纸就不能发表与政府意见相左或对政府不利的报道和批评了。这样报纸就会成为政府的工具。虽然政府是为国民办事的，但谁能保证政府不犯错误，谁能保证政府不腐败？若政府腐败，报纸作为政府的应声虫，怎能进行揭露和批判？小野引用各国新闻史的例证，说明报纸绝对不能成为政府的工具，而应为公益而奋斗。那么“公”字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小野说：“应当把所谓公的概念内容，理解为是对私而言的，同时也意味着超出了官，而指整个国家。但是上述看法只是在世界文化发展的现阶段才行得通，从本质上讲，‘公’的概念应当意味着超越国家的整个世界。”^[23]这样，“公”的范围就大大地超过了官，而尊重公益与尊重官府的利益也就严格地区分开来了。

尊重公益高于一切。为了公益，报纸不仅可以“不登对社会有恶劣影响的报道”，而且还能“夸大地处理值得奖励的事情”，甚至还能“抹杀全部的事实”^[24]。这就是说，新闻的真实性要服从于公益。在公益和真实相矛盾的情况下，就必须牺牲真实性。另一方面，只要是为了公益，外部力量因素如政府、财团、读者、广告客户等，“对于新闻事业的任何干涉”，都应该赞许。这里人们不能不产生疑问，记者在关系到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会不会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不顾新闻的使命而把报纸作为实现自己企图的手段呢？另一方面，政府是否会滥用权力压制报纸对它的正当批评，而使报纸成为御用工具？还有金融界、广告主等，是否也会对新闻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甚至滥加干涉？各国的新闻史表明，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了防止记者自身有辱新闻使命，小野秀雄主张首先“应加强记者的责任感”^[25]，让记者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行为。为此，还应改进并加强新闻教育，以防“不道德”记者的产生。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他致力于新闻教育，负责创办上智大学新闻学科，到处讲学。同时，“社会上还要有相应的监督机关”^[26]，也就是说把对公益的解释权交给社会上其他的监督力量，让他们能在新闻记者滥用自由时，施以干预，使之步入正轨。

至于来自外部的压力，记者可以新闻自由为武器来抵抗。小野秀雄说：“从新闻的立场来讲，新闻自由只有在确保其使命完成这个意义上才是需要的。如果不是这样，自由就会有害而无益。由此可见，新闻由于获得了自由，担负起了维持和捍卫公益的重要职责。”^[27]因此，任何对新闻自由的干涉，只要是出于私利，报纸都可以起而反击。小野秀雄以自己的行动做到这一点。日本战败不久，小野秀雄被任命为新闻纸分配委员会委员。吉田内阁为了控制新闻媒介，想把该委员会置于内阁的直接控制之下，小野极力地反对这一措施。在他看来，在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下，政府掌握新闻纸的分配权，势必导致对新闻自由的侵犯。同时新闻自由也不只是一个消极的权利，它不仅能在“政府和议会之间对国家利益的意见发生争论时”，充分地反映“代表全体意志的舆论”，而且能使报纸成为对付社会邪恶和政府弊端的“锤子”^[28]。很显然，小野秀雄的新闻自由观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观念有很大的不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观，把新闻自由看作是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而在小野看来，似乎还是法学家格斯蒂说的正确：“从法学的观点来说，法律的创造者和支持者是主权国家。所有的权利都是以它同权利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前提，人权也只是在许多人与国家相对立的情况下才被提出来。所以人权是通过国家而产生的（不是天然产生的）权利。”^[29]这样，新闻自由权利已不再具有天赋的神圣性了。新闻自由不是目的，而是确保新闻使命得以实现的手段。这无疑是正确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小野又试图进一步论证外部力量与报纸的制约关系：对“公益”的解释和监督，是政府等外部力量攻击新闻界滥用自由的宝剑；而新闻自由则是报纸捍卫自己正当权利的盾牌。两者都在尊重“公益”的名义下发挥作用。如果双方都恪守“公益”，那就会相安无事。小野的理想是，利用公益解释和新闻自由来制约新闻界和外部力量的行动，不使哪一方过分出轨，从而保证两者之间力量平衡。这种设想，只有在双方力量大致平衡时才能实现。若一方在力量上占优势，平衡就会被打破。而当时的日本是不具备这种条件的。

（三）新闻职能论

新闻职能，即新闻的力量、作用。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有人说新闻是“指导民众的力量”，或是形成舆论的力量；也有人认为“新闻只是反映舆论”。很明显，这种研究都是围绕舆论进行的。在小野秀雄看来，这种研究方法并不足取。因为“新闻同舆论的关系应在决定了其基本职能之后才能进行考察”^[30]，而新闻的职能又是由报纸的基本内容决定的。于是他首先根据报纸内容的基本因素——评论和报道，来确定其实质性职能，然后再来探讨新闻职能发挥作用的具体过程。

小野秀雄将报纸内容划分为二：报道与评论。前者的职能是启发，后者的职能是指导。他认为：“报道者的目的是为了公益，要把读者引导到有利于公益的方向去。但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读者并不一定意识到报道者的目的。因此，在这种场合下所产生的指导作用，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是无意识的。”^[31]这种指导就是启发，报道的职能也就叫启发职能。启发职能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小野秀雄认为这应从两方面来把握：一是“有关具有现实性事实的知识的特殊化”^[32]。一般来讲，人们有关现实性事实的知识，都是来自报纸等新闻传播工具。如果报道的事实跟读者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读者大多不会深究其来源及蕴含于其中的主观倾向。但是报纸在处理新闻时，都会考虑到自己的使命，国家、政党以及其他力量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些都会给事实的报道染上特殊的色彩。而“特殊化了的报道，又支配着它的职能的发挥和它要达到的目的”^[33]。由于读者是连续地看报，从而使得这种特殊化的报道能够长期地浸润读者的思想态度，使读者的思想态度在不知不觉中也特殊化了。另一方面是“多数人知识的类同化”。类同化是由于报纸的广泛发行，使得众多的读者都受到了上述“特殊化”的影响，以至于他们的知识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性而出现的。知识的特殊化和类同化一旦实现，就会“作为潜在意识保存下来，当人们在现实中接触到与此相关或类似的问题时，多数人对问题的判断、情感，就具有类同性，因而也就采取了类同的态度”^[34]。至于评论的职能，小野秀雄说：“评论的目的是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分析，弄清问题所发生的原因，另外还必须考虑它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并向人们提出对待这一问题的方法。”^[35]因而社论是公开地表示自己的感情倾向和观点，读者也是有意识地来阅读的。其阅读的目的，也不仅是想了解事实，而且还要知道记者的判断。而报道的职能是使读者在无意识中受到影响。为了相区别，小野称评论的职能为指导职能。

启发职能和指导职能是由报纸的基本内容派生出来，通过报纸直接地对读者发挥作用的。在此之外，小野秀雄认为报纸还有一种结合职能。因为报纸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因而空间位置上不一致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报纸进行心理上的联系，组成为在空间上不一致的心理集体——公众。新闻的启发和指导职能，只有“通过报纸，读者彼此间经历一个特殊的心理过程”^[36]——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在空间上隔离着的许多个人在心理上的结合，即结合职能——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说，结合职能是启发职能和指导职能的前提，无前者则无后者。两者的差别在于，启发和指导职能是指报纸对读者个人而言的心理职能，而结合职能则是社会的心理职能。

可见，小野秀雄的三种职能是根据不同的标准提出的。启发和指导职能是根据信息的流向所进行的纵向考察，而结合职能则是从读者的角度，根据环境的影响而进行的横向研究。这种多角度的思考，无疑能开启我们的思路，但是把根据不同标准划分的职能排在一起，在逻辑上必然会导致理解的混乱。从小野的论述看，结合职能是在启发和指导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可以把它视为启发、指导职能的条件。因而把启发、指导、结合并列为同等程度的职能，不一定恰当。但是，小野对三种职能的重视，还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围绕舆论研究新闻的职能、作用的方法并不足取，但在确定了新闻的职能后，小野秀雄又着手研究报纸在舆论形成和演变过程中的作用。首先，报纸是舆论形成的前提。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形成舆论的第一前提——现实问题的提出，首先是利用报纸向广大范围的群众进行传播来达到的。第二，由于指导、启发两种职能发挥作用，指导并启发了读者，致使他们对现实问题有了类似的判断。第三，读者处于社会性的接触状态之中，所以他们面临现实问题时，立刻形成心理集体，也就是潜伏的公众。”^[37]这三点正是舆论得以形成的基础。其次，报纸对舆论的作用，不仅在于提供条件，而且还在于它能反映舆论，制造舆论。雷布尔认为，新闻和舆论的关系，犹如乘数与被乘数。道比法特则说报纸还能有限地创造舆论。小野综合地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并且进一步论述：在指导职能显著发挥作用的时期（以评论为中心的时期），报纸能“指导舆论，制造舆论”^[38]；在启发职能发挥作用（以报道为中心）的时期，它只能表达舆论。因此，报纸只能反映舆论或只能制造舆论的观点，都是片面的。

根据小野秀雄的论述，可以认为，他对新闻职能的研究，相对于前人，既有创新，又有不足之处。此前的研究者，一般是围绕着舆论，笼统地讲新闻的职能。其中有些结论，虽然点到了要点，但由于方法论的缺陷，难以令人信服。小野则一反常规，根据新闻内容的构成要素来确定其职能，再联系新闻的规律来考察它对读者的影响及其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小野对新闻职能范围的确定，离前人的窠臼并不远。尽管在确定职能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他最终也是围绕舆论来讨论新闻职能的。而新闻的作用并不限于对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积极影响，这已是一个公认的原则。小野忽视了由其他内容派生出的其他职能。其次，在新闻媒介与舆论的关系上，小野也过于偏重新闻媒介。新闻媒介能反映并指导舆论，这固然正确，但对于舆论对报纸的影响则没有涉及。事实上，报纸不可能凭空地创造舆论，也难以同舆论相对抗。实际上，许多报纸都是根据舆论的趋向来进行报道和评论的。

（四）新闻史观

翻开小野秀雄的著作目录，便可发现，他的新闻史著作比起新闻理论著作来要多得多。事实上，他之所以成名，并登上日本新闻学术的王座，主要亦是由于其新闻史研究的影响。因此，与其说他是一个新闻理论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新闻史学家。但也奇怪，他在一些主要理论问题上均有系统的论述，偏偏在新闻史观方面是个薄弱环节。我们只能从他的一些零碎论述来进行分析。

首先是新闻的起源问题。小野秀雄认为：“报纸是人们由于在生活上的需要，想要真实地了解环境的变化而发明和发展的文化现象。”^[39]人们之所以要了解环境的变化，是因为“不能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确实是一件危险的事，同时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是决定今后生活态度的先决条件”^[40]，而新闻正是人们提供、接受具有现实性事实这一社会过程的联系工具。在报纸产生之前，人们是通过什么来发挥这种联系作用呢？是谈话。在表西亚“新闻是讲话的延伸”的基础上，小野进一步分析了“延伸”的过程。他认为在社会生活较为单纯、生活范围比较狭小的时代，信息的传递，可以交谈为之。但是，“随着人类生活范围的扩大，人们求知欲增强了，普及了，新闻传达的范围也渐渐扩大了，这样不仅传达所需要的时间得增加，传达速度会受到影响，而且新闻会在中途失传而不能达到传达和普及的目的。有时还会失去报道的真实性”^[41]。这就要求发明一种能有效克服时空差距的传播手段。因而人们不断地改进传播方法，更新传播技术，以跟上生活节奏加快的步伐，于是报纸被创造出来了。上面是从社会需要来研究新闻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能否成为现实，还取决于人类主观的心理条件。在这里，小野秀雄利用近代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肯定了人类好奇本能的作用。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说，“报纸是在想利用别人的经验来弥补自己经验不足时才形成的一种文化形式”^[42]，所以它是人类精神交流的手段。而根据心理学家的说法：“交流是基于群居本能的反映而产生的一种派生过程，也就是说，在群居本能和心灵交流之间形成了因果关系，而提供经验正是基于群居本能的产物，所以群居本能和好奇本能具有同样的价值，它也是报刊形成的根本条件。”^[43]这样从两方面来探讨新闻的起源，并把它归结为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很有道理的。它从根本上纠正了把新闻起源单纯地归结为人类好奇心的本末倒置的错误。

其次是新闻的发展问题。小野秀雄认为：“新闻的起源和发展，在地理上和当地的文化相适应，在历史上则同时代的文化是一致的。”^[44]这个观点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社会生活条件及历史传统会给该国的新闻事业打上特殊的烙印；第二，新闻事业及新闻思想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小野没有在理论上专门论及这一问题，但从他的新闻史著作中可以看到支持这一见解的根据。在《中外报业史》中，他对各主要国家的新闻史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主要内容是：各国报刊的历史及现状，各国的新闻自由，各国报纸的内容与形式等，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异同点，并深究其原因。这种研究，在新闻学术史上还很少见。至于新闻事业随着时代的进化而发展，小野则通过对原始形式的新闻传播及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新闻事业的研究，探讨了不同时期的新闻事业的时代特征，再用当时的潮流来解释其递嬗沿革之缘由。例如美国报纸的托拉斯化，小野就认为它是“近代美国报业的特征之一”。美国自建国以来，因天然资源丰富，产业及商业突飞猛进，于是新闻由于生产业者与商人之利用，收入逐渐增加。“从事报业者也力求新闻内容及经营方法与产业相配合，结果报业迅速发展，美国报纸便日趋托拉斯化了。”^[45]可见，不是新闻决定了社会的发展而是社会现实及历史传统决定了新闻事业。

但新闻事业也不是纯粹消极的产物。它的作用和功能，还能反作用于社会。这种反作用有时会促进社会的正常发展，有时则对社会的进化产生妨碍。很显然，这种反作用只有通过掌握它的社会集团才能实现。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乃至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报刊的宣传。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报刊的宣传，对革命的进程无疑起了加速作用^[46]。然而这种进步作用并不是时常都有的。德国纳粹利用报纸作为贯彻其狂妄企图的第二方面军，蛊惑宣传，害世不浅。尤其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利用报纸煽动战争，小野秀雄更是身历其境。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原因之一就是“报纸为新兴军阀所任意摆布”。假如“新闻界能团结一致，反对为准备战争的庞大预算或退出国联的问题，则不但可以防止不幸（侵略战争）于未然，甚至能避免今日世界所困扰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对立”^[47]。这种看法未免过于天真，但其对新闻事业作用的重视，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基于上面的见解，小野秀雄主张对新闻史的研究，必须从“文化史的角度进行”^[48]。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观念，它几乎涵盖了社会存在的一切。所谓“文化史的角度”究属何指，他没有解释。作者认为这要联系到小野秀雄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小野秀雄说：“新闻的领域是研究报刊内在的精神力量、经济力量以及工业力量间的相互关系；研究报刊对这些力量在本质上给予的影响；研究报刊同受到上述三种力量特殊影响的周围之间所存在的规律。”^[49]换言之，新闻学研究对象不仅是新闻现象本身，同时还要研究它同社会的相互关系。由此看来，所谓“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新闻史，就是说要把新闻放在宏大的社会环境中，对新闻事业本身及其与周围的关系进行历史的考察。

可以看出，小野秀雄的新闻史观很有见地。社会需要产生新闻，新闻随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其形态，又反作用于社会。这显然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至于“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新闻史的方法，更是值得每个治新闻史者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