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的思想基础与现实原因

二、对立的思想基础与现实原因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在出版自由观念上的对立，既有复杂的现实原因，也有其思想的渊源。杰斐逊的思想缘起于自然权利学说。这一学说来源于希腊化时期的斯多葛学派。该学派的重要特点是崇尚自然，主张“归依自然”。其最大贡献是提出了自然法思想。他们把人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把人的本性、人的理性看作是主宰万物的普遍法则。他们还提出了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既然宇宙的本性就是理性，就是普遍的、共同的法则，而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无论其出身、种族、财富、社会地位如何不同，都受同一宇宙理性的支配。就普遍赋有自然理性这一点而言，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这种思想在随后的几百年中被继承和发扬开来，最终形成自然权利学说。它认为，在人类成立政府之前人们生活在“自然状态”中，他们享有一系列的“自然权利”，过着自由平等的生活，不受任何人管辖。

杰斐逊的自然权利观主要是来源于洛克，其最集中的表述是在《独立宣言》中做出的。他以自然权利观为依据，宣示如下不证自明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他们所固有的（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有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6]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把自然权利学说写入官方文件的人，他对1787年拟议中的联邦宪法缺少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条款非常不满，要求把“权利法案”加到宪法中去。在他看来，应该得到宪法保护的“天赋人权”主要有三：一是言论自由。他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具有良知良能，真理来自于多种意见的自由辩论。如果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真理就会成为“一位称职的反对谬误的斗士，足以战胜谬误，并且不怕去斗争，除非人为的干涉解除了真理的天然武装——言论和辩论自由。如果允许人们自由地批驳谬误，谬误也就不再具有什么危险了”^[7]。二是出版自由。杰斐逊认为出版自由甚至比言论自由更为重要，因为后者影响少数人，而前者可以影响社会各个角落。他指出，出版自由的益处很多，特别是它可以防止野心家篡夺国家大权，虽然出版有时会引起伤害或有害作用，但他认为，一个政府只要本身公正廉洁，是不怕报纸攻击的，更不会因为恶意攻击而倒台。三是宗教自由。信仰纯粹是个人事情，国家不得干涉。他在《宗教自由法案》中说：“全能的上帝所创造的心灵就是自由的，而且他表明他的最高意愿便是：使人继续自由，而不使其受到任何羁绊。”^[8]

自然权利学说的基础是对人类理性、道德和智慧的信任。杰斐逊深信“美德、同情、宽宏大量是人类素质的固有因素”^[9]。而且“人类理性是有能力照料人类事务的，而且大多数人的意志以及每个社会的自然法则是人权的唯一可靠的卫士……让我们永远卑恭地遵从社会的普遍理性。有了它，我们就是安全的，甚至当它发生偏离时，因为它不久就会再次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10]。所以他信任人民，而“不是害怕人民的那种人。人民，而不是富人，是我们继续享有自由的依靠”。正是这种信任感，使得他坚定了给予人民出版自由的决心。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并且保证人民获得真理，所以他在致约翰·泰勒的信中说，“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向他们开放一切通向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所发现出来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闻自由”^[11]。

与此相反，汉密尔顿坚持的是“人性恶”理论。他不信任人民，认为人民在本质上是邪恶的，这种思想直接来源于英国政治思想家霍布斯。霍布斯承认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样一个条件。但是，由于人类无论从体力还是智力来看都是相等的，人们会追求同样的目标，这很容易造成人们想获取同样的东西而不能同享的情形，彼此之间就会成为仇敌。为了要自保，人类往往以征服为先，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就变得像狼一样，陷入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爱好权力，渴望出人头地并且希冀获得统治权，从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霍布斯还认为，自然法的约束力有限，它能否为人们遵循，主要看人们是否有诚意。自然法仅能保证人们有遵循的倾向，但不能保证人们一定遵守它；相反，由于人性本恶，常常背信弃义，必然会导致对自然法的违反。要使人人都遵循自然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一种强大的权力或权威。其出路是在人们之间订立契约，彼此放弃自我管理的权利，这种放弃是相互平等和毫无保留的；放弃的权利被授予一个人或由一个集体即主权者来代表。这样通过社会契约而统一在一个人格中的一群人就组成了国家。

这种由性恶理论推论出来的国家主权说在汉密尔顿这里发扬光大。他首先认同恶的本性对人民行为的影响，并坦诚“野心、贪婪、私仇、党派的对立，以及其他许多比这些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不仅容易对反对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对支持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12]。他还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人是有区别的，有上等人和下等人、少数派和多数派的分野。“所有社会部分都分为少数派和多数派。少数派就是富人，多数派往往就是人民大众。人民的呼声向来被说成上帝的呼声。这句话不管是说是信，都不是真理。人民没有判断力的，人民是经常处于不安的，因而需要使少数派在政治上享受特殊的永久地位。”^[13]他不但不信任人民，而且他憎恨人民，鄙视人民。他认为，“人民！人民是野兽！”^[14]他们“是好骚动的、变化多端的；他们很少有判断或决定正确的时候。因此，就让前一类人（少数人，富有，出身高贵者——笔者注）在政府中分享独特的、永久的席位。他们将控制后者（人民大众——笔者注）的不稳定性……只有一个长久性的机构能够制止民主的轻率。他们（人民大众——笔者注）的好骚动的气质需要控制”^[15]。

其次，汉密尔顿强调了政府权力的重要性及控制言论出版的必要性。“再没有比政府的必不可少这件事情更加明确了；同样不可否认，一个政府无论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组织起来，人民为了授予它必要的权力，就必须把某些天赋权利转让给它。”^[16]他并不认为公民放弃自己的某些权利就是对自我自由的一种限制或剥夺，相反，他坚信“由人民代表发出的公众呼声，要比人民自己为此集会，和亲自提出意见更能符合公共利益”^[17]。实际上，他认为代议制共和政体有利于通过合理的规范和引导最终达到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的目的。他同霍布斯一样把国家置于无可取代的至上地位，而主权作为决断和处理国家一切事物的最高权力，是国家的灵魂，它所包含的内容也因此是至高的、广泛的。它除了拥有对臣民生杀予夺的权力外，还包括确定财产权、司法权、宣战媾和权、甄选官员权以及奖赏惩罚权，甚至包括对学派、意见和书籍的管理权。主权者可以而且应当使用强权统治国家，以强权、威胁为后盾的统治才是可靠的，完全民主的政治将导致混乱。新闻出版作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作为管理意识形态的重要部门，应该也必须服务于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不应该将出版自由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如果这样，自私自利的人民和各种利益团体可能会利用法律来破坏国家主权和威胁社会的稳定。因此他主张对人民的意识形态进行控制，所有公众言论均须经过严格审核，书刊出版必需事先检查，使出版完全服务于政府权力，成为政府的一项行政特权和政治工具。这一观念贯穿于汉密尔顿思想的始末。

基于对出版自由的信念，杰斐逊对新闻界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即使在党争最为激烈、政党报刊最黑暗的年代，甚至在他成为总统之后，这一态度都不曾改变。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经常忍受着来自新闻界的各种压力和诋毁。例如在1800年参加总统竞选时，他遭到了联邦党人接连不断的指控，称他是一个危险的政治煽动家，是一个无信义、不道德、反宗教者，是独立战争中的懦夫、乔治·华盛顿的诽谤者、渴望独裁统治的人。对这种恶意的谩骂、攻击，他表示“永远也不在报纸上发表一句话。……虽然我决心不让诽谤去干扰我平静的生活……我对他们（联邦党报纸——笔者注）的唯一回报将是：不管他们如何对待我，尽我所能对他们好”^[18]。他始终坚信，他对反对派报纸言论的容忍和沉默是对人民理性和能力的信任与对天赋人权的保护，他相信：“人民在抵抗最近新闻的滥用时所表现的坚定性，他们表现出来的区分真假的识别力，表明人们可以放心地信任他们，让他们听到每一种真话和谎言，并且做出正确的判断。几乎没有什么必要对他们的感官施加影响……不用这种人为的手段，而由使用他们的理性，以及用常识去检验一切的习惯而来的真正的尊敬，要更为可靠的多。”^[19]正是基于对出版自由这种天赋人权的坚定信念以及人民理智的信任，杰斐逊才能无怨无悔地坚持宽容的出版政策。

杰斐逊坚持宽容的出版政策，一方面是为了发现和接近真理，另一方面则是利用报刊，加强国民教化，提升国民的政治和智力水平。他在致麦迪逊的信中说：“我希望对于普通人民的教育应该受到注意，因为我相信为了保存适当程度的自由我们最有把握依靠的就是人民的良好判断力。”^[20]通过教化不仅可以“给每个公民处理他自己的事务所需要的知识……培养他们思考和正确行动的习惯，使他们成为与人为善、自身幸福的榜样”，而且还能够实行社会精神遗产的代际传播。他这样解释说：“每一代人都继承了他们所有的前辈所获得的知识，并且把自己所获得的知识和新发现加进这个知识宝库中去，再把这个知识宝库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样就一定会推动人类的知识和福利向前发展。”^[21]利用报纸的教化功能，还有利于巩固代议制民主政治，因为它可以“通过启迪它的公民的心灵而赋予自由以保障；它提供了反对外国强权的防御；它反复灌输美德；它推动在科学上最先进的国家为荣誉而进行的公平竞赛”^[22]。如此看来，维护出版自由实际是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最大的福利，限制这一天赋权利所带来的后果，比它带来的好处要严重得多。这种认识，推动着杰斐逊将出版自由理论变成现实的政治实践。

汉密尔顿虽然重视报刊的政治作用，但更重视在政治权力控制的范围内发挥这种作用。他本身就“是一位天生的新闻工作者和小册子写作家——他是美国报纸社论之父之一。他敏锐的判断力、深刻的洞察力、高度抽象集中的能力以及文字表达的清晰简练等，是第一流社论作家所具备的品质，也正是这些品质，使他成为首屈一指的小册子作者”^[23]。从1787年10月21日到1788年8月16日，汉密尔顿等人在纽约州用“普布利乌斯”的笔名，以致纽约人民公开信的方式在《独立日报》、《纽约邮报》等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其政见并就对反对派的观点进行反驳，最终促成宪法的通过。尽管联邦党人充分利用了媒介为自己的思想和政见辩护，但并非将出版自由作为自己的一项不可侵犯的人权，而是作为服务于政党的政治工具，维护强有力的政权才是他们行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所以，作为后辈眼中杰出的“社论撰稿人”，汉密尔顿在当时还是对新闻出版怀有强烈的控制欲的。与杰斐逊的宽容隐忍不同，他非常反感报纸的诽谤和中伤以及由此带给政府和官员的各种麻烦。所以他主张新闻出版必须经受检查，应当经受严格的限制；关于新闻的立法，必须加强新闻界的责任，以杜绝新闻诽谤，而对新闻诽谤的认定，不能只凭是否说出事实，法律的根本原则是意图。因此新闻出版的自由乃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良好的动机，为了公正的目的而出版的一种权利，这种动机应当由陪审团来判定；虚妄、诽谤和恶意等一切不利于美国政府或国会两院的言论必须严厉处罚。在这里，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区别最鲜明地表现出来。

对报刊功能的认识差异也是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对立的原因。杰斐逊一直以赞美的口吻评价报刊监督政府的作用。他认为，民主的美国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政府”，即一个受到监督的政府，“政府机器是为人民使用而建立起来的从而受到人民的监督”，因为权力不加限制是极容易导向腐败的，“经验证明，甚至在最好的政府形式下，那些被委以权力的人们，在时间的推移中，依靠缓慢的动作也会把它变成暴政”。世界上每个政府都有人类的弱点和腐化堕落的胚芽，为了防止政府的退化，必须由人民来监督。这种人民监督实际是一种舆论监督。政治只有以民意为基础，才能保证民主事业长盛不衰。要防止政府犯错，就必须通过报纸让人民充分的了解公共事务。杰斐逊认为，当时国家的三权分立还不够，应该充分认识到报纸对于国家、政府和社会的监督作用，“自由报刊应该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他的至理名言是：“民意是我国政府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就是要保持这一权利。如果由我来决定选择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24]“没有监察官就没有政府，但是，哪里有新闻出版自由，哪里就可以不需要监察官。”^[25]虽然杰斐逊并没有真正舍弃执政权力、丢弃政府而单纯为了维护新闻自由而选择“没有政府的报纸”，而且也没有因为新闻出版自由的存在而将监察官舍弃，毕竟作为国家元首，他要维护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和国家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但是，他的这些言辞至少从思想上反映了他对出版自由的支持态度和对于报界监督政府的“监察官”角色作用的肯定。作为杰斐逊的支持者，菲利普·弗伦诺也认为，“舆情限定每个政府的职权范围，舆情是每个自由政府的真正主权所在。”“‘对政府保持始终不懈的戒备’，对于防止‘野心勃勃的图谋’是必要的。”^[26]正是舆论的存在，正是因为人民的意见可以自由表达并形成一种强大的制衡力量，才可以防止政府官员越权或渎职行为，才可以避免颠覆国家的图谋。

可是，在汉密尔顿看来，尽管报刊有着显著的宣传功能，但是对于民主政治，它主要是麻烦制造者。作为政治家的汉密尔顿身陷政党报刊的喧嚣论战之中，对于敌对报刊的攻击谩骂有着深刻的切肤之痛。反联邦派的报刊向汉密尔顿等人猛烈开火，极尽人身攻击、侮辱谩骂之能事。例如菲利普·弗伦诺的《国民公报》的社论使“联邦党人于惊恐之中”，以至于汉密尔顿和华盛顿忍无可忍而不得不予以反击。前者在《美国公报》上发布匿名信指责它不应该接受政府津贴还攻击政府，与政府添乱与作对，后者则称他为“那个无耻的弗伦诺”；另一个共和派报人贝奇继承了弗伦诺的战斗风格，并更极端地表现出自己的党派偏见，惯常于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他这样评价华盛顿总统时说：“如果曾经有一个人使一个国家堕落了，美国就是被华盛顿堕落了。如果曾经有一个国家遭到了一个人的不正当的影响，美国就是遭受了华盛顿的不正当影响。如果一个国家曾经被一个人所欺骗，美国就是被华盛顿欺骗了。”^[27]这样的评价对于美国的开国元勋和民族英雄而言显然是不公正的。但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人身攻击是司空见惯的，也是党派之间惯常的伎俩。不同报纸之间的攻击、谩骂、捏造、诽谤使得执政的联邦党人和汉密尔顿感到深恶痛绝，在被报界搅得疲于应战、狼狈不堪的时候，汉密尔顿是不可能像杰斐逊那样对自己的敌人抱以宽容隐忍的态度的。他认为对这些添乱捣鬼的报刊的宽容就是对反政府势力的姑息与纵容，是对他所期望的美国的严整井然的社会秩序的玷污与破坏，而敌对报刊之所以敢于这样肆意妄为，就是因为政府给予它们太多的自由权利，结果却使政府陷于麻烦之中而不能自拔。所以，只有对新闻界进行严格控制才能减少麻烦，才能维护政府官员的基本人身权利和应有的名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