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历史学家和新闻机构

第十八章　历史学家和新闻机构 ——对过去历史行为的反思

Michael Palmer

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观察“新闻事件”并且用一定的方式来表示，或者从不同的着眼点来构筑和生产“副本”：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下运行。然而，这两种方法都有一个相似的前提和关系——首先，他们希望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做一个精确的记录；其次，他们努力阐明事实，确定谁、做过什么、对谁或什么事物说过什么，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随后，他们可能继续考察事件如何发生及发生的原因。简言之，两者都是关于建立一个报道或记录，并且建构一个文本和叙事，这正回答了在古罗马时期昆体良(Quintilian)对一个演说者应该怎样充实自己的一个重要观点提出的问题：“Quis，quid，ubi，quando，quibus auxiliis，quomodo，cur”。^[1]这一系列有关各个方面的问题，似乎比拉斯韦尔提出的“5W”更加含义深远，他指出：“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产生什么效果。”^[2]这些问题，被(一些)历史学家和(许多)新闻记者适当地概括为“5W”；它们包括呈现的问题，叙述信息的方式；它们强调跨越时代的修辞学家和新闻的表现模式与社论的风格导向或规则之间的关联。^[3]

那就是说，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的态度——当他们在搜集信息和准备生产他们的“副本”的时候——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这些区别有些是很明显的。在这里，我想考察一下新闻机构的历史学家如何接近使新闻记者制作的“副本”的生产、传送和分配更具风格的各种逻辑关系。国际新闻机构的历史学家很好的认识到一些目前处于领导地位的新闻组织机构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有的甚至超过了一个世纪：

●法国：哈瓦斯社，1835年；法新社(巴黎)，1944

●英国：路透社，1851，(伦敦)

●德国：沃尔夫社，1849，(柏林)/DPA(汉堡

●美国：美联社(纽约)，1848

通常，历史学家要求现存的新闻机构的授权和配合(不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媒介联合体、上市公司、大规模的企业或者公众部门的演员，或者公营私营的混合体——比如法新社有一个独特的合法身份，以便接近档案和能为其提供研究信息的员工。此外，他或她可能影响到今天组织里的官员或全体职员；今天他们如何工作的知识影响到历史学家对他们的过去提出的问题。当然，许多新闻机构的历史是被记者包括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人制造出来的。

几个新闻机构的历史学家已经探索了保存在公共的和私人档案里的新闻组织机构的记录并且查阅了新闻产品——比如哈瓦斯通信社的收藏品，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期刊部。在这里，我想列举一些同时使用从档案中获得的包含有关新闻机构历史的原材料和1997年5月在巴黎的法新社总部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观察所得到的信息产业的问题。它的前提和出发点是关于新闻机构的历史和新闻流动的著作之间的继承关系，这种关系受新闻媒介运作的目前环境所影响——然而细心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警告人们当心时代错误。

在列举的这些问题中，我也引用了我的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是许多年来在路透社公营公司plc的公司档案处工作时(一家上市公司——1984年开始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和从同路透社新闻记者和主管的谈话中得来的。有两个问题和案例研究支持这些评论：一个是路透社和法新社指导下的(根据不同的资源和目的)不得不处理的质量控制机制和影响研究；另一个集中于俄罗斯的国际新闻机构报道——沙皇，苏维埃和前苏联。第三个问题——新闻电影和电视——已经在结论中被提出。

各种各样的材料、问题和观点表明迄今为止标示媒介机构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困难之一就是：他们表现的中心问题是什么？这里列举许多可能的答案之中的几种：

●对公司历史的叙述？

●形成或反映新闻机构对一个特定事件、一个主题、一个“演员”或一个世界区域的报道的物流学和输出物流管理？

●新闻产品、政府、媒介、科技、财政和商业之间的关系？

●新闻机构运作的竞争环境？

●所有权结构和市场条件？

●训练、表演、职业样式和被新闻机构雇用的新闻记者和非新闻记者的专业基准？

当然，有一个基础的问题：专业术语“新闻机构”在任何时候对相同的组织——1851年的路透社和1999年的路透社——并且对在19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中处于领导地位集体性质的国际新闻机构总是适用的？^[4]很明显地，通常新闻机构历史学家只关心其中的一部分。然而他们很可能共同研究这些问题，被察觉到的“更传统的”问题是在两方面之间：一方面，新闻工作者独立于企图影响输出的政府和其他政治、经济或社会文化的角色……并且，在另一方面，机构全体人员为之努力的组织机构需要有自己的经济能力(和生存能力)。一些机构(和机构职员)谈到一种公共服务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新闻和信息是一种公共物品^[5]。由于这种原因，在最后的分析中，新闻机构服务于市民、国家和人民，而不是政治、资本家或者媒介——作为对不同的但是时常相互重叠的逻辑的反应——他们一起促成了媒介的商业化。然而，他们走在依赖政府基金(补助金等)的Scylla和依赖财富之神的Charybdis之间的狭窄路径：他们服务市场，包括许多非媒介角色，他们的信息需求关系到国际实时市场的良好运转(和指导交易)。他们补充说，作为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他们也通过改变信息来源来努力保持他们的“平衡”。

新闻机构的记者和历史学家关心时间和空间：但是他们的观点明显地不同。众所周知，“新闻”由几个因素构成：信息包括对“新事件”的“叙事”或“报道”(news)，除此之外，还有对被报道事件的知觉和对因与民众相关而被告知重大事件的感觉。新闻主管和新闻记者会事先对将要出现在新闻议程中的重大事件的报道事宜进行规划，数周、数月进而到数年都是如此^[6]；然而，和可以预知的或“预定的”事件相比，他们更喜欢不期而至的突发事件(它可能必然伴有额外的工作)。新闻记者关心准备报道的流程管理；一旦一个事件被制造出来甚至在它的“新鲜期”结束之前，他们中的许多开始关心下一个故事的准备流程和报道。他们的产品服务部门(service de production)或者新闻局，组织它们的资源，如果需要还要从同僚的其他产品中心调入；因而，在法新社中，为了掩盖1997年5～6月的法国国会选举，法新社的政治服务部门时常调用info(rmations)s géné(rale)s和“社会”、“经济”新闻部门的资料；新闻社论概括报道流程和新闻输出。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事件一旦得到报道很快就会被忘记：在这个方面，记者和历史学家的态度是有差别的。家很少在时间和空间的压力下进行工作。而作为专业人士，无论他们走多远，无论花费多长时间在对一定范围资源里的大量证据(真实的信息；口述的证据；看得见的描述，文化的观点等等)进行考察，他们也不得不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内——当然具体限制则因情况而异——进行制作。历史学家可能补充说他们更加关心数据、新闻、信息和感觉、相关性或重要性之间的区别；可能他们企图回应诗中的词句：

我们在生活中遗失的生命在哪里？

我们在知识中遗失的智慧在哪里？

我们在信息中遗失的知识在哪里？

(T.S.Eliot，The Rock)

但是新闻机构的历史和诗人的哲学是不可能相同的。

一个法新社的管理人员(非记者)观察，记者需要具备“捕捉瞬间的快速反应能力。对于许多机构的记者来说一个故事至多有半天的新鲜度。质量控制机制或单位——比如在路透社和法新社中存在的——对“过去的24小时内”世界上发生的事件和影响进行评估：

●与其他新闻媒介相比，我们如何对一既定事件进行报道？

●我们利用多少与竞争对手相同的内容？

●我们领先几分钟还是落后几分钟？

●谁用了哪个角度和什么类型的材料？

举例来说，法新社每天发行两三份以全世界的各个新闻社的报道为基础的“具有影响力的报纸”；这些报纸监测先前24个小时内国际新闻议程中对“占主导地位的”事件的报道。因而，在1997年5月，通过对全世界各新闻机构对扎伊尔蒙博托事件的报道的监测^[7]，5月9日一个有影响力的报道表明墨西哥的法新社分社利用了更多的法新社的材料，而较少使用西班牙通讯社和路透社的材料——“蒙博托在加蓬”；但是法新社基多分社把有用的新闻机构的复制内容这样分类：“EFE/法新社/ANSA：意大利通讯社”^[8]。

新闻机构的历史学家不知如何考虑这些感觉和压力：新闻是一种商品，一旦被表达、加工和传递就会变样。新闻记者关心搜集新闻产品的各种形式和方法；一旦准备好，“放在桌上的”和经过确认的为了传递出去并且通过一条或几条“线路”发行的，闻组织的表现而得到教训的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新闻机构的历史学家不得不关心新闻产品包装的不同形式和新闻选择角度的手段。这些包装和扭曲或者人工操作无关。为了满足不同目的和不同用户的需要(出版业、电视、大众电影、在线网络站点、数据库；还有银行和其他非媒介客户，包括政府和国际政府的以及非政府的组织机构)，需要提供不同角度、不同版本的信息产品以适合短期或长期之用，这就涉及了信息展现技巧的问题。新闻产品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具体包括：

●文本的性质——比如“领引”，这个开放的句子是在一个30个单词的最大值内传送以上列出的“5W”的简洁答案，但是，举例来说，“新闻分析”，“side-bar”或“wrap-up”同样也是；

●表述事件所用的语言(阿拉伯语、英语——包括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或“国际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像路透社这样的新闻机构共有25种语言)；

●文字、数字和其他传播符号或图符之间的关系；

●“文本”和各种印刷、音像、电子的与其他媒介和非媒介、顾客、订购者和“终端用户”之间的关系——为了他们进行有目的的输出信息、副本或材料。

选择加工过程不仅要处理哪一个故事用什么形式包装和为什么服务，也包括对已经给定的事件传播的优先权，和不同故事的紧迫程度——第一、二、三、四页(法新社的新闻发言)——为了在不同的服务对象版本流动中竞争一席之地；新闻编辑桌上的故事具有优先权，它们由于世界地域或在问题里主要的服务的兴趣而不同。许多机构的精力都花费在当顾客知道什么将要来临之前发明出计算机存储、补偿系统和传输系统，以保证他们有在想要什么的时候就能得到什么的工具和能力。等级制度和命令只是游戏的名称：就像复制—流动已经增加——据说路透社一天可以发表400万字而法新社只有200万字——因此有能力使顾客在想要什么的时候就能得到什么，并且从一般的新闻服务输出中出现一种“菜单”服务。

新闻机构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当输出增加时，搜集、加工和分配信息的速度也在提高。在19世纪80年代新闻机构的管理层曾提出关注准确度、速度和顾客满意度，正像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样。然而，19世纪的新闻机构倾向于改变很差的形象，他们像批发商一样管理政府、金融业者和商业媒介需要的新闻，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在19世纪更加上进和关心他们作为新闻商贩向一个市场的主导者提供服务的公司形象。笼罩在全球化、大众媒介、跨媒体跨国企业的光环之下，这三家历史悠久的通讯社着重强调他们在管理世界范围内媒介和非媒介市场的新闻需求的信息和传播技术方面有长达一个世纪的专业传统。他们也必须定期地“对他们自身进行审查”，并且使之适应以家庭为基础的国家里市场条件的变化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地域政治及市场条件的改变。家的媒介和非媒介市场给予过多关心的国际性机构，对于路透社是一种帮助而不是阻碍：1868年建立的出版协会(the Press Associational)是英国国内的新闻机构(和路透社有新闻交换协议)，而美联社和哈瓦斯－法新社扮演国内新闻机构的角色，他们的国际网络是为了服务于(首要的)国内媒介或非媒介市场的需求而建立的。在过去的20年(至少)里，法新社和——表面上看是一个更小的范围——美联社为了更好地服务世界地区，他们已经重组了自身机构；但是法新社在亚洲服务于英语语系顾客的成功(从香港开始，延伸到阿富汗再到澳大利亚的一个地区)很少被法国的地方性报纸理解(他们代表中的一些是法新社海外版的成员)，担心过多的国际新闻占据大量的版面(和花费)，而这些在他们的生活中对他们自身并没有用处。

来自俄罗斯的新闻：1904年和1991年

因此，新闻机构的历史学家不得不在新闻输出的同时浏览一个公司策略和市场环境，并且发现在时间和空间中有永恒的东西，也有许多易变的事物。许多时候有效性和可使用性、来源和精确度的问题显得最为重要。考虑到1904年欧洲的新闻机构在沙皇俄国的形势：1904年他们想提高覆盖率(以圣彼得堡为中心)，路透社、哈瓦斯社和沃尔夫社(Wolff)(通过新闻机构联合，环环相扣或企业联合)同意一个新成立的(官方)机构——圣彼得堡电报机构——加入了它们的联盟。日俄战争与蔓延到整个俄国的1905～1906年的暴乱和罢工使得俄国的事件在国际新闻议程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个时候他们迅速发现本国的报道力度明显不够：面临着来自于其他新闻机构和新闻媒介的竞争，路透社和哈瓦斯社把他们自己的通讯员派到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地方以从非官方来源弥补不太令人满意的新闻覆盖率，他们指出SPTA提供消息缓慢、不充足或者根本没有。同时，路透社和哈瓦斯社的通讯员在他们的雇主设置的限制下工作，其中直接事实的报道是一个重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考虑：沙皇俄国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个同盟国(一个唯一重要的同盟国)；平均每6个法国家庭就有一个家庭(到1914年)投资了俄国政府公债或者对投身于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公司进行投资；哈瓦斯社在巴黎的管理者和编辑承受着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法国政府并不希望在公众中制造恐慌气氛；另一方面来自于巴黎出版的报纸，他们通过在俄国的通讯员发布引人注目的目击者报道。至于路透社，它的新闻管理者向SPTA解释说：它希望从一定范围的新闻来源继续新闻的发展，(对政府)有帮助的和无帮助的，它自己在国外的通讯员(比如Guy Beringer，在1904年被派往圣彼得堡)进行投资都“通过英国的视野”来报道新闻^[9]。

85年之后，苏维埃俄国在改革开放的这些年中，以莫斯科为基地的路透社和法新社的通讯员在严格限制的氛围中工作，并且在接下去的几十年一直存在对西方通讯员的控制和约束；然而，在同一时间，在这两家通讯社内部有人发表了一些看法，询问西方新闻媒介是否并不经常“浏览最热门的”与当时的主要国际事件的主旋律相关的发展问题——苏维埃集团的开发，从柏林(1989年11月)到莫斯科(1991年8月失败的政变)。因而，针对当时这些机构提供的新闻产品，一个驻北京的路透社记者(远东)，问道(夸大地)：如果我们通过可能已经被设置好的“西方”观察员的角度来报道事件，我们真的是一个“世界性的”机构吗？^[10]新闻机构通过指出事实报道一直存在的困难来掩盖事情，但是他们充分意识到必须向市场需求和预期提供其他相同的角度。另外，竞争同样给新闻机构增加了压力。

此外，相反地，所有的新闻记者都沉迷于挖掘具有重大意义的突发新闻，他们对报道速度的重视和“新闻促进市场”的意识密切相关。举例来说，在1991年8月19日的凌晨(GMT)，路透社新闻部门在3∶27报道：“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健康问题，苏维埃的亚纳耶夫继任总统职位。”在4∶04，他们报道：“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原因，美元上涨两个半芬尼。”在一个数据实时流动和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市场敏感的新闻增加了新闻机构运作的负担或责任。路透社是一个基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它的一些质量控制者——在内部作为“江湖郎中”而闻名——强调当精确度和速度是本质时，一个基于顾客的“经济”事件版本首先代替了“媒介顾客”事件版本；他们还指出：不应该花费超过3～5分钟的时间为了第二种顾客去“改变”或发行基于第一种报道的故事。在法新社，经济和财政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实质上的发展(在1997年，以巴黎为基础的经济新闻部门已经有48人)，不同的是路透社在新闻和传输系统(能够和被通知的决策、结果、及时的处理结论相互联系)供应的方面保持着领导地位；但是有一个决定就是新闻机构能够和确实利用根源于作为发达世界中一个最主要的经济实体的法国的信息；然而，在法新社也有一个关系到新来者意识，彭博电视台(1981)在大多数市场敏感的数据信息新闻的财经市场中和路透社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事实上，法新社通过向彭博电视台提供节目而冒险介入实时电视新闻领域。

市场敏感性新闻增加了迅速传递新闻的压力和市场风险。无意的错误——常常是由于社会事业机构而引起(甚至是被景仰的German Bundesbank)——是经常的；并且投机商经常短时间地驾驭一个机构，但是这段时间足够谋杀一个机构的生命力。新闻机构的历史学家可能指出在过去事件的例子中，新闻机构的传说或神话如何丰满各种各样的架构。哈瓦斯社和法新社的执行者常常回忆过去的新闻机构执行者对他的职位了如指掌，他享受获得特权的乐趣，具有所需要的知识，掌握市场敏感的信息。Leon Pognon——是一个世纪前的第一个“王牌记者”，后来成为哈瓦斯机构一个地位较高的管理者——和驻法国的外国部门及俄罗斯的外交人员进行接触：在哈瓦斯机构里有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言，据说他为了个人的获益，预先利用了^[11]影响20世纪初法国人在俄国的投资的一些内幕消息。今天的新闻机构和新闻商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制定规范以确保雇员不会为了正直和道德行为而放弃公司的荣誉。例如，在路透社的风格指导(1995)关于“知情者的交易”的登记中，包括如下内容：

(我们)必须避免不适当的行为和任何不适当的表现……知情者交易和钻空子……是被解雇的理由……简单地说，知情者交易和钻空子是有罪的，当拥有关于一个公司不公开的信息时，如果你买卖证券，或者给予第三方关于他们买卖或者保留证券的信息是有罪的……在信息被公开披露(在一个主要的新闻出版物和有线服务中，在一个公开的为了管理机构而制定的规章制度中或者在呈给股东的资料中)和市场有足够的时间吸收信息并做出反应之前，信息都被认为是非公开的。职员通过在路透社工作而获得的信息应该假定是非公开的。

多少时间是“足够的”当然是一个有讨论余地的问题，但是一个有经验的专业人员知道如何回答。另一方面，实时数据流动时代中的竞争压力，通过新闻商贩操作的屏幕和终端服务系统(彭博、路透社、AP－道琼斯等等)所引导的“电子交谈”，加重了投机商可能通过短暂的欺诈所设置的保护措施机构而获得成功的危险。在1995年8月，大约短暂的几分钟，有漏洞的安全检测系统和法新社监视的反检测证明没有运作：一个投机商，在一个“Bordereau先生”的外表之下，成功地使他自己终止了作为Eurotunnel——一个股票具有很大的潜力的公司——的发言人；这个“错误”是在几分钟内被发现的——在路透社发现法新社正在报道的内容时。很快法新社提出一个“谋杀”——有时和其他的机构具有的相似性。

1996年，CNN的执行人观察到“所有的机构都会犯错误(特别是在实时的和新闻市场不断变化的时代)”。当然，包括CNN、BBC和其他知名的新闻组织：1997年5月下旬，在报道由俄罗斯叶利钦和英国托尼·会议时，一个BBC的部门报道：“叶利钦邀请布莱尔到英国……”主要的新闻机构的历史学家和其他新闻媒介可能强调不仅errare humanum est，而且事实性错误实际上并不多见。仍然重要的是对呈现问题的分析与新闻和信息的包装——根据可觉察到的和被表达的目标市场的需求。这不是历史学家必须熟悉的问题：他们中的许多是第一次被训练如何建立可利用叙事的真实性。然而，在对同样事件不同叙述的判定中——举例来说，根据第四条教义“耶稣的生命”——他们细察被提供和再次被提供的技能。新闻机构的历史学家不得不这样做^[12]。困难的出现是因为新闻机构职员是由努力迅速地建立精确信息的记者和意识到新闻商贩操纵商业和竞争环境的全体人员组成的。甚至确定公司雇员的数量，记者和非记者(全职的和业余的)职员之间的分界模糊，都能够造成时间浪费：定义变化超时和依赖特定机构。

这里提出一个似乎相关的更进一步的问题：修辞学中的关于“全球化”、“信息社会/经济”、“实时数据流动”和20世纪90年代的其他的电子——计算机“聚合”的关键词是新闻人员的操作习惯和媒介生态学。在一定程度内，这些仅仅是过去修辞的“更新”：“每一分钟的最后限度”(1930年代提出)或者“跟随有线电视”(去获得、电子魔术、电报目标、商业态度的缩语，Paul Julius Reuter 1816－99)。在1999～2000年间，有经验的新闻人士可能没时间浪费在这些词语上：然而销售和商业管理者，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时常认识到把自己与这些“达到最新技术水平”公司联系在一起能给自己带来间接的利益。然而，建立新闻机构的档案是为了闪现不同公司文化之间出现的偶然冲突。历史学家同样明白这些，但是他们把精力集中于更不同的方面。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被Carolyn Marvin的优秀研究精确地表现出来；旧的技术曾经是新出现的^[13]，比如在19世纪的电子“工具”科技。一些新闻机构的历史调查电子电报、新闻流动和关于新闻商业化辩论的暗示之间的关系^[14]。其他人为了阐明新闻机构的历史而探索公共的和私人的档案^[15]。有时，对应于新闻组织的公司档案关于“形象”机构倾向于他们自己职员和顾客的同时代语言，而包含使探索关于在新闻中普遍存在的公司策略或发展的课题和问题的历史成为可能的材料。我将通过研究这样一个实例而作为结束：路透社的新闻电影/电视策略。

【注释】

[1]Institutio oratoria，在公元95年前后出版。

[2]Christopher Simpson写到，5W就像公式一样，被刻在了全美各大学大多数传播系入口处的石头上。见Simpson，C.(1993)《美国大众传播研究、反破坏与科学现实》，发表于W.Solomon与R.McChesney主编的Ruthless Criticism，明尼亚波里与伦敦，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3]例如，可以比较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与合众国际的风格。

[4]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路透社的管理者并不太喜欢“国际新闻社”或“国际新闻机构”这样的说法：它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该公司的媒体与非媒体行为、利益、客户和技术，暗示的是与其他机构的相似性，而这是不恰当的。与此相似，该公司并不愿意被视为是一家“伦敦”或“英国”通讯社：这抹煞了该机构拥有遍及全球各地的员工的跨国特征。

[5]前哈瓦斯集团驻伦敦总编、法新社社长(1947～1950年)Paul-Louis Brett指出：“理论上来讲，新闻应该像大众教育一样免费提供给大众。”见1947年5月7日Bret提交给Joxe委员会的报告(关于法新社的状况)，曾被引用在Boy-Barret，O与M.Palmer(1982)所著的Le trafic des nouvelles：les agences mondiales d´information，巴黎：Alain Moreau，以及Tunstall，J与M.Palme(1991)所著Media Moguls，伦敦：Routledge。

[6]1997年春天，我在伦敦遇到了一位路透社计算机图像专家，他刚从澳大利亚的悉尼回来，在为2000年悉尼奥运会做准备。

[7]随着Laurent-Desire力量的日益强大，控制着非洲大国——扎伊尔(现为刚果共和国)的Mobutu政权解体了。

[8]EFE，西班牙通讯社；ANSA，意大利通讯社，1997年5月9日法新社影响报告。

[9]见Palmer.M(1997)“Quand les agences rapportent I´événement：I´actualite russé，1904－1905”，发表于F.d´Alméida主编的La question médiatique，巴黎：SeliArslan，以及(1998)Boyd-Barrett，O.与T.Rantanen，《新闻的全球化》，伦敦：Sage。

[10]Dinmore，G.(1990)《魔鬼的鼓吹者》，《集萃》(路透社内部新闻杂志)(4月)。

[11]“Pognon”是俚语，意思是“钱”。

[12]路透社的一位质量控制员曾引用Saint Luke的报道“Mary和Elisaberth一起呆了大约3个月，然后回到家中”，并指出：“如果Mary有一位新闻秘书，这件事情的报道至少能写上400字。”

[13]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4]例如，见Blondheim，M.(1994)News Over the Wires，剑桥，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

[15]可以参看Read，D.《新闻的力量》，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Schwarzlose，R.A.(1989－1990)The Nation´s Newsbrokers，伊云斯顿：西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