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地方性报刊

四、其他地方性报刊

《申报》发刊于上海，但却不是一份地方性报刊，其影响力远至周边各个省份^[197]。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各地的新报刊陆续涌现。根据《德文新报》的记录，1907年，江西省的机关报《江西日官报》和《官办江西日报》创办，南京总督的官方机关报《南京官报》创刊，贵州省唯一的刊物《今报》在贵阳府发刊，另外还有《北京日报》、芝罘的《日日报》、河南省开封府的《河南官报》及满洲盛京的《东三日日报》，也都在这一年开始发行^[198]。在《德文新报》看来，“这些报刊大都是温和的、并且是同情改革的，但却也都像《申报》那样，宣扬（中国的）改革最好是没有外国人相助来完成的。”^[199]

从《德文新报》论述中国报刊的文章中能够明显地看到，该报总是喜于讨论中国报刊的倾向性问题。辛亥前后，在变动的格局之中，从德国人的论述里，也可以对彼时中国报刊所扮演的政治角色窥见一二。

“在山东省的首府济南府，几年前由政府支持创办的《济南官报》常常有论述关于胶澳租借地及其与济南府政府关系的文章刊载；该报的倾向是温和偏自由的。”^[200]

“在南方出版的报刊还要提到广东的《羊城日报》（1897年）及1902年创办的《福州日报》（福建省），以上两份都是政府刊物并倾向于同情革命。”^[201]

无论是保持温和的态度，还是选择隐约地同情革命，这样的报刊在晚清政府的眼皮底下都尚可安然生存。《德文新报》明确指出，“在中国出版的报刊不能公开反对政府；报刊很容易被压制，并会进一步遭到停禁。因此，报刊必须在中国政府管辖范围之外为自己寻找地盘，以摆脱出刊的阻碍。”^[202]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上海、天津、武汉等设立租界的地方会出现大量的中国人自办报刊，用以宣传不同于传统中国的新式思想。但是，租界在地理位置上毕竟是囿于晚清政府的管辖地之内，相形之下，香港则是比租界更为安全的革命派报刊生存的理想之地，“因此，两份反清的中文报刊《中国日报》和《香港日报》分别于1900年和1903年在香港创刊。”^[203]

除了中国人自办报刊，《德文新报》还尤其关注那些受到在华外国因素影响的中文报刊。从德国人的视角看过去，每一份在华外报都代表着其背后国家的力量，每一个力量都是德国在华利益的竞争对手。“天津的《天津日日新闻报》、北京的《顺天日报》及在上海出版的《中外日报》和《同文沪报》，其创刊或维持发展都或多或少地要受惠于日本人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处于美国影响之下的上海《新闻报》，于1893年创刊，去年，在无损于其亲美倾向的基础上，按照英国公司法进行了重组。该报崇尚进步思想，与日本敌对，尤其是最近在满洲问题上与日本势不两立，在日俄战争中被认为是公开亲俄的。该报每期发行量约10000份，其刊载内容尤为偏好商贸及交通运输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新闻报》的对手是《中外日报》，但《中外日报》的语气却不总是像《新闻报》那么高雅讲究。《时报》为1902年前改革派著名人物广东人康有为创办，康有为乃1898年光绪皇帝实施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变法失败后流亡，现居于日本。该报深入探讨当今时事，由于其内容可信，对事看法公道，也许还因为该报夸张的风格尤其受中国人的喜爱，因而每期发行量达到13000份。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法国影响的，而袁世凯所办的当地机关报《北洋官报》是亲日的。同样也是在天津编辑出版的报刊还有《津报》。”^[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