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介规制的演变路径和特点

1　中国媒介规制的演变路径和特点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规制的构建逻辑不同，中国的媒介规制是在政府绝对控制的背景下起步的，因此，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媒介规制的构建是一个总体上不断放松管制的过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媒介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伴随着中国媒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媒介规制变迁大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事业单位调整时期(1978—2000年);第二阶段是以规制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为主(2001—2002年);第三阶段以媒资融合和资本化整合为主的阶段(2003年至今)⁽³⁾。也有学者从制度变迁的主体、内容、方式、受益者四个关键因素的角度考察，将中国媒介制度的演进分成四个阶段:始于1978年的“财政成本拉动型”的企业化制度变迁，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经济效益推动型”市场化制度变迁，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行政力量控制型”的产业化制度变迁以及始于2003年“政治与资本合作型”的资本化制度变迁。⁽⁴⁾无论哪种分法，从2003年以来，中国媒介均处于资本化的制度框架的运作之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管部门关于媒介规制方面的文件很多，表1列出了具有标志意义的几个重要文件。

表1　1979—2008年中国政府有关媒介规制的标志性文件

续表

从改革开放后中国媒介规制变迁可以看出，伴随着中国媒介从20世纪90年代末市场化提速，与之相对应的媒介规制也相应增多，特别是从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以及中共中央十六大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后，各种媒介规制的文件、条文频繁出现。政府逐渐从主导媒介的所有活动到放松对媒介的直接干预，将媒介分成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两块，政府的规制主要体现在前者，即保证传媒的社会效益。

陈怀林和陈韬文(1998)总结中国媒介政策变迁三大趋势:第一是媒介管理体制从由党委宣传部包揽一切转向由宣传部和政府行政部门分工管理。1987年成立国家新闻出版署(1949年中国曾经设立过国家新闻总署，但1952年撤销)，近几年来，各级党委宣传部仍集中掌握重大宣传政策的制定和传媒主要领导的任免，而技术层面的职责已经逐步由新闻出版总署(局)和广播电视电影(总)局接手;第二是法规和制度相继建立，行政与市场调节并用;第三是传媒管理部门对“违规”的媒介和个人惩戒措施有相对放松和逐渐软化的趋势。总的看来是由党务部门的人治转向政府部门的法制⁽⁵⁾。另外，从中国媒介规制变迁中还可以看出，媒介资源整合是一个趋势，如2003年执行《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报刊治散治乱收效明显，2003年全国共出版报纸2119种，到了2004年数量基本稳定在1900多种。在各类媒介的规制变迁中，纸质媒介走在了广电媒介的前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媒介集团化始于报纸，渐次于广播电视，最后是电影与出版⁽⁶⁾，报业在市场化大潮中先“试水”的经验可以移植、借鉴到广电经营中去。由于报纸是更古老的媒介，报业市场化步伐快于广电，报业在跨媒介集团中占主导地位也是世界媒介市场的一个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