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与东欧的宣传型新闻体制

第二节　前苏联与东欧的宣传型新闻体制

前苏联新闻体制的建立

1917年11月，“阿芙乐尔”号军舰的隆隆炮声宣告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一批国家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无可置疑地形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成为当今世界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对立存在的一种历史力量，其影响之大以至于许多刚刚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也宣布以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

在20世纪，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并不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是一种历史的特例，是“偶然”和“个别”的事件，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而出现，首先，是为了避免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继续遭受奴役和剥削。其次，是为了避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所必然出现的贫富分化、经济危机和资本家的政治统治。其三，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家的力量，加快民族国家的发展速度。最后，作为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还可以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避免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侵害。

尽管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封锁，苏联还是取得了在当时世界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为社会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力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依靠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苏联就把一个极其贫困落后的俄国建设成为了一个工业化强国。在1929年开始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的工业增长率高达19﹒2%，“二五”期间为17﹒8%，“三五”期间也达到了13﹒2%，苏联迅速成长为一个工业国。尽管苏联存在着牺牲农民利益、“肃反”扩大化等种种问题，但是当欧洲大陆所有的西方国家在法西斯的进逼下几乎都不堪一击之时，苏联的胜利还是显示了其体制的优越性。

与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相一致，苏联的宣传型新闻体制也是一种高度集中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苏联的新闻传播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在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立即开始了整顿报业，建立统一的宣传型新闻传播体系的工作，主要的措施包括：查封原来的官方报刊和代表反对势力的民间报刊，没收其资产，复活被禁止的布尔什维克的刊物，广告经营由国家统一管理，建立新的报业体系和广播体系。这一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苏联恢复出版和创建的重要报刊有《真理报》（1917年）、《消息报》（1917年）、《贫民报》（1918年）、《经济生活报》（1918年）、《民族生活报》（1918年）、《劳动报》（1921年）、《红星报》（1923年）、《共青团真理报》等，这些报刊构成了苏联的党报体系。20世纪20—30年代是苏联报刊业的大发展时期，至1928年，苏联全国有报纸1197种，总发行量940万份，1940年，报纸总数增加到了8806种，期总发行量3840万份，杂志1822种，全年总发行量2﹒45亿份。⁽⁸⁾这一时期苏联的报纸发行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1925年，苏联还建立了统一的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到二战前，塔斯社成为世界性的通讯社之一。苏联政府还对广播这种“不要纸张、没有距离的报纸”（列宁语）非常重视，可以说苏联的广播事业与世界广播业的发展同步。1928年，苏联的广播电台总数有65座，广播覆盖面近300万平方公里。20世纪30年代初，初步形成了以中央台和地方台组成的全国广播网，1940年，不仅广播电台发展到了100多座，整个国家拥有110万架收音机，还建立了1﹒1万个有线广播站，拥有600万只喇叭。依靠这种传播力量，苏联建立起了有效的全国信息覆盖体系。

苏联的宣传性新闻体制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1．全部报刊电台属国家所有，是党和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2．全部报刊电台均是党报党台，由各级党委领导；3．报刊电台的主要功能是宣传和动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信息功能居次要地位；4．言论高度集中，信息来源单一，口径一致。⁽⁹⁾

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新闻体制在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和肃反运动中，新闻宣传成了政府动员群众的非常有力的舆论工具，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闻宣传更是直接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其影响甚至还超出了苏联的范围，成为当时一切反战和争取进步的人民的重要的精神财富。

二战后东欧国家新闻体制的建立与苏联新闻传播的发展

在二战中，苏联依靠这个高度集权的模式赢得了战争。战后这个模式再显神奇。当英、法这些西方的战胜国面对战争破坏一筹莫展之时，苏联却依靠高度集权动员和组织人民，迅速地医治了战争创伤。1948年，苏联的工业生产就已超过了战前水平。战后苏联的体制还开始越过其国境，从1944年到1949年，东欧先后出现了8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

可以说，战后东欧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参照了苏联的经济政治模式。从历史的角度讲，这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不过客观地说，这一模式也的确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例如1980年与1950年相比，匈牙利工业增长了8﹒4倍，民主德国增长9﹒3倍，保加利亚增长2﹒4倍，波兰增长14倍，罗马尼亚增长33倍，捷克斯洛伐克增长8﹒4倍，南斯拉夫增长12倍。在实行政治上党的统一领导、经济上中央计划管理的同时，东欧国家也建立了集中的宣传型新闻传播体制。在战后几十年中这些国家报刊的发行量都增加了数十倍，广播的发展极为迅猛，电视也从无到有开始起步。例如在波兰，建国前日报的发行量不过90万份，到70年代末，波兰的报刊达到了2300种，期发行量达4000万份，其中日报56家，期发行1030万份。⁽¹⁰⁾到70年代还建立了广播电视的全国覆盖体系。在南斯拉夫，1947年只有217种报刊，期发行300万份左右，到1977年，报刊达到了2538种，期发行量1500多万份，广播电台从1947年的13个增加到了1977年的190个，同期的播音时间增加了8倍，收音机数增加了22倍。⁽¹¹⁾这些国家还纷纷建立了自己的通讯社。

东欧国家新闻传播事业在东欧各国的建设和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苏联的宣传型新闻传播在战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报业方面，50年代初苏联有报纸8000种，期发行4500万份，80年代中期报纸的总数依然是8000多种，但是期发行量达到了1﹒85亿份，其中日报713种，发行量1亿份，⁽¹²⁾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大的报纸发行量的国家。1975年《真理报》日发行1060万份，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在广播方面，苏联50年代广播电台就发展到了130座，收音机740万架，70年代收音机又达到了5000万台。苏联在1938年就开始了电视的试播，1945年恢复播出，1954年播出彩色电视节目，60年代进入了电视的卫星转播时代，70年代彩色电视播出开始普及，已经形成了一种与广播不相上下的传播力量。

新闻宣传理论

实际上，实行新闻宣传的国家很多，西方国家在战时都实施了新闻宣传。一些国家主义色彩较浓的国家如德、日、意也在二战中把新闻宣传推向了极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看到了新闻与宣传的关系，论证了新闻中宣传的重要性，而苏联的新闻宣传则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非常具有特点。

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宣传家列宁从办报入手创建了布尔什维克党，他组织的卓越的宣传活动，为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立下殊功。在前苏联，宣传被细分为宣传和鼓动。宣传表示广泛地传播需要深入而又详细讲解的思想、理论和学说，它“以形成一定的世界观为目的”，更多地诉诸理智；鼓动是“通过讲演和各种报道手段传播一种思想，以影响群众的认识、情绪和社会积极性”，它诉诸感情。

新闻宣传政策具有两面性。从前苏联的实践来看，宣传鼓动工作在苏共中央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为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抵御外敌入侵和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家力量投入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应当看到，前苏联的宣传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统一而缺乏活力的体制，宣传工作在和平建设时期暴露出种种弊端。主要表现在：宣传鼓动强调意识形态至上，对马克思主义实行僵化和教条式的理解；宣传鼓动没有将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甚至成为鼓吹个人崇拜、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宣传鼓动全面取代媒介的新闻信息传播，以至于出现“《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的政治笑话。

实际上，把宣传鼓动作为一项革命工作只是列宁新闻思想的组成部分之一，列宁也曾经提出了新闻自由和政府信息公开的思想，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得到实行。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共产党的报刊在列宁指导下就常常辟有“论争之页”，作为广大党员发表不同意见的论坛。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签署的临时法令中曾经指出：“一旦新制度确立起来，对报刊的各种行政干预就必须停止，而将依照最开明与最进步的法律，并在对法庭负责的范围内对出版实行充分的自由。”但是列宁开创的公开发布政府新闻的传统在苏联并没有坚持下来，到了斯大林时代却进入了对新闻实行严密控制的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苏联新闻媒介开始秉承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层的旨意，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指名道姓，无限上纲，批判的对象波及整个文化界、知识界，以后又发展为肃反扩大化，使大批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遭到逮捕、监禁和杀害，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50年代赫鲁晓夫执政后，曾一度在批判斯大林、对苏联历史进行反思的背景下，对新闻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公开报道，但由于对外冷战的激烈进行和党内斗争，赫鲁晓夫很快就放弃了公开性的政策，随后在1964年又为勃列日涅夫的铁腕政治所取代，公开性从苏联社会消失了。

新闻宣传的畸形发展后果非常严重。在列宁之后的苏联，执政当局一味要求新闻媒介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充当自己的传声筒，有时甚至运用媒介直接向公众发号施令。至于客观存在的、发生于国内外的重要新闻是否向公众发布，完全取决于执政当局的政治需要。凡是对现行政策不利的信息，一概秘而不宣。于是苏联公众闭目塞听，事事蒙在鼓里，无法正确判断国内外形势，也无法真正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利。他们不知道苏联坦克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镇压，不知道苏军在阿富汗的惨重伤亡，不知道国内发生的民族反抗、厂矿罢工、农民闹事，甚至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的犯罪事件、天灾人祸，群众也无从知晓。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列伊，20世纪50年代当过《共青团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总编，事后回忆道：“从当时的报纸看，苏联从没有铁路和航空惨剧，从没有沉船事件，矿井从不爆炸，泥石流也不会崩塌。”总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¹³⁾从1968年起当过《真理报》20多年副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报纸的首要任务是提供信息，然后让人们自己去辨别是非真伪”，可是，“《真理报》并不总是能够这样做。我们往往不得不按我们主人的曲谱来演奏”。“虽然我们笔下写的全是‘莺歌燕舞’，但我们心里却极为不安。我们常会感到我们写的这些东西，客气点说是脱离实际。但是我们却束手无策，只能沉默，同时又忧心忡忡。”⁽¹⁴⁾可见当时执掌意识形态大权的人，也预感到一味粉饰太平未必真能维持太平，一味掩盖矛盾只会使矛盾愈积愈深。他们的预感后来不幸变成了现实。

我们要看到新闻中的宣传作用，但是新闻与宣传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新闻等同于宣传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