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并的现代化

移动电话与后发展国家:合并的现代化?

中国手机是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根据《经济学家》的一份报告,手机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成倍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的社会,电话覆盖率每增加一成,就会带来0. 6%的GDP增长。⁽³⁾手机作为联络工具的优势和作为个人消费品的魅力都使它在发展中世界比固话和互联网对当代人际交流产生更大的冲击。

中国手机现象与发达国家极不一样——它的商业性发展进程几乎与固话同步;在许多地区,手机使用甚至早于固话网的铺设。然而在西方社会,普遍的电话服务早于上个世纪70年代便实现了。例如在美国,早在近百年前的1909年,电话入户率便达25%,到1942年达到40%,1950年达到62%,80和90年代一直保持在93%(Fischer 1992)。与此相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全国只有30万部电话机(入户率0. 05%)。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电话机也只有214万部(入户率0. 43%)。到2003年底,中国电话入户率达到56%,但即便如此,也只达到美国上个世纪40-50年代的水平。

对发展中国家不同于西方的传播发展现象,国内学者陈卫星提出了“第二次工业化”的理论。他认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全球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这些国家错失了以蒸汽机、电器、电报和电话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化的时机,失去了崛起和建立工业化国家的机会。现在,在“第二次工业化”阶段,移动通信工具、互联网、个人电脑等新的媒介技术正在以极高的速度引进第三世界,被采用和扩散。于是,新媒介技术在第三世界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效果就与发达国家不一样。⁽⁴⁾

不管“第二次工业化”这种概括是否准确,至少它指出了媒介发明及其社会发展在中国和在西方具有明显区别的事实。我们认为,移动通信和其他科技发明在西方早已建立和成熟的通讯系统中起到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它们的作用是辅助性的。而在手机之前基本没有普及电话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引起的是雪崩一样的革命性反应。或许可以说,在发达国家,作为通讯技术关键发明物的电话紧密地与工业化、现代化联系在一起;而移动电话则与后工业、后现代社会联系在一起。在发展中国家,移动电话与固定电话几乎同步被引进和扩散,手机甚至领先于固话。这种同步性为一个新的社会技术环境的出现(既是工业化,又是信息化)作出了贡献,产生了一系列不同于西方经验的社会含义。

在移动通信与固定电话同步发展甚至后来居上的发展中国家,要检验手机的社会作用,还缺少概念架构,难以全面检验嵌入到工业和后工业成分并存的社会的此种技术现象,研究常常陷于西方化的纯政治或者偏文化的思路。例如,手机常被视为促成谈判的工具,从而推动了政治动员或者政治抵抗,移动通信被认为主要促成了弱势人群的接触、信息交流和社会网络化,这固然不错;但手机成就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作用则明显被忽略。

另一方面,移动通信也被认为是文化紧张关系的象征,这些紧张关系包括传统和现代、乡村价值和都市规范、地方情谊和外部侵犯、社区和谐与移民离散、家庭亲情和虚拟网络、个人主义和全球化如此等等之间的冲突,在这些方面的国际研究揭示出许多有趣的现象。

在中国国内,对手机的主流话语是由技术乌托邦主义的“产业化”思路垄断的。手机被吹捧为进步、人类生活改善和社会前进的象征,它在中国的迅速扩张被欢呼为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国崛起的标志。而另一方面,非主流的观点则怀疑这些乌托邦式的宣称,并试图从塑造社会的角度评价手机在改变社会价值方面产生的冲击作用。其中一种结构化的观点是杨伯溆的研究成果。与陈卫星相似,他认为电话是与社会从社区到社会网络的变迁相伴的,是一种工业化的过程;而手机伴随着时间-全球化的变迁,从社会网络变为Barry Wellman所谓的“联网化个人主义”。⁽⁵⁾

杨列举了两个产生固定电话社会需求的关键条件:一个是市场经济:它需要有关市场、产品、服务和价格的大量信息;另一个是劳工群:它需要可维持公司任何时间都可进行生产和销售的劳动力数量。这两个社会条件都刺激了社会对电话传播的需求。前一个需求是用于企业信息交换的;后一个是为了建立和维持一个支持个人情感的社会网络。于是,电话成为工业化过程“不可替代”的用具。杨还进一步论述了全球化带给网络化个人主义兴起的条件,为此手机受到“欢迎”。⁽⁶⁾

本文试图考察手机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意义。手机在中国与在西方不同,它首先是一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现象。我们将手机作为电信演化进程的一个阶段,首先考察电话的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