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的生产性悖论

影像的生产性悖论

当代传播的核心构成是媒介,包括有音频和视频的互联网在内,媒介不但是一种放大信息、强化信息的导体,本身可能对信息带来一种异质的因素,并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如何定位这种技术性放大对信息符号改变的意义?人们通过技术手段(摄影机、摄像机、扫描仪或其他)和物质材料(胶片、磁带、显示器和其他)所带来的表象会在传播中产生什么?这对我们无处不在的影像传播有什么意义?

毋庸置疑,在一个传播因泛滥而平面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不仅是要说,而且要展示;不仅要使人知道,而且要让人看到,甚至往往是后者更有效。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说,当今世界是一个景观的世界,大众媒介给我们呈现一个世界的表象,就是根据宣传计划和报道方针来组织信息内容,其组织模式要给自己限制一个范围作为感知背景,生产“真实”效果或艺术效果。按照一定的观念对素材进行取舍和加工,是为了和“现实”有一定距离,这正是作为产生这种信息的状态或条件。而媒介生产的表象总离不开技术手段的“伙伴”作用,任何事物的传播是和传播者所使用的传播装置的技术性能相关联。比如从摄影史上来说,照相影像是在“暗箱”里成像的,就是说是在一个过滤光线的光孔和一个反射形象的屏幕的技术装置里。没有一个影像是不对光线进行限制性处理的结果,屏幕上的每一点形象反映了每一个独特的真实。

既然被媒介所反射的信息内容都离不开媒介手段的技术本性的制约和引导,那么这个信息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被引导的,它本身说明或暗示一种表现的要求,服从媒介体制所规定的信息再生产的模式。令人震惊的独家新闻可以动摇人们的偏见,引导一部分公众进行一种新的读解,这是一种被暗示的现实,刺激人们去考虑一种新的个性化的观察视点和社会性的舆论潮流。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国外传播学上的议程设置理论或国内沸沸扬扬的新闻策划观点,因为被媒介所生产的信息本身是可以被纳入程序的,比如奥运会上的摄影机所要对准的是破纪录、得金牌的比赛瞬间之前人们的期待。影像是自足的,但是没有无辜的观看。看就是预见,就是预测。由影像来阐释的事件的悬念性和景观性成为今天大众传媒的最大资本。从1990年的夏天到1991年的春天,全世界的电视观众从每周投入一千万美元来拼搏电视市场的CNN全美有线电视网上看到了海湾战争从“沙漠盾牌”到“沙漠风暴”的不间断报道,战争从悬念而现实的过程延续了半年之久,传播的方式本身把观众当做信息的人质,或者说是收视率的人质。在炸弹爆炸以前,多国部队通过电视场面所展现的高科技军威已经告诉人们谁是胜利者。

《放大》的故事说明,传播媒介的技术手段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局限于是一个技术载体或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生产性手段。完全可能通过媒体界面在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制造信息障碍,制造新信息,改变信息的维度,也就是改变了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所有的媒介和人自身一样,都可以按照选择和淘汰的标准对信息有一种技术性能意义上的把关作用,它是一种信息的过滤器,对信息流动有一种显示、组织和评估的意义。如果说传播机器本身对信息对象有一种揭示性功能,那么人对媒介所传递的信息表象所做出的反应也具有一定的主动性,这里面存在一个能动的解释和反馈的边缘。而一旦经媒介复制放大以后的信息完全可以产生对信息接受者的冲击力,改变接受者与现实环境的象征关系。影像证实了想象中和推理中的现实秩序,证实了在传播空间中流动的利益和信念,影像符号成为今天的思维方式。

在《放大》的虚构叙事当中,事件本身不超过一件谋杀案。而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某个事实的真相因信息的放大而被揭露,有可能暗示有其他的舆论诱导作用如我们上面提及的海湾战争,也有可能引发潜在的社会力量,甚至把潜在的社会情绪转化为破坏力量。1992年夏天,美国的洛杉矶街头火光冲天,几十条人命和上百亿美元化为灰烬。事件的直接动因是人们从在一个社区有线电视网上播放的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的录像带里看到四名警察在殴打一个黑人,种族歧视的视觉表象诱发一场社会动乱。场面话语的生产性意义在于影像的效果是产生评估和判断的,并形成群体行为的动力因素,在一种瞬间的权威性中,片断成为永恒,影像本身浓缩了意义。

一个轰动性的新闻通过大众媒介进行直播或转播,社会效果不一样。因为在对新闻事件不同的媒介化“放大”过程当中,媒介的信息表象所产生的悬念、所经受的压力和所潜藏的爆炸力不一样。美国著名球星辛普逊因杀人案在1995年受到法庭审判,结果被宣判无罪释放。当时的美国电视媒介对这件案子的审理判决过程进行电视直播,这本身就通过媒介形成了美国社会对法庭和评审团的压力。不管辛普逊是否有罪,只要定罪,就可能会引起美国黑人群体抗议司法制度的种族歧视而走上街头,引发骚乱,可能产生的社会代价会远远超过对一个罪犯的惩罚。

当影像成为一种人们对真实的信仰或信念时,影像可以负责集体情感的管理,成为有个性的信息和世俗神话的载体。正如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诺哈(Pierre Nora)所说:“把叙事信息移向它本身的想象的虚像和景观的效果是强调在事件当中非事件性的那部分。”⁽¹⁾如此一来,对事件的报道更侧重在于它所表明的而不是它所揭示的。影像不仅仅是想要证实什么,更想要说明什么;不仅仅是想表达自身,更想产生传播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传播媒介可以参与操纵信息源对信息的产生。因为在影像中被组合的信息增加了物质现实,是一种密度更大的超现实。这不仅涉及到观看,而是对现实的操纵。所以,在现代社会的大众传播控制中,如何参与操纵信息源对信息的产生或者说如何规划舆论导向以产生预期结果就是一个非常敏感和微妙的问题,对企业家和政治家同等重要。反过来,这也有赖于习惯于一定视觉文化形式的受众的合作和参与。因为今天的传播是一种双向的过程,影像不能被简化到一个保留痕迹的角色,而是在呼吁着一种影像交换,这种交换严格说来不属于真实的表象秩序(因为受众会添加自己的想象)。通过影像的力量,事情可能同时会太近或太远:太近是因为真实(这是指视听文字的戏剧化强度),太远是因为虚假(距离是人为加工的同谋)。这创造了一种维度,创造了一种没有边界和没有时间厚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