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泰晤士报》的创办
《泰晤士报》(The Times)创办于1785年1月1日，创办人是印刷商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1739—1812年)。原名《每日环球记录报或泰晤士报》，1788年3月正式定名为《泰晤士报》。该报创刊伊始便采用了新式印刷机，不但印数较以前大为增加，还降低了印刷成本，售价也比其他报纸低(当时其他报纸大多售三个便士，而《泰晤士报》只售两个半便士)。该报最初接受政府津贴，但力求以广告收入实现独立经营。约翰·沃尔特认为:“报纸应当成为时代的记录和各种消息的忠实记录者。”因此该报致力于详尽而迅速地报道国内外新闻，整版刊登国会辩论实况，及时报道法国大革命的进程，几年后便跻身伦敦一流报纸的行列。
1803年，沃尔特的次子小沃尔特(1776—1847年)接办该报。自此，《泰晤士报》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约翰·沃尔特的成功之处在于，首先，他秉承其父独立经营、忠实记录的精神和理念，力求使《泰晤士报》成为一份独立而有权威的报纸;其次，他善于延揽人才，委以重任。1817年始，他先后任命了两位得力的主编托马斯·巴恩斯(Thomas Barnes)和约翰·德莱恩(John Thadeus Delane)。
巴恩斯主持笔政30年。任职期间，他在全国的一些重要城市建立了通讯员和记者网，以便了解民情民意，获取新闻信息。巴恩斯非常重视社论，经常亲自操刀。他认为社论既要反映舆论，又要引导舆论，因而其社论广为读者关注。每当重大事件发生时，人们总想看看《泰晤士报》说了些什么。巴恩斯还鼓励读者来信来稿，在报纸上发表个人意见，为此他开辟了“读者来信栏”，并使这个栏目成为非常有趣并为各方重视的一个栏目。
德莱恩主持笔政亦达30年，他的工作方式与巴恩斯不同。他经常出入于上层社会的交际场所，来往于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之间，以获取政界要闻和政府动向方面的信息。在原有国内通讯员、记者网的基础上，他建立了国外通讯员与记者网，以广泛了解和及时报道国际新闻。德莱恩同样重视评论，但他很少亲自撰写，而是负责选题和把关。他不但修改社论，而且修改新闻稿和几乎所有的文章和稿件，进行严格的业务把关。当时的社论撰写人亨利·韦斯说，德莱恩是整个报纸的主宰。就与政府的关系而言，德莱恩时期《泰晤士报》的独立倾向更加明显一些。他声称:报人的责任是对全体英国人民负责，而不是对德尔贝勋爵(Lord Derby)或上议院负责。他还说，对我们认为有害于公众利益的决定，我们保留意见，适当而正确的消息，均予发表。我们相信，我们的判断与反对党领袖同样正确。
在两任主编先后主持笔政长达60年的时间里，《泰晤士报》在新闻业务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政治上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815年该报销量5 000份，1850年增加到5万份，其销量超过伦敦所有早报之和。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1]中由于该报战地记者W·H·拉塞尔的出色报道，报纸发行量跃升至6万份。在这次报道中，《泰晤士报》一方面募集资金救助伤员，同时揭露并抨击政府的疏漏，最终导致内阁垮台，远征军总司令被撤职。报纸也因为报界赢得了自由批评的权利而备受推崇，其威望达到了顶点。克里米亚战争是世界上第一次有记者参与报道的战争，《泰晤士报》的军事报道也被载入史册。作为英国最大的、权威性最强的报纸，《泰晤士报》的社论不仅能够在国内产生震动，还能对欧洲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还能引起欧洲小国的倒阁潮。美国总统林肯在南北战争前夕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曾说:“伦敦《泰晤士报》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一张报纸。事实上，据我所知，除密西西比河外，再没有比它更有力量的东西了”[2]。
曾任英国首相的迪斯雷利(1804—1881年)这样评价该报影响:“英国在各国首都有两名大使，一名是英国女王派遣的，另一名是《泰晤士报》派遣的驻外首席记者。”《泰晤士报》的驻外记者因此而获得“第二大使”之美称。
《泰晤士报》之所以有着超国界的影响力，归根到底是因为当时英国资本主义正处于鼎盛时期，该报虽非政党报纸，却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可以代表英国政府的意见，因而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力。后来英国国势渐弱，加上廉价报纸兴起后的冲击，该报的政治影响也随之减弱，销量已不能和大众报纸相比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