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题的积淀与堆积: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笔者在阅读和梳理研讨“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的文献时，还发现一些使用频率极高的关键词，比如“阶段”、“议题”、“成果”、“得”、“失”、“误区”、“成就”、“困境”、“问题”、“不足”、“对策”等概念或名词；对本文的研究论题而言，最为常见的关键概念是“问题”、“困境”、“误区”、“不足”、“未来发展”等。那么，在80年至90年代初、90年代、世纪之交近10年三个大的时间段之中，知识行动者们又把自己的反思聚焦到中国传播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哪些“困境”、“问题”或“不足”呢？
80年代至90年代初，知识行动者们认为中国传播学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全国规模的传播学研讨会”“实在太少”；“各自为战”，“缺乏规划”；“教学研究相互猜忌、提防”(63)；对传播学认识的“神圣化、神秘化”(64)。
90年代，知识行动者们概括的中国传播学发展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陈力丹认为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中要注意更多地借鉴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方法，要对符号学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对思维学应有所研究，要注意其他与传播学相关的学科理论尤其是文论的进展，中国传播学研究需要建立在对不同文化的传播思想史的深刻理解之上。(65)林之达提醒同仁要注意国外传播学中非科学的成分，注意国外传播学界轻视基础理论的倾向，注意五W传播模式的束缚等三大问题。(66)黄旦等人则用量化的数据统计，得出以下结论:问题之一是“全面了解不够”。“几乎大家都是用所知有限的那几个术语，站在同一层次上来回耕作相似的东西，不同的仅是着重点而已。就一个平面看，的确不乏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气势，然而究竟还是一个平面，既缺乏立体感也无厚重感。长此以往，这个学科也就难有活力。”问题之二是“应用研究难成气候”。“我们的研究大都是拿着这些现成的套语，并从原有习惯的思维定势——社会学、政治性角度，来解释现实问题”，“难以有大的影响”。“更令人不安的是，定量研究本应补理论之不足，或是证实，或是发现一种新的理论增长点。我们的研究却缺少这样的理论发现和启示，似乎是在操作方法，为作而作。”问题之三是“研究对象过于单一”。“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大多以大众媒介为对象，事实上是大众传播研究。”“传播学研究无新的突破，总让人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67)
到了世纪之交，对中国传播学问题的反思更为沉重与尖锐，尤其在学术自主和学术规范的引导下。徐耀魁指出中国传播学研究存在四大误区:误区之一，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提法既不科学，也不策略，有悖于中国的国情，无助于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误区之二，把传播学看做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企图用传播理论解释一切；误区之三，传播学本土化，“提法不准确，不科学，容易产生误解”；误区之四，跟随美国传统学派亦步亦趋，“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从介绍美国传播学研究概况和翻译美国的传播学著作起步，无可厚非”，但“时至今日仍在翻炒他们的冷饭，我们就会有味同嚼蜡之感了”(68)。徐剑通过一系列数据的分析，找出了目前我们在新闻与传播学的研究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一是在目前新闻与传播学学术生产过程当中，普遍存在一个“权威崇拜”的现象；二是学术研究的规范还有待于完善，“多的是历史的、思辨的逻辑推理研究，而缺乏实地的、实验的调查分析研究，这表明也许我们还处在一个学术传统的建立、摸索期”。三是缺乏有影响、基础性、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这已成为新闻与传播学要想进一步发展所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段京肃尖锐地指出:“传播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传播学在新闻传播类专业中的地位如何确定，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什么，传播学研究和教学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目前都在困扰我国的学界和教育界。”刘建明则对传播学的现状进行了诘难，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也是传播学学科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归结起来，即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均由此而展开。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必须克服两种错误的做法，即“泛化”和“玄化”。“任何学科必须有相对的研究领域，而且要局限在同种现象的集结点上，才显现出清晰的轮廓。超越这两条界限的学科都会导致泛化。传播学无所不包，难以深入学理的内在层次，表现出蜻蜓点水的宽泛和浅尝辄止，正是越过了这两条界限。”(69)陈力丹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传播学研究课题的设立，表现出相当的急功近利心态。研究者需要一套新的概念和方法，提供显示传媒影响的实证资料或确定公众对信息需要的合法性质；或者表现为用一系列新概念来响应、强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某些宣传口号，以获得各方面的利益(评奖、晋级等等)”，“这样做，在总体上会制约我们对于传播学的深入研究”(70)。还有论者通过反思我国20多年的传播学研究，发现一个显著问题就是“想象力”的缺失，这主要体现在传播研究者质疑精神与问题关怀的缺乏、传播研究核心议题对“人”的研究的忽视以及研究方法的僵化三个方面。(71)
以上笔者从总体上说明了中国传播学30年发展进程中困境或问题的堆积、累积与重复出现。下面，我们换个角度，从专题的角度，如以“传播学本土化”论题为例，再次说明这一点。
“传播学本土化”是中国传播学知识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或者说是“我国传播学界的共同意志”，“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72)。早在1982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举办第一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时，就确立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方针，试图在引进外国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和传播学。1986年8月，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安徽黄山举行，会议的结论是:“从我国的传播实践出发，逐步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则是我国传播学研究者当前的主要任务。”一直到2004年10月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八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尽管主题已经在新的社会技术语境下进行了本质性调整，定位在“传播研究:融合与创新”，议题设置大为拓宽，但传播学本土化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传播学本土化”如此高频率的出现是中国传播学演进中的一个尤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以至有学者断言，“在近三十年的传播学研究中，‘传播学本土化’已经成为居于霸权地位的主流话语和‘主导范式’”(73)。
尽管如此高频出现代表着中国传播学者的主体意识以及建立中国传播学学科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迫切需求，但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成果却似乎难以让人满意。王怡红在90年代中期提出，我国传播学界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本土化意愿，可是“面对学术的诘问，我们有所作为了么？我们不需要向有限的生命忏悔吗？”王怡红进而认为，无所作为的原因在于:一是“传播学本土化的口号提得太早”，二是“我们的本土化始终缺少一种对话的勇气和氛围”(74)。李彬在同一时期也提出“以独立特行相标举的本土化，本质上也许恰恰显示出西方话语的支配”，“本土化的困惑来自两点:一是语境的转换已使真洋鬼子变为假洋鬼子，所欲本土化的东西似已来路不正；二是意在自食其力的动机有可能转为替他人做嫁衣的结果，学术的自觉有可能出自学术的盲从”(75)。邵培仁先生在1999年回顾和检讨20年来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历程和实绩之后，发现了这一研究中遇到的一些困扰和问题:(1)中国传播学者对“传播学研究本土化”意蕴的理解与解释并不一致，这使得研究目标有点模糊混乱；(2)中国传播学者在语言沟通与资料交流方面也存在一些困难；(3)得到政府和企业赞助的“行政型”、“实用型”传播研究在与本土化传播研究竞争中，处于明显有利位置，挤占了后者生存、发展的空间，本土化研究成了一项“有名无利”、“投入多产出少”和颇为悲壮的事业；(4)从事传播学本土研究的人士基本上局限在大学和研究机构，而且以新闻与传播学者为主，人数虽逐年增加，但总量仍嫌稀少；(5)从事“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人，必须具有“深入细致的独自探求的精神”，“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要废寝忘食地仔细阅读大量的与口语分离的文言写成的书籍”，这对当今学术界人士有很大的吓阻作用。(76)张健康在2004年《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与跨学科研究的现状及对策》一文中提出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整体处于令人不得不重视的“亚健康状态”:一是视野狭窄粗浅导致一定程度的“短视”，“我国现在的传播学绝大部分源于美国，而对其他国家或流派的传播学介绍都很少”。二是重复与依赖导致一定程度的“失语”，“一些传播学专著之间存在着主题雷同、低水平重复，缺乏独立见解的缺憾。同时，一些编著还存在抄录美国传播学观点、套用他们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等现象，没有运用好中国人熟悉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对中国特有的传播问题进行探讨，从而造成了我国传播学研究一定程度的‘失语’状态”。三是重定性轻定量造成一定程度的“跛脚”，“定性定量结合、两条腿走路是现代传播学研究推崇的方法，而现阶段定量研究还没有在我国传播学研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影响”(77)。
上述列举的分析说明，尽管在中国传播学演进和发展的不同阶段，知识行动者们分析的出发点和视角有着很大的差异，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崭新的议题，但其中一些问题如“跟随美国传播学亦步亦趋”、“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关系”、“研究对象过于单一”、“缺乏接近中国现实的‘想象力’”等却一再“涛声依旧”、“重复出现”，几乎成为研究者们心头“永远的痛”，正如吴廷俊先生所痛切指出的:“信息时代，无所不在的传播行为与现象使得传播学格外受到重视，但内涵明确、外延宽泛的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却陷入了难言的尴尬。它的理论，它的教育，它的应用，总让人感到有种穿小鞋、着紧袍、难以施展能量的拘束。传播学的学者呼吁已经许久了，如1997年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就发出了‘寻找传播学研究突破口，关注传播学自身建设’的呼吁。但至今传播学发展的光景依旧，困惑依旧，如时至2001年在复旦大学举办的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学者们依然在讨论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78)实际上，即使是历届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以及在2001年至2007年连续七届的“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学科建设和传播学教育问题也仍然是论坛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
这种近乎偏执的对中国传播学发展格局不满及其相关主题的一再重现似乎表明，中国传播学的概念知识系统似乎一直处于一种理论上的悬置和空耗之中，似乎一直处于知其应“为”，却又始终没有“作为”的尴尬与困境之中。
因此，我们有理由把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造成这种传播学研究弊端及其相关问题的反思的背后机理是什么？为什么导致这种种弊端的中国传播学学科现状不仅没有大的起色或变化，反而一再需要耗费学者们宝贵的学术生产精力和资源去不断地进行警醒式的发问和呼吁？这些问题的存在也许有多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正如一句哲学名言所证实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可是，如此的循环解释并不能给我们一个合理而充分的理由。
面对传播学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吴廷俊先生提出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将传播学原理与运用作为一种基本素质进行教育，并以此作为传播教育的新思路，在为社会贡献学科能量与价值的同时，促进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学科的建设。”(79)这一思路立足解决传播学教育中存在的基本问题，有其立足点的实际价值和理论意义，但是，“学科规训(Disciplinarity)从来都负载着教育上难解的谜团，也就是既要生产及传授最佳的知识，又需要建立一个权力结构，以期可以控制学习者及令该种知识有效地被内化”(80)。传播学教育与传播学研究如此的相互勾连与彼此依赖，难道仅仅去扩大传播学教育的内涵，就能解决传播学研究中的这些问题，促进中国传播学学科的建设？况且，教育只是传播学问题中的一部分，其他问题比如“缺乏现实想象力”能否通过扩大传播学教育的内涵去解决？
显然，继续深究下去，必然会促使我们去追问，这种“问题”一再出现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类似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或“锁定效应”(lock-in)的悖论式的制度障碍呢？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曾经在解释制度变迁和经济贫困时提出了“路径依赖”现象。具体而言，在社会经济长期演变进程中，存在两种路径依赖模型。模型Ⅰ:由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地位，利用规模巨大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普遍流行导致的学习效率提高，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协调效应，在市场上越是流行就越促使人们相信它会进一步流行，等等，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胜过自己的对手。相反，一种具有较之其他技术更优良的品质的技术却可能由于晚入一步，没有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入恶性循环，其至“锁定”(lock-in)在某种被动状态之下，难以自拔。模型Ⅱ: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如果弄得不好，它们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行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诺思模型Ⅰ与诺思模型Ⅱ实际上只是路径依赖中的两种极端情形，在这两者之间还有许多中间情形。但总的结论是:“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总比另辟路径要来得方便一些。”(81)
诺思的“路径依赖”现象显然可以把中国传播学30年发展的研究引向深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编委会认为，“研究未来，预测未来，就要看到现在的不足，就要有批评精神。没有批评精神的学者不能算是真正的学者，批评(包括反批评)越多离真理越近”(82)。在学者们不断地寻求解释和揭示当前中国传播学发展所存在的断裂与僵化的危机时，“路径依赖”现象促使研究者去批评乃至批判性地追问:导致这样一种危机格局的，究竟是知识生产者也即传播学研究者自身的原因，还是学术基金所提供的科研经费不足？究竟仅仅是由于传播学引进的时间太短，还是根本没来得及去完整、系统地引进各种传播学知识体系，还是由于我们的学术生产体制转型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还非常深刻地提醒我们两点:一是导致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利益因素。“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或者说，它们对这种制度(或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它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哪怕新的体制较之现存体制更有效率。”那么，在我们的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中是否存在某种企图巩固现有传播学学科知识生产格局的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如果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形成以后，制度变迁就可能变成“修修补补”的游戏了。(83)假如中国传播学30年发展历程中存在着这种“路径依赖”现象，那么今后的传播学变革的努力就是这种“修修补补”么？如果不是这种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凤凰涅槃，羽化再生，那么，主导未来中国传播学变革的主体力量是谁？这样的变革在路径依赖的既定格局中又如何得以可能？
总之，上述分析表明，一些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的文章尽管明晰地梳理出了中国传播学演进的主要历程，但目前既定的话语形态与研究路径似乎难以在学科合法性和正当性建构上有大的作为，更难以完成人类理性批判性反思的历史任务。中国传播学发展中的问题与危机困境促使制度尤其学科制度进入我们反思和研究的视野之中。
实际上，西方学界早就十分重视制度之于社会发展作用的分析，特别是被称之为经济史学“革命”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使制度这个“沉睡”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逐渐引起人们理论探究和实践建构的热情。近年来，制度也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热门研究话题，而对学科制度的研究也成为世纪之交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新潮流。另外，之所以包括学科制度、大学制度、高等教育制度等在内的“制度”日益成为人们研究或探讨的主要课题之一，不仅因为制度的存在是为了调整并固定人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因为制度研究可以给既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崭新的学术视角和富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英国历史学家科班(A·B·Coban)在分析中世纪大学兴衰更替的历程时指出:“如果要使智力活动的契机不被消散，那么在取得学术成就之后，必须迅速作出制度上的反应……经久不息和有控制的发展只有通过制度上的架构才能得到。”(84)学者陈平原坚信:“风云激荡的思潮，必须落实为平淡无奇的体制，方能真正开花结果——学术思想的演进以及文学艺术的承传，其实与教育体制密不可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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