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的局限分析

三、话语形态与问题意识: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的局限分析

关于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所采取的话语形态，廖圣清曾经在《关于中国传播学发展问题的思考》中有过说明。他认为，总的来看，关于传播学发展的研究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研究，主要是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做“外在”考察，概括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侧重于分析社会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这类研究所占的比例较大。另外一种研究，主要是对传播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做“内在”分析，考察中国学者已经做了哪些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并使用定量研究方法。这类研究毕竟才刚刚开始，数量有限，也尚未形成严格的主题分类标准。⁽⁴⁷⁾笔者认为，这种“内在”、“外在”划分标准虽然较为简便、易行，也符合不少研究文章的实际，但这一划分标准无法简单涵盖《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想象力”缺失:中国传播学研究反思》、《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等这些文章的研究路径和写作特点。

本着学科历史书写的重要责任以及较为全面的考察，笔者认为，目前关于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文章基本上有四类话语形态:第一类是编年史形态的学科演进史，如廖圣清先生的《我国20年来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就是以编年史方式将中国传播学的演进发展划分为:传播学基本概念的传播与普及阶段(1987—1981年)；对传播学基本态度的确立阶段(1982—1985年)；传播学研究的深入与曲折阶段(1986—1989年)；传播学研究走出低谷阶段(1990—1992年)；传播学学科地位确立阶段(1993—1998年)等五个阶段。这类文章主要的话语路径是:分析、列举传播学从介绍引进、探索发展到创新评价等⁽⁴⁸⁾各个不同阶段或特点→列举各阶段的主要研究主题或所取得的研究进展、成果→分析中国传播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局限→展望未来的学科前景或研究走向。

属于编年史形态的学科演进史还有某种稍许变异的写作路径，如针对某个主题，回顾这一主题出现的时间、背景、各方的争论以及当前取得的主要成果、存在的主要问题。比如《20年来中国传播史研究回顾》全文围绕“关于中国传播史研究概念的说明”、“大陆学者中国传播史研究回顾”、“关于中国传播史研究态势的几点观察”等三个部分展开。重点是第二部分，将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的中国传播史研究发展大致分为3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1992年为中国传播史研究的起步阶段；1993—2000年，中国传播史研究进入有组织有计划的推进阶段；新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史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在阶段划分的同时文章还列举各阶段关注主要的议题以及公开出版的各种文献。第三部分，作者认为，迄今为止中国传播史的研究共做出了6个方面的贡献，存在2个方面的不足。⁽⁴⁹⁾

这种写法大量见诸于各种“回顾”和“断想”文章。有论者认为:“上述研究更多局限于对以往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发展的总体状况的表层描述，有时从相对单一的资料入手，却试图得出全面的结论。最大的不足在于缺乏从全面、系统的角度来看待传播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并且缺失相应的大历史观。”⁽⁵⁰⁾笔者认为，除此之外，更主要的是编年史中的“这些记录通常无法说明所记载的事件是怎样发生的，或者此后又如何。他们没有展现过去的事件从中获取历史意义的一般情境”⁽⁵¹⁾。

第二类是理智史的写作形态。如徐培汀先生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十二章系专门的“传播学研究”，在划分中国传播学演进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列举中国内地传播学学者的主要个人信息和学术贡献。全章共分三节:第一节，中国内地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变迁；第二节，网络传播研究；第三节，中国传播学学者及其研究成果，把内地传播学学者划分为先驱、第二代和第三代。戴元光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上篇为中国人的传播观念与实践，中篇为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命运，下篇为传播学研究的深入与波折，不仅总结了20世纪我国传播学的发展状况和学术创造，而且还把其学术眼光一直扩展到我国有史以来的文化的源头，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我国传播学思想的方方面面。有论者认为该书“对于我国古代传播思想的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为现代传播学的许多理论观点找到了最早的思想之‘根’，尤其为21世纪中国传播学体系的建立找到了最可靠的文化根基”，“应该说是为新世纪整个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尤其是对传播学体系的真正的中国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基点”⁽⁵²⁾。

第三类是量化统计式的话语形态。该类文章最初出现在90年代以来的相关反思文章中，而自2000年以来最盛，不少期刊上都刊载了诸多利用量化统计和数据分析方式说明中国传播学学科发展现状的文章，比如《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核心作者群的现状与分析:基于CSSCI(1998—2003)的研究》、《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2000—2004)》等。以《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2000—2004)》为例，该文利用CSSCI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学术期刊的状况进行了多角度、全面的分析评价，给出了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期刊5年间发表学术论文的原始数据，通过对这些期刊所发表论文情况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全面情况，并试图基于对CSSCI相关数据的分析探索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期刊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其发展规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⁵³⁾

第四类阐释批判式的话语形态。主要围绕某类现象、观点以及证明某种观点来加以阐释性或批判性地说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方向以及可能的选择路径。这种写作形态从李彬的《传播学即宣传学:兼论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方向》到《对话:走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空谷》(王怡红，《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从《论中国传播学的人文学特质》(田中阳，《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到《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刘海龙，《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等文章都是如此。其写作特点可以从王怡红的《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中得以呈现。该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问题的语境与方法，第二部分是“16字方针”与阐释的意义，第三部分是“16字方针”与现实关联的问题，第四部分是结论，提出“我不认为‘16字方针’已经是‘埋在死掉的过去里面的’一个历史产物，而且从本土研究规范来看中国传播学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还是一个未竟的视角”⁽⁵⁴⁾。全文从历史与现实相互关联且不断展开变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对“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和分析，揭示我国传播学的发展方向及研究对象。此外，李金铨的《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主流学术的对话》、刘海龙的《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等影响较大的文章也当属此类。

与第一类相比，这一类文章虽然数量上有所不及，但分析与阐释均超越了编年史话语形态的连续性和纯粹性，富有历史感和问题意识，力求在历史情境中复原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路径，指出中国传播学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与局限以及出路。

众所周知，学科演进史的书写带有学科合法性反思和重建的历史重任。因此，当我们踏上前辈学人筚路蓝缕所开拓出的30年中国传播学之路时，一种缠绕着历史和现实、英雄与罪人、忠贞与背叛的问题意识必然伴随着我们一起上路，一起去质疑与求索。然而，似乎不少研究文章回避了以下问题的拷问:

(1)在中国传播学30年演进的背后是什么结构性力量塑造了这一切？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塑造了这一切？

许多学者都强调了知识生产和教育传播背后的国家、政府及其意识形态、技术制度、大学以及教授团体等结构性力量的型塑作用。著名教育社会学家克拉克认为，“对创新、改革和变化的谈论离不开对结构和传统的研究。在当代的结构和信念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沉重之手。现实制约着未来。一旦内部结构积聚了较大的动量，它们就以雷霆万钧之力向未来突进。许多时候，从外部强加而来的变化似乎要改变这些内部结构的组合方式，可是它们总是以相当大的弹力恢复原状。除非人们所期望的变化成为工作结构、信念体系和权力分配的不可动摇的一部分，否则这些变化会逐渐式微，最后以失败告终。只有当我们懂得了各种现存结构如何相互组合时，我们对高等教育系统变化的研究才开始有些眉目”⁽⁵⁵⁾。李金铨也指出:“知识生产不是价值中立的。证据是最后的审判者，但证据靠人识别和解释，知识生产者总是受到兴趣、背景、师承、学派、政经条件——别忘了还有更大的时代气氛——层层的制约”⁽⁵⁶⁾。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主流话语体系中，重视知识背后的结构性力量是大多数研究中国传播学发展文章自然而然的选择，但恰恰在传统话语体系中，这又是学科演进的编年史话语形态以及理智史形态中最为人们重视却又往往被误置的问题。之所以说最为重视，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文章中都言及了社会政治经济转型对中国传播学学科的影响，或多或少凸现了学科场域中塑造和建构中国传播学发展的一系列社会主体的作用，如国家、政府、意识形态、大学机构、教授等；之所以说误置恰恰是因为大多数文章没有触摸到社会政治经济转型对中国传播学学科影响的内在机制。有一篇博士论文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对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带有制度性的限定作用”，试图“从中国社会转型本身的进程与中国传播学发展的相关性，考察传播学如何在整合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追寻理论的创新”。但是在论文的写作中，读者只见到社会转型与中国传播学学科演进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传播学传入中国的20多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年代。1978年无论对于整个中国社会，还是对中国传播学这一学科而言，都具有里程碑意义”。“1978年，传播学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正式传入中国，并在以后20多年中始终与中国社会转型共命运。”⁽⁵⁷⁾但这种对应关系存在的根据是什么？“中国传播学”如何与社会转型“共命运”？文章没有揭示，也没有解释说明。事实上，从社会转型到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演进，这两个范畴之间存在着诸多的逻辑层级，如何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是对中国传播学进行学科反思首要面临的问题。

(2)在学科历史的认识论问题上是坚持线性的思维路径还是非线性的循环式思维路径？也就是中国传播学30年演进史的编写应该写成批评史还是庆典史？

方文先生认为，“学科历史的编纂，是学科认同和合法性建构的重要手段，也是学科历史意识的主要载体。但编纂学科理智史，学者必须面对学科历史编纂学的认识论问题，无论是隐含的还是凸现的；对这些认识论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左右学者对学科历史材料的取舍及其解释”。这种二元论被方文描述为:学科发展的动力，是伟人的创造还是时代精神的影响，即伟人说—时代精神说(great men/women vs.zeitgeist)；学科的进展，是其内部理智演化的自然逻辑还是外在的社会需求的激发，即内因说—外因说(internalism vs.externalism)；如何合适地评价学者的理智贡献，是依据特定的历史情景还是今天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倾向，即厚古说—厚今说(historicism vs.presentism)；学科的演化，是一系列的研究成就和研究传统的连续累积还是不断的断裂过程，即连续性—断裂(continuity vs.discontinuity)；概而言之，学科的演化，是一系列失败的记录还是理智进步的庆典式的狂欢，即批评史—庆典史或辉格史(critical history vs.ceremonial/whiggish history)。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作为学科历史建构的认识论框架，潜藏在历史话语的叙述之后。⁽⁵⁸⁾

在中国传播学30年的演化史写作中，编年史类和理智史类甚至量化统计类的话语形态有意无意地将中国传播学30年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相关的研究者编入一个充满进化与乐观精神、充满挫折与英雄故事的连续叙事中。还是以上文提及的《我国20年来传播学研究的回顾》为例，20年的中国传播学发展被划分为:基本概念的传播与普及阶段→基本态度的确立阶段→深入与曲折阶段→走出低谷阶段→传播学学科地位确立阶段。这样一种话语方式类似一幕有始有终的才子佳人剧有个“大团圆”结局一般，有其特定的优势，能够有一个时间和逻辑相互统一的发生、发展过程，能够让初学者接受诸多可以理解的规范与惯例。但是，这类话语形态至少失去了进一步反思以下问题的机会:一是往往在“可以充满信心地认为，中国的传播教育、科研和应用，都会有一个健康、积极的发展”这一简单乐观主义氛围中忘记了中国传播学自始至终存在的断裂与僵化危机。“僵化意味着缺少创新与探索，停止不前，封闭，平庸和冷漠；断裂造成了可资借鉴的原料不完整，研究对象出现大量空白点。特别是对西方传播思想和理论观点的产生背景缺乏广泛而深入的研究”⁽⁵⁹⁾。二是这种编年史或理智史的写作方式往往会割裂成就与危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频频出现“二十多年来在理论建构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绩不容小觑”这样乐观的豪情，另一方面又指出“在诸多方面又存在问题，这种现状严重阻碍了传播学的发展，令它在夹缝中艰难生存”⁽⁶⁰⁾。这种折中的二元句式反反复复地出现在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各种文章中，似乎成就与危机是彼此不相干的，长足的发展、成就的庆祝与弊端的积淀、问题的警醒仿佛可以戴着不同的面具出现在不同的庆典上。其实，成就的取得与问题的存在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成就与问题就出现在同样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也是同一批知识生产者或中国传播学研究者在特定逻辑下建构出来的。三是编年史、理智史和统计式的话语形态往往不去追究成就与问题并存的背后，决定社会行动者行动的深层次逻辑，特别是无法正视人们行为逻辑之后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使得这种话语写作和反思没有触摸到中国传播学造成目前中国传播学30年研究格局的制度原因。这一点，与(4)密切相关。

(3)在研究方法上是单一的学科门户主义还是如同华勒斯坦所提倡的那样“开放社会科学”？换言之，是在单一的传播学学科体制中连缀和列举“中国传播学”所取得的理智进展与学术成就，还是把“中国传播学”作为一个交叉性研究领域，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吸引不同的学科力量来对中国传播学进行多元、多层面的联合攻关和全面审视？

著名社会学家华勒斯坦在《反思社会科学:十九世纪诸范式的限度》、《开放社会科学》等论著中向人们证明了一点:社会科学并不是单个社会思想家的产物，而是在那些为了实现具体目的的具体社会结构中的集体创造物——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物。19世纪社会科学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制度化形式，主要是通过当时欧美传统大学结构内部的分化而确立的，“在这种对社会科学学科结构的冲击和内在质疑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时尚，即采取所谓‘跨学科’的研究策略以突破制度化了的学科间的障碍”⁽⁶¹⁾。专门研究跨学科现象的朱丽·汤普森·克莱恩也指出:“边界跨越已经成为知识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外围事件，教与学、研究与学术以及服务工作，不再简单地是学科内部与学科外部的问题，学科互涉问题既在学科之内，也在学科之外。现在，学科每天都在经历着众多领域的推拉和强大的新概念、新范式的拽扯。……兴趣的延展产生出新的知识领域，它们将现有的学科聚拢在一起，来研究更为复杂的现象。”⁽⁶²⁾中国传播学30年的演进并非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中经历着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从精神到物质的推演，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宫空降而来，而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既在学科之内，也在学科之外的复杂现象，等待着人们“众多领域的推拉和强大的新概念、新范式的拽扯”。

从这个意义上说，编年史或理智史以及量化统计式的话语形态往往在单一的传播学学科内进行反思，尽管有其明显的理论意义，但似乎对中国传播学30年历程仅仅进行了简单的、标签式的划分，一定意义上是对中国传播学30年复杂历程的轻慢或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