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的知识地图构建

二、惯例与传承: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的知识地图构建

如前所述，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传播学引进与发展的“中国传播学学”，这限定了本文的理论目标和研究切入点。因此，下一步就需要进行任何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一个基本阶段:文献回顾。文献回顾就是考察论题的研究史，搞清楚这个论题有没有人研究过？如有，又是哪些人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得出过哪些结论？本次研究与以前的研究是否有联系或有什么样的不同？搞清楚论题的研究史是学术规范的起码要求也是最重要的要求。⁽⁴⁰⁾对中国传播学之路的探索与分析或者按照本文所确定的研究论题——“中国传播学学”，几乎从我国引进传播学开始就是学科实践者不断追问的学术课题。“一个例证是:传播学每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有学者对其进行小结，提出新的发展方向。”⁽⁴¹⁾例如:传播学引进之初主要有《近年来国内有关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概况》(祝建华、吕继红，《新闻大学》，1983年总第6期)、《传播学研究评述》(姜克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论我国传播学研究之得失及新的突破》(刘力群，1989年《中国新闻年鉴》)、《传播学即宣传学:兼论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方向》(李彬，《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等文章。

20世纪9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运动进入新的阶段，这个时期的“中国传播学学”类的文章主要有:《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历史沿革及走向》(刘海贵，《新闻大学》，1991年秋季号)、《我国新闻传播受众调查十年》(姜秀珍，《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2年第3期)、《新闻广播电视受众调查研究十年》(陈崇山，《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2年第10期)、《传播学引进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林之达，《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5期)、《为“传播研究中国化”开展协作》(钟元，《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3期)、《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思考》(吴文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反思: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困惑》(李彬，《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对话:走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空谷》(王怡红，《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组织传播学》(潘玉鹏，《新闻大学》，1994年夏季号)、《我国传播学研究与传播业的互动》(胡正荣，《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传播学本土化的选择、现状及未来发展》(潇湘，《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4期)、《对我国传播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陈力丹，《现代传播》，1995年第4期)、《论中国的当代传播学研究》(裴人，《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1981—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黄旦、韩国飚，《新闻大学》，1997年春季号)，《方法论的选择:定性还是定量》(卜卫，《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5期)，等等。

到了2000年前后，伴随着执政党和政府大规模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中国加入WTO以及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对社会政治经济和传播活动的影响日益加大，对传播学的学科反思就一直绵绵不断，成为中国传播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独特风景。文章主要有:《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新闻大学》1998年秋季号)、《僵化与断裂:对我国传播研究思路的反思》(王怡红，《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传播学研究的得与失》(徐耀魁，《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邵培仁，《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流水前波让后波: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瞩望》(李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大众传播学》一书前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我国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孙旭培，《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传播学的稚气与科技传播学的完善:兼论21世纪中国传播学研究》(刘建明，《新闻界》，2000年第1期)、《精确化、理论化、本土化:20年受众研究心得谈》(祝建华，《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4期)、《中国受众研究20年》(陈崇山，《当代传播》，2001年第1、2、3期)、《建设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几个根本性问题》(郝雨，《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华夏传播研究刍议》(黄星民，《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关于传播学本土化问题的思考》(田中阳，《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2期)、《传播学的危机与重构》(陶鹤山，《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陈力丹，《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进步与不足》(陈昆玉、江宇，《当代传播》，2002年第4期)、《论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的生态状况(1981—2001)》(许欣，《现代传播》，2003年第2期)、《论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基本向度》(田中阳，《求索》，2003年第5期)、《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张健康，《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陈力丹，《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从〈现代传播〉(1994—2003年)管窥我国十年来的传播学研究》(张莹、申凡，《现代传播》，2004年第5期)、《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与跨学科研究的现状及对策》(张健康，《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断想》(梅琼林、罗慧，《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近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陈力丹，《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主流学术的对话》⁽⁴²⁾、《论传播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杨永军，《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2期)、《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展望》(明安香，《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论中国传播学的人文学特质》(田中阳，《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刍议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意识与路径选择》(朱晓军，《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全球化与本土化夹缝中的生存:对“海归”传播学者的一次探索性研究》(金兼斌、王珊珊，《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3期)、《论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的理论构建》(杨永军，《学术论坛》，2005年第3期)、《我国历史上极不平等传播关系中的传播策略:传播学中国化新思路的再探索》(林之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构建中国乡村传播学的基本思路:传播学本土化的一种探索》(李红艳、谢咏才、谭英，《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改进高校新闻传播学教材的生产体制》(陈力丹，《传媒观察》，2005年第8期)、《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张国良，《理论月刊》，2005年第11期)、《大陆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学科教育与就业问题》(阮志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4期)、《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黄旦、丁未，《现代传播》，2005年第2期)、《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陈力丹，《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5期)、《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核心作者群的现状与分析:基于CSSCI(1998—2003)的研究》(徐剑，《中国传播学评论》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0年来中国传播史研究回顾》(王琛，《当代传播》，2006年第6期)、《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2000—2004)》(段京肃、任亚肃，《现代传播》，2006年第5期)、《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刘海龙，《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5期)、《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特色比较分析》(齐爱军，《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十年来我国网络传播研究的进步与不足》(赵莉，《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1期)、《传播学教学的“热”与“难”》(段京肃，《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5期)、《“想象力”缺失:中国传播学研究反思》(刘勇，《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胡翼青，《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发表与被引状况及其分析》(周俊，《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5期)、《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王怡红，《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浅谈当前我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思考》(郑保卫，《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6期)、《论施拉姆与中国传播学》(龚文庠，《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0期)、《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刘海龙，《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等等。

一些专著和博硕士论文也加入“反思”队伍中，对中国传播学近30年的历史进行了追踪和探讨。比较重要、影响较大者主要有:戴元光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徐培汀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 1945—2005》(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胡翼青著《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谢鼎新著《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博士、硕士论文主要有:郑西帆的《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传播学发展轨迹》(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姜红的《现代中国新闻学科建构与学术思想中的科学主义》(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庹继光的《中国当代传播研究中的理论体系建构》(2004年四川大学博士论文)、阎景明的《社会转型期党的意识形态传播有效性研究》(2004年中央党校硕士论文)等。此外一些重要会议，如历次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2001年以来的“中国传播学论坛”以及各高校所举办的不少学术讨论会也都把中国传播学学科发展作为专门课题之一加以研究、探讨。

从上述简单列举的文献回顾中，我们不难梳理出，知识行动者们在进行学理建构与知识实践时，在“中国传播学”学科地图上涂抹的研究文本具有可圈可点的学科特质。限于这些特质隐显不一以及对本文研究意义的差异，下文的分析将或详或略:

1.知识生产的时段与峰谷。

在中国传播学30年演进过程中，关于中国传播学发展取向与策略的分析文献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别是往往在知识生产的社会场域发生重大转型时，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发展问题往往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介入，由此形成阶段性的文献热潮和鲜明的峰谷起伏，这跟《1981—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论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的生态状况(1981—2001)》等文本所提供的数据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2.知识行动者的梯度与传承。

笔者在界定“中国传播学”概念的位移和转换时尤其强调了社会场域对知识行动者与概念生成之间或明或暗的理论张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种种思想主张或论争的社会性基础，实际锚在知识人的个体欲求与受政党伦理—政制规约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结构性紧张之中，中外古今的思想文化资源不过是这种紧张借以表达的一个挪用资源”⁽⁴³⁾。中国传播学知识群体的涌现，正如李彬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让后波”，我们完全可以如徐培汀、戴元光、李彬等先生一般，细分和建构出第一、二、三、四代等的“中国传播学”经典权威与知识英雄以及大量无名的追随者；一、二、三、四代知识行动者呈现出高学历和年轻化的明显趋向，知识储备上也从原先的以新闻学为主转向社会学、法学、文学、传播学、新闻学等具有多样的学科知识结构，正如有论者指出的:“研究队伍的跨学科性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非新闻传播学科(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以各种方式加入传播学研究。新一代的传播研究者针对不同的侧重点深钻细研。”⁽⁴⁴⁾种种特征说明中国传播学专业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随着时间和社会场域的不同而具有明显的梯队和传承。

3.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标准、惯例与传统。

教育社会学家克拉克认为，学科是学术系统主要“关切的事”，它有自己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形成的程序。根据独特的理智任务，每一学科都有一种知识传统——即思想范畴——和相应的行为准则。在每一领域里，都有一种新成员要逐步养成的生活方式，在发达的系统中尤其如此。⁽⁴⁵⁾在文献阅读与分析的过程中，我们起初可能由于缺乏明晰的理解与观念，只能是无意识地、甚至是盲目地在历史文献中东西摇摆，跌跌撞撞，然而在仔细的爬梳和摸索中，我们很快就触摸到了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中的几根主线:对传播学本土化的反思；对传播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方向的反思；对传播学研究领域如何科学划分与研究对象界定的反思；对传播学引进与翻译的反思；对传播学教育结构的反思等。⁽⁴⁶⁾探索位置的日益定向、知识行动者的汇集、知识主线的凝结表明了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或“中国传播学学”已经或正在成为中国传播学30年引进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成果——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标准、惯例和传统的确立与形成，这应该是值得中国传播学知识生产者集体庆贺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