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真实性为生命

以真实性为生命
——黄天骥教授访谈录

受访者简介：

黄天骥，1935年生，广州市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学者。著作有《冷暖集》、《深浅集》、《俯仰集》、《纳兰性德和他的词》、《诗词创作发凡》、《黄天骥自选集》、《中国戏曲选》、《元杂剧选》、《李笠翁喜剧选》、《元明散曲精华》、《元明清散曲精选》、《元明词三百首》，编有《中国文学史》（宋元卷）等。

采访时间：2004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中山大学

采访人：许燕

岭南文化与广东传媒

记：身处市场经济前沿，您所触及的直接就是广东传媒和香港传媒；同时身为一名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自然涉及中国文化中很多深入的东西，相信您对传媒的认识思路和角度肯定与众不同。您能不能谈谈您对传媒的印象？

黄：我对这个问题想的并不是很多。我接触的主要都是广东的传媒，我和广州的几个重要的报纸有比较多的接触，大概有六份报纸常送给我，还对广东的电视台，包括香港台都有所了解。因为我有一个学期在香港上课，所以同香港的一些媒体也有些接触。

我觉得广东的传媒是比较好的。在广东，《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羊城晚报》这几个大的媒体，乃至到广东的电视台、电台，都受到比较多的市民的好评，销售量比较好。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它们适应了这个市场，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所以我对广东的传媒倒是比较看好，有新闻。所谓有新闻，就是很多报纸能够把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揭示出来。有时候我出差到别的地方，看到有些报纸，那跟广州的显然是差了一大截。

记：您在广东这么多年，您觉得为什么广东的媒体相对来说，就比其他地区的媒体做得好呢？

黄：这应该是两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应该看到媒体工作者努力去适应这个社会的市场需要，努力去以开放的态度对待社会发展。另外一方面呢，管理部门相对来讲，还是宽容一些的。媒体里面也存在各种牵扯、抵触或者干扰，管理者或者是媒体编辑和记者，都是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嘛。怎么正确对待改革开放，怎么正确对待报道发展和稳定问题，每个人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未必就能够那么一致。各种力量经过几个回合的牵扯，逐步取得一致，也是一种磨合的过程，也是广东这种包容文化的一个体现。

记：您觉得这个包容，是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还是本身有一个更深的历史的因素呢？

黄：我觉得要谈广东的包容，应该有历史的因素。我个人判断，邓小平把广东作为一个开放的窗口，也会是考虑到一个地缘政治的情况，深圳、广州跟香港在地域上的临近，也应该会看到广东岭南文化上的背景。

近百年间，岭南文化确实存在包容这个特点，其他地方未必具有。我自己是广东人，对这个非常了解，广东没有非常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思想状况。你说我们广东人不讲原则吗，也不是，但是广东确实是与时俱进的。广东人最烦的一点就是“一部通书看到老”，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发展，我们怎么能够抱着一本通书老这样处理问题、看待问题呢？

把各种的文化拿过来，是广东的一个特点吧。我觉得广东人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从吃的东西上就能看出他的包容。比如说我们广州人最喜欢吃的一种粥叫及第粥。及第粥是一种匪夷所思、莫名其妙的东西呀。粥底熬的时候是用猪骨头，要加瑶柱，用水蛇，熬出来的时候是白色的，你看不出来，没有肉，但里面充满各种鲜味在里面。煮的时候有猪肉，有鱼，甚至有鸡杂，再加一点花生，各种想不到的东西放在里面。不同品种的植物，不同种类的动物，有会飞的，会游泳的，全放在一锅里边来煮，这个粥就叫做及第粥，广州人最喜欢了。包容不同的东西，就变成一种新的品种。但是我听说，好些北方的朋友在吃稀饭的时候，绝不能把肉搁在里边。

也要注意一点。我们说肉粥，是不同的肉放在一块，熬成一种及第粥。什么都有，可不是乱放的，绝不会把狗肉放到里面去，绝不会把鱼片和狗肉放在一起煮一锅粥给你喝。是可以包容，但不是乱包容。

记：这算不算文化上比较通变？

黄：对。这一点跟广东的地理位置，跟近几百年来的广东文化有关系。广东的人要谋生，除了一部分到内陆，更多的是跑到外面做生意。做生意是要冒风险的，起码过太平洋就是风险，但是不害怕。还跟澳门这个地方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西方的文化长期渗透进来。所以，这里官本位是不严重的，是一个平民化的、市民化的城市，相对不太强调等级。

这一来，有些话该说就会说，这就使有些传媒敢于报道问题。尽管知道很多事件报道以后的后果，但是我们有些记者还是报道了，而且很多人还都支持他们的做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每个报业集团每天都有100多万的读者。一些人跑到北京去办《新京报》，也是我们中大的校友，后来还有《京华时报》，为什么都能取得比较快的成绩呢？这是带着广东的文化底蕴和影响去的。

记：通过您对新闻报道的体会，您觉得广东媒体的报道跟其他地区媒体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黄：我到北京去，听说《新京报》的发行量很大，广告量好像排在第2或者第3位。一年半载的时间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在于它们还是敢于把有些问题公开出来，比较真实地去报道社会的状况。好的，该说，说够；不足的，敢指出。我觉得这就是广东报纸跟内陆地区一些媒体不同的地方。我出差，在飞机上看到一些晚报，不痛不痒，真是一分钟就放下了。怎么就这样，社会只有不痛不痒的事情？中国大悲大喜的事情多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事情多的是。说得绝对一点，有些传媒很肤浅，这一来你怎么能够吸引很多读者呢？

我看香港传媒

记：您对香港传媒比较熟悉，那么您觉得它们有哪些特点？它们的传媒有哪些不错的经验？

黄：无论哪一个地方的电视台或者媒体，都应该因地制宜。你在广东这个环境，你就要首先考虑广东的观众需求和读者需求，把自己的位置定好，你才能宣传好。

我在香港发现一个现象非常奇怪：香港的无线电视台是最受香港市民欢迎的，我们从内地去香港的人觉得不可理解。它们节目的层次、编排节目的水平，在我看来是很低级的。它们所演的电视剧、报道新闻的角度，在我们这些内地去的人看来，没有什么看头，用香港话说就是“无厘头”。可是我发现，香港很多人就是喜欢“无厘头”。香港大量的报纸里头也是无厘头，编造消息，搞些哗众取宠的东西，很多新闻是不真实的，胡编的，可是香港的市民爱看。

为什么香港市民会喜欢那些我们看不下去的电视呢？它迎合了香港市民的需要。香港的生活节奏比较紧张，有些人要打好几份工，这样一来他们的休息时间是不多的。所以看电视在他们看起来是不需要什么教育的，要的就是绝对的放松，这也有道理。不需要精神来引导，所以它叫无厘头。笑一笑，精神转移一下，就收到休息的效果。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媒体很懂观众的心理。在香港工作时间那么紧凑、生活压力那么大的情况底下，如果还要那么深刻，还有要想想才懂的片子或者访问，一般市民大众懒得去懂。我都累得要死了，还去动什么脑筋呢？就看一些武打片，像成龙那种武打片。老实说，我真的很喜欢看武打片，再累我都去看武打片，或者是那个警匪大战，整个故事情节其实是很公式化的，但是看！为什么呢？看了以后我们就放松了。而且我还发现这些媒体很厉害，在做成一个品牌之后，这些无厘头新闻很多会逐步渗透到市民大众的脑袋里面去。假的听多了，就变成真的了。读者多了，“三人成市虎”，以讹传讹有的是。

记：您对香港哪个台印象最好？为什么？

黄：我比较欣赏凤凰卫视。凤凰台的定位比较准确，对内地知识分子而言，它能揭示我们的一个思想思潮的问题。

这个台，香港本地看的人并不多，更多的是一些内地去的人和关心内地情况的人会看。凤凰台讲的一些情况，往往是港澳，特别是香港一些市民不了解、不感兴趣的，反而是内地的知识分子、大众感兴趣。我觉得凤凰台有一个好处——它切中知识分子的特点。它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来报道中国历史上、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就很好。像“冷暖人生”、“鲁豫有约”，还有“时事开讲”这样的一些栏目，我觉得颇能切中要害。国家发展该肯定的，它们报道得不少，也报道“文革”前和“文革”以来存在的问题。它敢于引导我们面对当前的现象，我觉得它对内地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成功的。如果把内地的电视台同凤凰台比，我们就没有像它那样尖锐深刻。

新闻报道以真实性为生命

记：您认为中国传媒报道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黄：也许跟我们早年所受的比较长的传统教育有关系，我主张我们的传媒，应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既要考虑到发展，又要考虑到稳定。在此前提下，我觉得对传媒来说，真实性是它的生命。我所说的真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在报纸上讲真话。这个真话应该是有这两个含义：一个方面是我们的社会是实实在在地发展，要使老百姓的乐观向上的心理能够充分表现。我觉得在报道广东近年来经济的发展方面，传媒报道得比较够；另一方面，我所理解的发展，其实不完全是经济的发展这方面，还应该是政治体制上的进展，还有一个是人的素质的发展，在这方面广东的报道挖掘得还不够。

所谓人的素质在发展，就是社会上出现比较多的爱心。现在有比较多的人认为，人们普遍的道德水平在下降。我以为不尽然，虽然有消极的东西，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从广东这个地区来看，还是好的多一些，人的素质在主要方面还是发展的，并非就沉沦下去了。媒体也有做得不错的。记得有一个阶段，《南方都市报》报道，有个老头子70多岁了，骑着自行车载着他的老母亲，从东北一直跑到南方，全国跑了一趟。广东出了好几版，报道这位老孝子驮着老娘全国走，让人很感动，掀起了热潮。这样的例子，像对父母的爱、孝，为什么不该大力地发扬呢？人内心的美好的东西应该充分地挖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办报无非还是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对不对？所以报纸要维护社会的稳定。稳定这方面，我们的理解普遍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也牵涉到一些人怎么看待媒体揭露报道社会的一些阴暗面。广东的几个报，在这方面做得很大气，但是也并非报道得很成功。我们承认社会在发展，也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目前存在着很多的矛盾。在我看来，报纸的一些编辑记者把这些矛盾揭出来是应该的，应该属于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部分，以求得社会的稳定。不报道就是堵，而报道是一种疏导。正如我们搞水利工程，如果老是用堤坝来堵，最后会崩溃的。但如果我们疏导了，黄河或者长江的水流得顺畅，就不会崩溃。把一些矛盾揭示了，解决了，就不会导致有很多的问题。

在印象上，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尽管广东很多媒体比内陆的大胆一些，但我们做得还是不够，其实应该放手让它们更多地担负舆论监督的责任。有些人老是害怕，好像会抹黑了我们的社会。其实怎么能抹黑呢？社会的发展谁都看得到，国家的逐步昌盛谁都看得到。揭露了某一个阴暗面，而且这个是真实的东西，怎么会影响大家对整个国家的一种信念？

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是一些人因噎废食，不了解或者是不懂，没有看到揭示一些矛盾对我们这个社会有好处。越是把这些捂住，其实越麻烦。不论是办报的还是管理报纸的，越是真实地把社会的不良倾向揭示出来，越能够显示社会在前进。

好现象：敢于讲真话

记：奥运会的报道您关注吗？有什么体会？

黄：从奥运会的报道方面，看传媒怎么抓问题等等，我看出我们的传媒有一个好的现象——比较敢于讲真话了。有几点我记得很清楚。

广东的那个冼东妹，摔跤的冠军，采访的时候记者问她：“拿了金牌，你最希望干什么？”她回答得很真实啊，“我现在就是希望生个孩子，为我丈夫生个孩子”，“我结婚只是登了记，一头扎在训练里，到29岁了还没有孩子，我得了金牌回去第一件事是生个孩子”。

100米蛙泳冠军，上海的罗雪娟，记者采访时问她：“你现在心里是怎么想的？”她说：“我现在就是感谢我的父母，也感谢我的教练和领导，也感谢那些喜欢我和讨厌我的人。”哎，这个话说得有意思啊，怎么连讨厌她的人也要感谢啊。当然里面肯定有她没有讲清楚的内容。她这样讲了，也播啊，没见得就对报道进行技术处理呀。

姚明打球输了一场，发脾气了，他发脾气当然对队里也有一定影响。年轻人嘛，他脾气发就发了，发了就没事了。哎，也照样报道了。不怕报道啊。就我一个人在打，其他队员出工不出力，这样搞我不参加国家队了。我很欣赏，真实！人的思想感情就那么真实。毕竟是青年，是小孩子，20来岁的人哪。我觉得很真实，有些小伙子就是这样的。刘翔，今天报道他得了110米栏冠军的样子，狂得可爱，他是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啊。

我觉得放手让他们讲，把他们真实的思想感情揭示出来，其实对观众是个教育。人就是讲真话嘛，有什么就讲什么嘛，何必斤斤计较？你想广东的冼东妹，她已经29岁了，结婚登记了根本就没有机会和丈夫在一起，浑身都是伤，“现在我就是希望有孩子”，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人了不起，她起码先公后私了。放弃了生孩子，首先为了国家的荣誉，但是现在得了金牌，可以生了，就该生了。不是很好吗？很真实嘛。所以讲真话这一点，我觉得目前媒体有很大进步。

其实呢，真实报道，多报道人的内心世界，这样才能够让普通老百姓信服。在广东，我们接触的一些老师，一些知识分子，其实很看重说真话这一点。前一段报道“非典”的事情，广东搞得很紧张。大家对钟南山就很佩服，第一个原因是觉得他医术上确实有成就，他很努力地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其实我们更看重的是他讲真话。人家问他：“参与SARS这个战役，你为了什么？”“我不为什么，就是求个明白。医学上的问题没解决，我就希望努力去问个清楚，弄个明白。”好像《南方都市报》就是这样报道的，我觉得很真实。如果他说一般假大空的话，大家未必就都佩服他。他讲了真话，大家佩服，觉得这个人的人格确实高尚。

有意见是负责的态度

记：您对马加爵案、孙志刚事件、宝马撞人案等的媒体报道有什么看法？

黄：马加爵的问题是个大悲剧。考试、家庭、社会的矛盾，交融在这个事件中。社会矛盾的发生当然非常可悲，但是如果把这个现象剖析清楚了，对反思我们的教育体制、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特别是社会怎么去对待弱势群体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报道它不错，问题是怎么报道，报道怎么跟上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遗憾的是，大家报道一个新闻，只注意马加爵怎么谋杀，同学怎么被杀，而不注意反思。现在已经没有马加爵了，大家已经淡忘了。等什么时候出个刘加爵，再来报道，再来总结教训么？

宝马撞人的案子，是非常值得深思的。这后面是个很深刻的社会问题，说明现在社会矛盾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弱势群体的心理状况。到底是故意撞人还是误撞的呢？这都不重要，反正是依法处理了。被撞的平民百姓很值得同情，报道这事，可以看到社会存在的问题。但也应该看到，不管怎么样，到底是把撞人的判了刑吧，还不至于让有钱有势者像没事人一样，溜之乎也。包括孙志刚事件，使某些人有所收敛，不好吗？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难说。

广东的传媒报道、揭露这事，是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如果对一个社会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有意见不说，那才是麻木不仁的态度。提出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揭露一些不应该存在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普通老百姓、知识分子希望国家振兴、民族振兴的表现。不能以为有意见，就觉得不好。那就错了。我觉得只要不是否定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在这些年发展过程中取得的进步，而是为了改进，就是好的，为了治病用了很猛的药，也用心良苦啊。所以需要管理者有一种海量，他的眼界、他的胸襟，真的要比一般办报的人要高。你不要动不动就说，这对我不好。要看对国家好不好，不要从对你的管治好不好来看。比如说有些报道，关于教育的问题，揭露某些考场出现各种黑暗的情况，对某个地方的某个市的领导来说，是很丢面子的呀：怎么我手下会出这个乱子？但报道这个问题之后，会不会使我们的整个教育体制更净化，国家的教育制度、教育各方面的管理的事情更规范呢？这明显就是好处啊。某一个地方的管理者，或者主管某些部门的负责人，必须从整个国家来看这个问题啊。

腥　和　星

记：您觉得目前媒体的娱乐报道有哪些问题？

黄：我们办娱乐版的方面都不成熟。起码在广州，我做文学教师，对目前娱乐报道这样的水平，实在是不感兴趣。当然我也把我的看法跟我们在报纸工作的学生谈过，他们的回答很简单：“黄老师，这个其实不是给你看的，给普通的那些人看的，有些人就爱看。”我知道，其实我现在看戏的时间也并不多，哪里管得着哪些明星跟哪些明星谈恋爱那些绯闻呢。其实有些市民是会爱看的，不过我总觉得关于那些明星的报道，不是引导观众怎么去理解一些电影、电视，而是大量报道一些明星的生活琐事，也就是追星，这就不好了。我觉得搞娱乐版的人真的需要管理部门抓一抓，让他们引导观众怎么看电影、电视，怎么对待娱乐。要通过他们，使得整个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的素质和修养得到提高。不能光追求一种趣味，而且还是很低级的趣味。所以星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不成功。既然是明星，你总得从艺术来谈吧？从片子的艺术、内容、演技上的高低来引导吧，不要老是谁追谁了。王菲又和谁谁姐弟恋哪，无聊啊。

腥的问题的报道，也没有拿捏好分寸。社会上出现非常多的矛盾，包括治安的矛盾，报道起来也过于血腥了，起了反作用。现在社会上有些地区治安不好，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在的贫富差距造成弱势群体的仇富心理，所以一出手就动刀子，但这些过程真的不该过多描写。这种现象应该要引起各部门的重视。马加爵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去报道的，确实太使人震惊了。我们的媒体要报道，但要注意一个倾向，就是从各方面引导大家注意青少年目前的状态，否则一个学生怎么会变得这么凶残呢？我们需要通过这个事例来挖掘为什么大学生会出现那种可怕的心理？是偶然的吗？如果不是偶然的，那应该广泛地让社会关心怎么把这些扭曲的心理扭转过来的问题，这样就可以把反面的东西进行正面教育。但现在的报道很多写他怎样一锤一锥杀人的，太血腥了，特别是网上。这个是真的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