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东盟架构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各方面交往日益密切，而外语政策也成了各个国家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
语言是其使用群族实现社会化的重要认同根据，所以它是一份珍贵的文化资产。语言也是不同社会之间进行沟通、交际的重要媒介，所以它是一项不容低估的经济要素。语言还是实现国家统一、凝聚社会及提升发展水平的要件，所以语言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领域。任何语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本身都深刻反映出政治角力与权力的较量，如何看待外来语言并采取相应的外语政策是很多国家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它与政治、经济以及国家安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差异，东盟各国之间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各国的语言使用也呈现出多样化。东盟各国语言包括汉藏语系、印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等；其中柬埔寨的官方语和通用语是柬埔寨语；老挝的通用语为老挝语；缅甸的国语为缅甸语；泰国的国语为泰语；越南的国语为越南语；印度尼西亚的官方语言为印度尼西亚语，通用语为英语；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国语为马来语，通用语为英语；菲律宾的通用语为菲律宾语，官方语言为英语；新加坡的国语为马来语，官方语言为汉语、英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东盟十国由于国情不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语言政策特别是外语政策的制定上也有较大的差异。
本书主要侧重于对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外语政策和外语教育政策进行对比研究。由于中国和东盟国家国情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在对中国和东盟国家外语政策进行描述时，主要依照其各自的历史发展阶段来划分。
对于中国外语政策，本书中侧重于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外语政策，也就是从1949年开始中国政府在外语使用和外语教育上所做出的各种决策及决定，重点是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历史时期的外语政策和外语教育政策，特别把重点放在改革开放至今的30多年。具体来说，中国的外语政策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949—1956年——俄语教育的鼎盛时期；
（2）1957—1966年——调整布局，均衡发展，曲折前行；
（3）“文化大革命”时期——外语教育处于崩溃的边缘；
（4）中国外语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时期；
（5）面向21世纪的外语教育：多元发展阶段。
东盟十国在历史上除了泰国 （古称暹罗）在1896年与英国和法国签订条约后，成为了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间的缓冲国以外，其他国家都经历了法国、英国、西班牙、荷兰、美国等国的殖民统治，被殖民的时间长短不等，从半个世纪到3个多世纪。新加坡沦为英国殖民地达50年；老挝成为法国殖民地达61年；文莱成为英国殖民地达78年；柬埔寨成为法国殖民地达90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达91年；缅甸成为英国殖民地长达106年；印度尼西亚成为荷兰的殖民地达126年；马来西亚成为英国殖民地达130多年；菲律宾曾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达333年，沦为美国的殖民地达36年。因此，殖民地时期东南亚各国的语言教育政策都体现出以殖民统治者语言为主体和以殖民统治者语言独尊的特征。这些殖民地国家中，都确立了以宗主国语言为唯一法定官方语言的法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殖民地国家纷纷民族独立，建立了独立的国家。Ricento（2000）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晚期）：脱离殖民、建立新的国家；
第二阶段 （20世纪70年代早期—80年代晚期）：现代化失败；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现在）：世界新秩序。
刘海涛 （2006）指出，Ricento（2000）的三个阶段的划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认为第二阶段的转换特征不明显，可以归结到第三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为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为一个阶段。
本书在对东盟国家外语政策的阐述上，赞同刘海涛 （2006）的这个提法，同时把东南亚十个国家加入东盟组织当做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分析东盟组织对东南亚十个国家外语政策和外语教育的影响。对东盟国家外语政策和外语教育政策的分析基本上沿着这样一条历史主线，即：殖民地时期→脱离殖民统治、独立建国时期→加入东盟及以后的时期→20世纪后期至今。
此外，东南亚是华人华侨聚居最早并且最多的地区，其华文教育源远流长，华文教育的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各个历史时期所呈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紧密相连。因此，在对东盟十国外语政策的阐述中，华文教育作为这些国家的一门重要语言，其发展历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探讨内容。
[1] 东盟秘书处官方网站，http：／／www.aseansec.org，201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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