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信息传播过程

从学理上来说,传播学实际上包含了对交际理论与信息理论的综合运用。“传播（communication）”在词源学上是“共享、共有”之意。交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手段,最早的交际主要是指面对面的对话。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丰富了交际的含义,交际被认为是一个通过语言交流信息的过程,包含着生理的、心理的和物理的运动,从而奠定了现代交际学的理论基础。现代交际理论在强调信息交流的同时,尤其注重交际双方的互动交流与交际效果。因而,交际论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艺术或传输信息的科学,还是通过言语、文字或示意动作告知、表达或者交换意见和知识的信息传播与双向交流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

奈达（Eugene A.Nida）曾借用了传播学的术语,认为翻译活动具有传播学性质,指出翻译就是交际（Translationis communication）,进而提出翻译的交际学理论。谭载喜（1999：XⅤ）把奈达的翻译思想分为三个不同的主要发展阶段：（1）描写语言学阶段；（2）交际理论阶段；（3）社会符号学阶段。在第二个发展阶段即交际理论阶段,奈达把现代通讯论和信息论的成果运用于翻译研究。他认为翻译就是交流活动,是两种语言之间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的一种方式。按照这种观点,任何信息如果不起交际作用,都是毫无用处的,也就是说,译文如果不起交际作用,不能被译文接受者看懂,这种译文就是不合格的、毫无用处的。而要译文被接受者看懂,翻译时就必须考虑语言交际活动的一切有关因素。因此,翻译时需要重点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信息源点、信息内容、信息受体、信息反馈、信息噪音、信息传递环境、信息传递手段（谭载喜,1999：XⅧ）。吕俊先生（1997：39-40）认为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无论口译、笔译、机器翻译,也无论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抑或是科技文体的翻译,它们所要完成的任务都可以归结为信息的传播。

姚亮生（2003：vi）认为,翻译实质上是异语交际的信息传真活动。翻译是传播的手段和方法,传播是翻译的目的和出发点。翻译和传播是信息传真活动中的一对姊妹花。姚亮生（2003：ⅶ）认为,实现信息传播必须具备四个最基本的要素：传播者（指传播内容的发送者）、传播内容（即传播信息,传播本质上体现为信息的流通）、传播媒介（是传播内容的必经之路,是承载、转换、传递内容的具体途径）、受传者（是传播内容的接受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是传播者,是原作品内容的发送者,主要解决“译什么”和“怎样译”,他不仅决定着翻译过程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数量和传通方向；原文文本是翻译的内容,是翻译所要传播的信息,翻译本质上体现为信息的传播,只有信息生成并且传播出去,实现了“信息共享”,传受双方的各自需求获得满足,翻译才显得有意义；译文,是语言符号的具体再现形式,是所译内容的传播媒介,翻译的完成、信息的传通是通过语言符号的转换实现的；读者就是受传者,是译文的接收者,是信息传通的服务对象。

信息传播过程主要包括信息的传达、信息的接受和信息的反馈三个重要环节。翻译过程也遵循这个环节（姚亮生2003：ⅷ）。作为翻译过程中第一环节的译者,要根据一定的目的,针对服务对象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背景,从信息海洋中选出有关的传播内容“文本”来进行翻译。在确定了所要传达的信息内容后,译者要把所选翻译内容进行语言符号的转换,变为可被读者意识和理解的语言符号。换言之,译者要把“文本”译成能够被读者所接受的“译本”。把文本变为译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译者必须明确翻译的目的,明白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明了读者的态度,采取必要的翻译技巧和原则标准,如“直译”“意译”“摘译”“编译”等。使译作成为能被读者接受,并且愿意接受的译本。只有这样,信息才能传达,翻译才有意义。同时,在信息接受环节,读者在解读译本时,并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他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译文内容进行解释,去体验译者的“用心”。读者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选择有解释价值的信息进行价值判断,没有价值的信息就“放弃”。译者所能传通的“有价值”的信息越丰富,则读者“解读”的积极性就越高。只有当读者的反应（感受、评价以及愿望和态度）符合译者的预期目标,像奈达所说的“功能等效”,传播才算成功,翻译才算完成。第三个环节,读者进行信息反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读者变成了传播者,译者变成了受传者。换句话说,传播者和受传者既是翻译传播单向流动的两端,又是双向流动的回归点。翻译是译者与读者共同解读和分享信息的双向传递过程。在这个双向传递过程中,译者把带有目的的解读信息传递给读者,而读者也把解读信息的感受、评价以及愿望和态度反馈给译者。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双向对话”（姚亮生2003：ⅸ）。这个反馈一般是通过市场产品销量、读者和媒体反馈等间接实现的。一般来说,销量越大,说明受众对译作的接受程度越高,信息传达越成功；反之则说明受众可能对译作不感兴趣,或者是译者信息传达不到位、不成功。冯唐译本《飞鸟集》在全国范围内下架并召回,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抛开冯唐译本的争议不说,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译作出版后即遭下架并召回,至少在信息反馈这个环节上,说明受众是不接受“译作”这个信息媒介的,最终导致信息传达失败。

为了把作者的意图准确地传达给读者,译者要了解作者的生活圈,也要了解读者的生活圈,具有两者的生活经验、理解两者的生活态度、掌握承载两个生活圈信息的语言符号、懂得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规律或技巧,也就是说,译者要了解、理解、能解、善解两种文化体系中人们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以及人生观和世界观。“只有在共同经验范围内才能真正传通”,才能正确理解、准确传通,翻译传播才能成功（姚亮生,2003：XXii）。

原作是作者生活圈内的产物,基于译者和作者共同的经验范围,译者与作者共享原作的信息,但这信息一般局限于原作“透明窗格”里的信息。原作之中其实还存在一些“隐蔽窗格”信息,比如成语、典故、俗语、俚语,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宗教信仰等许多源语文化的深厚积淀；原作之外,作者的写作动机、原作的创作背景还有作者的生活背景,等等都不是透明的,是隐蔽的。这就需要译者仔细推敲,为一个表述苦思冥想数日。

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是译者和作者之间的人际传播过程（姚亮生,2003：）。作者向译者同时展示“透明窗格”和“隐蔽窗格”。这些都需要译者进一步深入作者的生活圈、了解作者的生活经历、理解作者的生活态度、懂得作者的宗教信仰、研究作者的创作动机。只有这样,译者才能成功翻译原作,准确传通原义（见图4.2.1甲）；若对作者知之甚少,对原语文化一知半解,译者对原作的解释只能是支离破碎的、不全面不完整的,翻译是不可能成功的。传通必然受阻（见图4.2.1乙）。当然最完美的翻译情境就是译者对作者的一切了如指掌,了解得一清二楚,译者和作者的“共同经验范围”完全一致,两者的生活圈完全重叠（见图4.2.1丙）。这只是一种理想境界,是一种理论模式,其实就算译者就是作者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图4.2.1　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作者之间的信息关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