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传播

在传播学领域,所谓传播（communication）就是一个系统（信源）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信宿）,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道得到传播,以达到一种信息的交流和共享（陈道德,1996：58）。传播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的现象、活动或行为,其最基本要素是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其本质体现为信息的共享、交流与传播。“对传播中所使用的符号的研究,对运作于这些符号的规则的研究,以及对于符号、规则使用者的研究,构成了传播研究的中心”（齐沪扬,2000：16）,它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即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董璐,2008：15）。

翻译的本体是语言符号,通过两种不同语言的转换实现信息的交流和传播,翻译研究同样离不开对语言、语言使用规则、语言使用者的关注。联邦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夫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指出,翻译这门科学形成的过程之所以如此缓慢的原因是人们“不知应遵循什么特定的研究模式,也不知应按什么顺序去加以研究”。而且,以往的研究“迫使翻译学忽视本身的许多特点,特别是有关信息传递性质的那些特点”。所以,他写这本书的一个宗旨就是“认为翻译乃是与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吕俊,1997：40）。这有两层含义,一是翻译具有传播的一般性质,是一种信息的传递；二是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方式,因为翻译驾驭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涉及不同码本之间的转换。威尔斯认为,传播过程中的传者—受者模式实际上就是翻译理论中的源语—目的语模式,跨语言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其特别之处在于翻译中涉及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The model sender to receiver in comm unication p rocess is on tologically equivalent to the model source-language to targetlanguage'used in translation theory.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is a special case in comm unication；its excep tional nature lies in the fact that two languages are involved in an act of linguistic comm unication,an SL and a TL.）（Wilss,2001：55,转引自杨雪莲,2010：22）

传播学在中国虽然起步比较晚,其中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进步比较快。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翻译学研究者开始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即翻译传播理论,将翻译学纳入传播学领域进行研究,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行为。

吕俊教授是国内翻译传播理论的先驱研究者,1997年他在《外国语》上发表了题为《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一文,在国内首次提出了翻译学传播理论（吕俊,1997：39-44）。他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无论口译、笔译、机器翻译,也无论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抑或是科技文体的翻译,它们所要完成的任务都可以归结为信息的传播。翻译具有传播学的一般性质,即是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受传者之间一系列的关系；是一个由传播关系组成的动态的、有结构的信息传递过程；是一种社会活动,其关系反映社会关系的特点。所不同的是,翻译是在跨文化间进行的,操纵者所选择的符号也不再是原来的符号系统,而是产生了文化换码,但原理却是与普通传播相同。贾玉新学者也认为,翻译其实是一种信息的传播或交际活动,即communication,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和交际活动（贾玉新,1998：102）。

因此,传播学与翻译有着共同的本质,即信息的处理和交流,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行为。传播学关注两大问题：一是所传播的信息如何能够从信息源到达受众（信宿）,二是如何能够使传播过程达到传播者（信源或其媒体）的目的。从翻译的层面看,同样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译者如何把原文的信息包括文本信息和作者意图传递给译文读者,二是如何能够使译文读者准确领会原文信息和作者意图,以实现翻译的目的。所不同的是,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一般是以同一文化、同一语言中进行的传播现象为主,而翻译则是在跨语言跨文化中进行的传播活动；传播学中的传播主体即“谁”只有一个,而翻译活动中却至少有两个主体：原文作者与译者（杨雪莲,2010：IV）。这使翻译中的传播过程变得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