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字典编写的传统

字典编写的传统指的是在千百年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适合于汉语字典编写的方式和方法，它在长期字典编纂的实践中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它是我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字典编写有悠久的历史。《史籀篇》、《苍颉篇》等著作属于童蒙识字课本，不能够算作字典。现存最早的字典应该从东汉时期许慎的《说文》算起。

《说文》在辞书学上属于详解词典一类。它的出现是由于日益增长的解读本族语言文字的需要。国外词典学界不少人认为详解词典产生于公元17世纪，这是就西欧的一些情况说的。如果把东方一些民族辞书编写的情况考虑进去，详解词典产生的时代会大大提前。就我国的情况而论，应该提前到公元1世纪。许慎在《说文·叙》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¹⁾

这段话把《说文》这部字典的作用、编写方式、收字、释义、举例的原则都讲清楚了。在世界辞书史上，这样明确地提出辞书编写原则还是第一次。许慎在自己的著作里面认真地贯彻了这些编写原则。这在当时西方国家的辞书中是找不到的。

《说文》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写历久不衰，不同时代总有反映那个时代社会风貌的字典出现。举其荦荦大者言之，南朝梁有顾野王的《玉篇》；宋朝有司马光等人编的《类篇》和当时北方民族政权辽代行均和尚编的《龙龛手鉴》以及金代韩孝彦、韩道昭父子编的《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明朝有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清朝出现了《康熙字典》，这部字典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多年来一再翻印出版，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民国初年又编了《中华大字典》。每一种新字典的出现，都不是前代字典的重复。它一方面继承了前代字典里面有用的东西，同时又给字典编写带来某些新的内容。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字典的编写情况，从中总结规律性的东西，是继承我国字典编写优秀传统、为编写新的字典服务的不可缺少的方面。

字典的产生是由于社会文化生活的需要，它和社会发展、文化增长所提出的要求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字典是适应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的。紧密地结合社会的文化需求是我国字典编写的一个传统。

由于汉字的特点，读书必先识字，识字成了国民教育的启蒙课程。汉朝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时期，这时期的汉字已经从殷周古文经过小篆发展到隶书阶段，生产的发展，技术和科学的发展，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进步，促使汉语补充了大量的新词，也出现了一些前代没有的新字。字体的变化，给识字教育带来了混乱，谶纬学家和一些文人任意解说文字，违背了造字的本意，遭到了学者们的反对。许慎在《说文·叙》里说：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喧称秦之隶书为苍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²⁾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在汉字解说上出现的混乱情况。许慎在这段话的后面有几句总结性的论断：“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因此他广泛收集资料，博访通人，编出了《说文》这部划时代的著作，满足了社会的需要。

秦汉以后，隶书流行，晋朝出现了楷书。和小篆相比，楷书在字体上有了较大的变化，人们在使用文字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新字，一个字出现了多种写法。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篇》里面为我们描绘了当时汉字的书写情况：

案：弥亘字从二间舟。《诗》云“亘之秬秠”是也。今之隶书，转舟为日；而何法盛《中兴书》乃以舟在二间为舟航字，谬也。《春秋说》以人十四心为德，《诗说》以二在天下为酉，《汉书》以泉货为白水真人，《新论》以金昆为银，《国志》以天上有口为吴，《晋书》以黄头小人为恭，《宋书》以召刀为邵，《参同契》以人负告为造：如此之例，盖数术谬语，假借依附，杂以戏笑耳。如犹转贡字为项，以叱为匕，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读乎？潘、陆诸子《离合诗》、《赋》，《栻卜》、《破字经》及鲍昭《谜字》，皆取会流俗，不足以形声论之也。⁽³⁾

在这种情况下，旧的字典满足不了需要，应该有新的字典产生。顾野王的《玉篇》就是适应这种要求而编写的。他在《玉篇·序》里面说：

但微言既绝，大旨亦乖。故五典三坟，竞开异义，六书八体，古今殊形。或字各而训同，或文均而释异。百家所谈，差互不少；字书卷轴，舛错尤多。难用寻求，易生疑惑。猥承明命，预缵过庭，总会众篇，校雠群籍，以成一家之制，文字之训备矣。⁽⁴⁾

可见《玉篇》的目的在于总结前代文字音训。和《说文》不同，它以楷书为主，每个字头下面博引字书训释，广征传注，并且附有案语，其详解词典的特性更为明显。遗憾的是这部书的卷帙繁多，在当时的条件下抄写传布都很困难，因而不久就出现了萧恺的删节本，到了唐朝又出现了孙强的增字减注本。宋朝陈彭年等人又在此基础上改编为《大广益会玉篇》，这和原本《玉篇》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从字典发展的情况看，它反而是退步了。

宋朝出现了字书和韵书并行的双轨制。韵书是字典的旁支，它是一种按音序编排的字典。这种音序是以当时流行的韵目为准，而不是今天拼音文字字母表的顺序。首先是大中祥符年间出现的《广韵》和《大广益会玉篇》。宋仁宗景祐年间开始编写一部比《广韵》更为详尽的韵书《集韵》，《大广益会玉篇》已经不能够和它相配，于是出现了新编的字典《类篇》。

这一时期，北方民族政权的辞书编写工作也很活跃，辽代和尚行均编写的《龙龛手鉴》，注意收录当时北方地区流行的俗字和一些佛典里面的专门用字，这和一般正统的字典不同。金代韩孝彦父子编的《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和《改并五音集韵》，是仿照宋朝字、韵书双轨制而编成的著作。这些字典在编排上都有大胆的创新。

明朝的学术思想并不发达，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文化要求的增长，促进了新字典的出现。《字汇》、《正字通》这些私家撰集的字典，暂时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和前代的字典相比，这些字典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它们所采用的214部首的编排方法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字典编写。

清朝政权的建立，社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旧字典已经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正如康熙皇帝玄烨在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初九的一道上谕所说：“《字汇》失之简略，《正字通》涉于泛滥。”因此他要求组织力量编纂一部新的字典，具体要求是：“增《字汇》之阙遗，删《正字通》之繁冗。”五年之后，这部字典编成，它就是通常所说的《康熙字典》。

清朝中叶以后，西学东渐，西方的科学技术大量传入我国，社会生活急遽变化，人们迫切地要求了解新的知识，陆费逵、欧阳溥存等人开始编写《中华大字典》。这部字典收列了当时一些新名词，如化学元素的名称、社会科学的概念等，它的面貌比旧日的字典新得多。这部字典开编于宣统元年，到民国三年编成，民国四年出版。因此一般人把这部字典看作民国时期的字典了。

民国四年，在我国辞书史上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辞源》，标志着我国辞书编写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字典和词典分立的局面。尽管如此，由于汉字的特性和人们传统习惯的作用，词典并没有能够完全取代字典，相反的，字典的需要仍然有增无已。不久，陆尔奎又将《辞源》里面的单字汇集起来编成《新字典》，曾经风行一时。接着姚汉章以《中华大字典》为底本，去掉其中的冷僻字，删节繁复，编成《实用大字典》，这部字典在历史上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有积极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后，出现了新的文化需要，我国学者以现代语言学为指针，编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字典，《学文化字典》、《新华字典》、《同音字典》都各具特色。其中《新华字典》的影响最大，它作为中小学生必备的语文工具书，发行了好几亿册。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型的《汉语大字典》直到1975年才正式提上编写日程。

当前，人们的文化需求不断增长，预计不久的将来，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新字典展现在读者面前，辞书编写领域将会更加繁荣兴旺。

面向古代，注意历史，是我国字典编写的又一传统。

我国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有四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记载了我们祖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为了保存这笔财富，使它们能够传给子孙后代，而不是让它们中断失传，就需要了解它们，研究它们。整理古籍的任务提上了日程。然而古今语言文字的差异，给读者造成了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

首先是汉字的障碍。早在殷商时代我们就有了系统的文字，这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它字数多，形体复杂，它不断孳乳，产生新字，越到后代，汉字积累的数量越大，一个人要认识所有的汉字几乎是不可能的。字典把所有的汉字记录下来，会给人以查阅的方便。不少汉字所代表的事物到今天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它在前代文献里面还可以见到，学习历史，阅读文言，不能够不知道它们，这就是我们的字典，哪怕是中小型字典，要收录古字古义的原因。

长期以来，用方块汉字记录的文言是汉族人民的书面文学语言，它在先秦散文的基础上形成起来，后来逐渐和口语脱节，虽然口语的变化也在文言中有某些反映，但是文言模式与活的口语相比，它的变动极其缓慢。而古人运用语言文字的习惯，体现在词义的引申、文字的假借等方面，有字典把它们记录下来，将会给阅读的人带来很大的方便。这就是我们字典比较注意古代的又一原因。

汉字复杂众多，用汉字记录下来的文献历史悠久，汉语字典，特别是历史性的大型字典，就必得对历史的过去多下一些工夫。这也是容易理解的。英国牛津大学编的《新英语大词典》（The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the Materials Collected by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中最早的材料是公元8世纪的。8世纪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唐朝，唐朝文献资料在我国的字典中利用得并不多，因为唐朝以前我国还有一千多年的文献资料可以利用。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就有了丰富的文献。所谓“经书”就是这一时期的著作。这是我国传统的国民教科书，后世出仕作官，读经是一条重要门径。汉朝以来围绕经书的解读出现了大量的著作，其中汉儒的注解又被看成“去古未远”而带有较大权威性。在语言的研究上，先秦的语言研究得多一些，两汉的语言研究还积累了一些资料，至于魏晋以下的语言研究就没有作多少工作，有些时代几乎还是空白点，字典的编写可资利用的材料很自然地集中在古代，而面向现实、考虑活的语言，当时的社会还没有提出这样的任务。

在这方面，《康熙字典·序》的说法是有代表性的，他说：

爰命儒臣，悉取旧籍，次第排纂。切音解义，一本《说文》、《玉篇》，兼用《广韵》、《集韵》、《韵会》、《正韵》，其余字书，一音一义之可采者，靡有遗逸。至诸书引证未备者，则自经史百子以及汉晋唐宋元明以来诗人文士所述，莫不旁罗博证，使有依据。⁽⁵⁾

可见它的重点仍然是前代典籍。虽然在序中也提到“汉晋唐宋以来诗人文士所述”，但是，就整个字典来看，宋元以下的材料实在用得太少了。

现代汉语的发展，复音词日益增多，复合构词法成了丰富汉语词汇的重要方式。词义的变化，特别是单音词词义的变化，虽然也有，但是比起合成词的产生，它的数量要少得多。因此，从汉字来说，它记录单音词，在字义上发生的变化就不明显。这也就是字典记录材料偏重前代的一个不小的原因。

有人有这样一个看法：过多地面向过去，会使辞书的编写脱离现代语言的规范。其实，经过历史上千百年淘汰而保存下来的文献，它总是比较规范的。我国传统的字典很注意规范。字典编写利用了前代丰富的资料，不仅没有破坏语言的规范，恰恰相反，更能够体现语言的连续性和一贯性。

当前大型辞书的编写，提出“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原则。就是说：既要注意历史，不要割断历史，同时也要注意现实，不要脱离实际；把古今关系处理好，正是这一传统的发展。就字典编写来说，这点更为重要。应该在编写实践中很好地贯彻。

字义的解释充分考虑到文化历史因素，这是我国字典编写的又一传统。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用汉字记录在文献中，阅读这些文献会遇到它们。由于这些事物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认识和理解它们就比较困难。有好些文献，字面的意义并不难懂，只是里面涉及的名物、典章、制度比较费解。因此解释这些名物、典章、制度，既是古书注释者的任务，也是辞书编写工作者的一项任务。

语言的历史和创造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语言的词汇反映社会的变化非常敏感，它们处在经常不断变动的状态。因此，解释语言的词义，特别是与生产、生活有密切联系的那些词的意义，就不能不考虑它们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历史文化因素。

字典是语文工具书，它和百科词典不同。在百科词典里面，不同的名物、典章、制度都可以写成详尽的专门条目，而字典在释文的撰写上却要考虑字典本身的特点，在体例规定的有限范围内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内容。

我国的字典编纂者在联系历史文化因素解释字义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尝试，有许多可以汲取的经验。比方古代一种大腹小口盛水或酒的瓦器称为“缶”，古代的字典收录了这个字，并且对它的形状和用途作了说明。《说文·缶部》对这个字的解释是：

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

缶是汉朝人们常见的器物，所以许慎没有对它的形制作更多的描写，只是对它的作用作了说明，特别强调秦人用它来调协歌唱的节拍。这一点对于理解古人的生活有一定的好处，它可以帮助理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渑池之会蔺相如逼秦王击缶的史实。对于理解下面这些文学名篇也很有好处：

李斯《上书秦始皇》：“夫击筑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

杨恽《报孙会宗书》：“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

古代有一种捕鱼的方式，把成捆的柴扔到水中，鱼怕寒冷或者受到惊吓，都会往柴下躲藏，人们就可以在柴的周围进行捕捉。《尔雅》和郭璞注里面有这方面的记载：

《尔雅·释器》：“槮谓之涔。”郭璞注：“今之作槮者，聚积柴木于水中，鱼得寒入其里藏隐，因以簿围捕取之。”

《淮南子》的作者把“槮”写成“罧”（原作“”，据庄逵吉、王念孙二人说改），《说林训》有这样一段话：

罧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举之，为之异，得鱼一也。高诱注：“罧者，以柴积水中，以取鱼。扣，击也。鱼闻击舟声，藏柴下，壅而取之也。”

这种捕鱼方式当然比较原始，但是在当时无疑是普遍采用的。《说文·网部》收录了“罧”字，并且有简明扼要的解释：

罧　积柴水中以聚鱼也。

字典在体例容许的范围内，结合使用那种语言文字的人民的历史，对事物的名称、生产活动的方式、典章制度进行释义，或者在选择用例的时候考虑到历史文化因素，会大大增加字典的知识性，使字典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当然，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对周围客观事物的认识不断深化，原来一些错误的、不妥当的认识得到纠正；一些片面的认识得到补充而更加完善，字典的内容也将随着发生变化。

鲸是生活在海洋中的哺乳动物。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的本质属性缺乏认识，《说文》对它的解释是：“海大鱼也。”这个解释沿用了一千多年，《康熙字典》也承用这个说法。今天生物学的进展，弄清楚了这种动物的归属，现代的字典，哪怕是小型的字典，也不再采用传统的说法认为它是鱼类，而要赋予它以新的科学内容了。

天指地面上的高空。《说文·一部》用“颠”去解释它，意思是头顶。这可能是天最初的意义，古代文献里面还可以发现它的遗迹。头顶在人体的上部，由此引申出天空的意思。东汉刘熙作《释名》，对“天”的解释是“在上高显”，“坦然高远”，都是从高高在上立说，这是对天的朴素认识。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人们是无法真正认识天空的，但是又想认识它，揭示它的奥秘，于是产生了不少的玄想，字典对“天”的解释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影响，试以《康熙字典》对“天”字的解释为例：

天　《说文》：“颠也。至高在（当作“无”——笔者）上从一大也。”《白虎通》：“镇也，居高理下为物镇也。”《易·说卦》：“乾为天。”《礼·礼运》：“天秉阳，垂日星。”《荀子》曰：“天无实形，地之上至虚者皆天也。”邵子曰：“自然之外，别无天。”《程子遗书》：“天之苍苍，岂是天之形，视下亦复如是。”《张子正蒙》：“天左旋，处其中者顺之，少迟则反右矣。”《朱子语类》：“《离骚》有九天之说，诸家妄解云有九天。据某观之，只是九重，盖天运行有许多重数，里面重数较软，在外则渐硬，想到第九重成硬壳相似，那里转得愈紧矣。〇按：天形如卵白，细察卵白，其中之缊融密处，确有七重，第八重白膜稍硬。最后九重，便成硬壳，可见朱子体象造化之妙。今西洋历说，天一层缓似一层，此七政退旋，所以有迟速也。⁽⁶⁾

按语以下是《康熙字典》的编者加的。引用西洋历法，在当时也算是时髦的了。但是整个按语并没有真正说明天是什么。今天科学的发展已经能够认识天空的奥秘，现代编写字典就没有必要再引述这些说法了。

充分考虑历史文化因素是指对于那些可以用历史文化因素来解释的字而言，至于与历史文化因素无关的字，自然没有必要牵强附会去硬作解释了。

密切联系语言科学的进展，不断吸收新的语言研究成果来丰富充实自己，这是我国字典编写的又一传统。

字典的出现总是在语言文字的研究发展到了一定水平的时候，没有语言文字理论的指导是无法进行字典编写的。我国古代的语言文字研究通常称为小学，它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各个部分。不论哪一个部分有进展，都会直接或间接地给字典编写带来新的东西。

汉字的分析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分析汉字结构的理论是“六书”，它在东汉时期达到成熟的阶段。许慎编《说文》，就充分地运用了这种理论来分析汉字，并且根据这种理论把汉字分为不同类型，从而创造了汉字的部首编排法，这也就是说，我国字典是在文字学理论的指导下开始编写的。

许慎的时代，反切的注音方法还没有产生。《说文》里面表示字的读音，形声字则注明某声；不是形声字，如果需要注音，则用读若的方式；也有个别形声字，注了某声，又注明读若。东汉末年产生了反切。不久，它就被字典编纂者用来为汉字注音。一般认为，魏晋时期的字典，如李登的《声类》、吕静的《韵集》、吕忱的《字林》都是利用反切来注音的。

齐梁之际，出现了四声理论。这种理论运用到字典编写上，产生了按四声分卷的韵书。编排韵书的理论也就运用到按部首编排的字典上面来。《龙龛手鉴》把部首归并为214部，部首的顺序和部首内部字的排列都按照平上去入四声分配。《类篇》在部首的安排上面虽然因袭《说文》，没有多大的变动，但是部首内部字的排列却利用了《切韵》系韵书韵目一东、二冬、三锺、四江的顺序，打破了《说文》以类相从的原则。《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把部首确定为444部，部首排列顺序则利用了等韵学上的字母理论，按照三十六字母的排列办法将部首字进行归类。

古音学萌芽于宋明时期，梅膺祚编《字汇》，在注音释义之后有“叶音”一项，几乎无遗漏地收列了吴棫《韵补》的材料。所谓“叶音”，就是指这个字头除了《切韵》系韵书的读音外，在古代它还和哪些字相通押。实际上所指的是上古音。《康熙字典》继承了这个传统，把《字汇》的叶音材料都抄了过来。今天大型字典注音分上古、中古、现代三段，不能不说和这个传统没有关系。

训诂的发展，古书注释的增多，为字典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字典和古书注释是互相依存的。一方面，字典从古书注释里面得到营养而大大地丰富了自己；另一方面，字典又为古书注释提供了依据。清朝嘉庆年间，阮元编写《经籍纂诂》，大量收集前代故训，为后世的字典编写提供了众多的资料，《中华大字典》在义项的收列上大大地超过了前代的字典，实际上得力于这部书。

20世纪以来，语言学的发展非常迅速。传统的小学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从西方语言学吸收来的语音学、词汇语义学、语法学等使字典的编写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上。字典的收字原则、汉字特有的字形结构分析和字体演变的解说、注音、义项的建立、义项的排列、词义的诠释和词的语法作用的描述、例句的选择、异体字的整理、通假义项的确立、字和词的矛盾的解决，所有这些都离不开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指导。新字典的编写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语言学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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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文解字》第十五篇。

(2) 《说文解字》第十五篇。

(3) 《颜氏家训》卷六，四部丛刊影印明辽阳傅氏刊本。

(4) 《玉篇》卷首，泽存堂本。

(5) 《康熙字典》卷首，中华书局影印本。

(6) 《康熙字典·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