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字典·字典学

这里说的字指文字，它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

文字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正是有了文字，才能够使语言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障碍，把人类各方面的经验记载下来，使这些经验得以长远而广泛地流传。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有无比巨大的作用。

我国学者很早就认识到这点，东汉时期有名的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就明白地指出：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¹⁾

用“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来估价文字的作用，非常中肯。

我们使用的汉字在世界文字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由一个个方块汉字构成。这种方块汉字数量众多，就楷书而论已经超过六万。它的形体更是复杂，点画的细微差别可能就是不同的字。每个方块字有自己的读音，它可以直音为别的字注音，也可作为音节符号去译写外来词。但是汉字的字形本身并不就是表音符号，它和拼音文字的性质不同。根据每个字都表示特定的意义这点来看，汉字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

这种特殊的文字体系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里面就已经粗具规模。从那个时候起到今天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时间里，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汉字的形体有过多次变迁。由于人们交往的需要，汉字的字数不断增加，成为今天独一无二的庞大的文字体系。汉字作为封闭型社会的主要书面交际工具，它的发展和它所记录的汉语的发展多少是相适应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汉字的读音有古今方俗的差别，所表示的意义也会有所不同，但人们运用它来阅读和写作，可以明古今，通四方。这就是汉字有强大生命力的所在，它曾经为汉民族的团结，为思想的交流，为信息的传递，为文化的积累起过重大的作用，直到现在以及可以预见到的将来，汉字还将会起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来，汉字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文字学的范畴。不少学者从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神经生理学、神经心理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电子学、人工智能学、群众媒介学、声学等各个方面研究汉字，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得到了一些新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汉字体系和汉民族的思维模式、文化模式是在相互适应的过程中起作用。汉字的特性被人们更深入地揭示。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作为汉字特有的字典的编纂，应该在传统的范围内有新的突破。

把方块汉字按照一定的方式编排起来，给这些汉字注上音，解释清楚它们的意义，供人们查检使用，这样就出现了字典。

字典是辞书的一种，它和任何辞书一样是文化发展的产物。由于社会的发展，生产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发展，人类积累的各种知识越来越多，语言也随着这一变化不断向前发展，增添了大批新词，记录语言的文字也伴随这种变化而变化，出现了一些新字。用文字书写的材料也日益多起来。面对这浩如烟海的文献，面对这丰富众多的知识，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事事亲身经历、直接体验，要全部掌握是办不到的。即使是其中某一领域或其中某一专业的知识，要掌握它也不容易。为此必须借助前人的经验和知识。这些经验和知识记录在丰富的文献里面，只有通过文字的桥梁才能理解。

谈到识字，一般中等文化程度的人，能够掌握三千多个汉字就差不多了。不同的专业可能会有一些专门用字。但是除了某些专业（如医学、药学）外，这类专门用字的数量不会很大。尽管如此，要把这三千左右的字弄清楚也不容易。而现在汉字总数超过六万，加上古文字的各种形体，数量将更大，一个专门从事文字研究的文字学家没有可能全部认识它。实在说来，也没有这个必要。为了解决识字的需要，编出各种类型的字典供人们查阅的任务就提上了日程，字典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

一部好的字典在帮助人们识字、学习文化、解决阅读和写作中遇到的难题会有很大的好处。有人把字典词典称为“不开口的老师”，很有道理。也正因为这样，我国历史上不同的朝代都很注意字典词典的编纂，而字典的建设更居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设置新华辞书社，编纂出版《新华字典》，并非偶然。

从前苏联有位名叫谢尔巴的语言学家，他把词典的类型归结为六个对立面，它们是：学院型词典和查考型词典；百科词典和普通词典；thesaurus型（大全型）词典和一般词典（详解词典或翻译词典）；一般词典和概念词典；详解词典和翻译词典；非历史词典和历史词典⁽²⁾。就汉语词典的情况看，还可以列出第七个对立面，那就是字典和词典。

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里，它们的文字系统由几十个字母构成，经过排列组合来表示这个语言一切的词。它们不需要编写一本字典来解释这些字母的来龙去脉，说明这些字母的读音和意义。如果有这个需要，写一本关于几十个字母的小册子或者字母历史的专书也就够了。而汉字的字数众多，形体复杂，有些字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的殷商时代，有些字却只有几百年或几十年的历史。历史长的字，几千年来在形体上有多种变化，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不同的写法，字音有变迁，字义也有发展。因此，有人把汉字庞杂的体系比作历史的堆积物，迫切需要对它们进行清理。字典在清理这堆庞杂的堆积物方面将起重要的作用。字典把这些字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研究，按一定的原则确定正体和异体，使人们能够更好地掌握汉字，使用汉字和研究汉字。

从我国文化教育的传统看，识字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根据《周礼》的记载，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六书指汉字构成的六种方式。当时选拔干部的工作中，考查识字多少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叙》记载：“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不识字或认错字闹笑话丢掉乌纱帽的事，文献里面时有记载。在这种社会需要的背景下，首先出现了各种童蒙识字课本，随着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字典。像许慎《说文解字》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字典的出现，正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往后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字典的编纂长盛不衰。清朝的《康熙字典》在我国字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建国后出版的《新华字典》，虽然是一部小型字典，但是它在编纂工作上有许多创新，切合实用，累计印数达几亿册，发行量之大是空前的。

今天的语文教学重视识字，这固然和汉字的特点有关，同时也考虑到汉字作为一种语素文字，使学生熟悉语素，可掌握组词的本领，扩大词汇的容量。就这个意义讲，学习汉字离不开字典。只要汉字还继续使用，字典就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字典和词典是一组对立面，这是由汉字和汉语之间的矛盾决定的。

每个汉字代表一个音节，而汉语，特别是现代汉语，复音词占绝对优势，一个方块字并不就是一个词，它有的时候是一个语素，有的时候连语素也不是，而只表示一个音节。这一特点决定了汉语里面字典和词典的区别，字典并不就是词典。语言里面的词是音义的结合体，词典收词，重在注音释义。而字典收字，它除了注音释义之外，有的时候还兼有解形的任务。

话虽如此说，但是实际情况却又是另一回事。有的时候，字典的单字下面也收录一些复音词。《说文》有些字头下面列的就是复音词。《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单字下面收的复音词就更多一些。我国历史上词典也出现得很早，现存第一部以词典形式出现的工具书是《尔雅》，它是一种按意义编排的分类词汇。到20世纪初才出现以单字带复词的词典《辞源》和《辞海》。这是今天编纂语文词典所采用的重要形式。因此，从编纂的实践来看，字典在编纂体例许可的情况下，也收录一些复词，而词典收列单音词也必然涉及字的问题。就这个意义说，字典收录一些复词，而词典要收录单个的字，这是为汉语和汉字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要把字典和词典的界限规定得一清二楚，说一不二，在目前是有困难的。比较通行的看法是：字典和词典的区别在于字典应该有解说汉字字形结构和源流演变的任务，而词典没有。这对于大型字典来说是可行的，但是中小型字典中字形结构和源流演变的解说似乎并不总是重要的。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字典和词典在单字条目的处理上应该有明确的分工。字典的单字释义要管到单音词的释义、语素义和音节，而词典单字条目的释义原则上只管单音词的意义和一部分词头、词尾意义。这样字典和词典有交叉的地方并不可能太多。⁽³⁾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是否能够行得通还要看编写实践。

我们认为，为了进一步揭示字典和词典的界限，认识它们的区别，目前应该着眼于把两者各自的特点找出来，弄清楚各自要承担什么任务。只有把各自的特点找出来，把各自的特点弄明白，研究字典和词典的分工才有根据。

就今天汉字研究的领域日益扩大来考虑，字典编写的任务是对所收录的汉字进行解释。一部大型字典则要求对所收录的汉字进行整理，从而历史地、正确地反映汉字形、音、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

根据这样的要求，可以把字典的任务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解形　所谓解形就是说解汉字的形体结构和源流演变。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楷书，其间形体经过多次变化。大型字典要求对汉字的形体结构作科学的阐明。比较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在楷书单字字头下面，按照时代先后，列出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各种形体，并简要地说明它们的变化。

日本诸桥辙次主编的《大汉和辞典》，在有小篆形体的字头下面根据《说文》列出了小篆形体，台湾省出版的《中文大辞典》收录的材料要多一些，楷书字头下面除了小篆外，还有甲骨文、金文、隶书、行书、草书，但是选材不精，错讹较多，而字形解说则限于《说文》各家，不能尽满人意。《汉语大字典》在楷书字头下面收列古文字形体比较谨严，在字形解说上注意吸收研究古文字的成果。但是不收行书和草书，也不能不认为是一件憾事。

（二）注音　注音就是在单字字头下注明该字的读音。注音有详有略，但是注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读音是主要的。为了阅读的需要还可以注明文白异读、古读、今读。《康熙字典》在字头下面收有《唐韵》、《广韵》、《集韵》、《韵会》、《洪武正韵》的反切，还有直音表示这个字的音读。如果把从吴棫《韵补》里面收的“叶音”材料计算在内，它的注音实际上包括了上古音、中古音和现代音三段。黎锦熙先生主编《中国大辞典》的时候曾经提出了五段标音的主张，这五段是：上古、汉魏、中古、近古、现代。可惜这部巨制没有编成，只是留下了一些样条。《汉语大字典》吸收了《康熙字典》的传统，采用了上古、中古、现代三段标音。考虑到上古音在声类和声调的研究上意见还不一致，上古音只标出韵部。中古音除了反切外，还注明了反切的声韵调。现代音则注出了普通话的读音。处理上是比较审慎的。只是个别字收录又读多了一些。

（三）释义　释义是字典的核心，一部字典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释义的水平。中小型字典只收录基本的、常见的意义就够了，大型字典则要求尽可能多地收列字的各种意义。所谓尽可能多并不是把那些偶然的、在上下文中临时产生的用法作为义项收列，也不是把同一意义在不同文献中不同的表述方式作为单独的义项收列。和词典一样，字典的义项也要讲求概括性。

就目前的认识说，字典的释义要区别开字义和词义，本义和引申义，假借义和通假义等。

《康熙字典》字头下面收列的义项并不多。自从阮元的《经籍纂诂》问世，将旧籍的故训汇集到一起，后来编字典，根据故训用字不同建立义项，一个单字下面的义项增加了不少，这样一来，概括性就差了。《中华大字典》的情况正是如此。《汉语大字典》在义项的概括性上作了一些尝试，但是还远远不够。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看，释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四）举例　举例和释义有密切的联系，它是佐证释义的重要手段。曾经有个外国学者形象地比喻说：一部没有例句的词典只是一具骷髅。这话道出了一般人对字典列举用例的看法。

举例有许多难题。首先是根据佐证释义的要求，尽可能地选择有助于说明字义词义的用例，释义和用例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有些例句很典型，不同时代编写的字典都选用它，它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这种例句新编字典也照样可以选用，不必因为前代字典已经采用过而弃置不用。

我国有丰富的文献，从古代文献里面选用例句还有一个解读的问题。有些句子在历史上形成了不同的解释，作为字典在选用例句的时候，遇到这类句子，需要慎于选择，选用恰当的解释，应该把这个句子有关的意义放到当时的整个意义系统里面去考查。

王力先生在《新训诂学》这篇论文中，把传统的训诂学分为三派：注释派、纂集派和发明派⁽⁴⁾。字典的编写属于纂集派的工作，它一方面要吸收古今语言研究的成就和字典编纂的经验，另一方面要吸收新的发现和发明。纂集工作必须有被纂集的材料，收集的材料越多，提供纂集的素材也就越丰富；相反，收集材料少，提供纂集的素材也就相对地少一些；如果任何资料都没有收集，那就只有从别的字典辗转抄袭，东拼西凑，想编出像样的字典是办不到的。

纂集工作和语言文字的研究水平有密切的关系。汉语历史悠久，过去的汉字研究多着重于古文字，对小篆以上的文字着力多一些，至于小篆以下的文字，则认为变化不大，没有多少可以研究的地方。其实，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的变化的确不小。但是，从小篆到今天使用的楷书，其间的变化也不小，只是人们对它们的研究不够罢了。比方“打”字音dǎ，这是后起的，它有多种意义，宋朝欧阳修已经不知道它的究竟。⁽⁵⁾又如“尖”、“怕”这些今天的常用字，它们的来龙去脉并不都很清楚。对这些，字典编纂工作都不应该含糊，要给以明确的回答。

就字典本身来说，不论哪一个字，也不论哪个时代的字，它的形音义都同等重要，没有高下轻重之分。古已有之的字固然重要，近现代才出现的字也同样重要。

字典的编写和写单篇的学术论文不同。学术论文的目的是确定一般原则，概括理论，总结规律，它对所举的例子可以有所选择；而字典的编纂，特别是大型字典，它收字众多，对所收的字都要有个交代，不能够回避，它的要求是高的。

就我国语言文字研究的现状来说，古代的资料积累多一些，近现代的资料相对来说就少一些，研究工作发展不平衡，还有空白点。今天要编纂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大型字典，必须开展语言文字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填补空白。从这点说，字典的编纂就不限于纂集派的工作了。

研究字典编纂理论的学科称为字典学。

字典学是辞书学的一部分。它建立在字典编写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同时又用于指导字典编纂的实践，从新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来丰富自己。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课题。

我国字典编纂有悠久的历史。从现存东汉时期的《说文解字》算起，到今天将近两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国出现了不少字典。字典的编纂者们在借鉴前代经验的同时，总有自己的创新。遗憾的是，前代的字典编纂者虽然编纂了许多有价值的字典，但是很少有人去总结经验，发现规律，建立理论。《说文解字》有一篇“叙”，使人们能够对这部字典的编纂情况有所了解，而其余不少字典都没有这种叙。就是《说文解字》的这篇叙也没有能够把编纂的各种细节完全记录下来，它的编纂条例还要靠后人去进一步发掘。其他字典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总结前代字典编纂的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无疑是字典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字典，有不同的类型。从汉字变迁的历史说，有甲骨文字典、金文字典、小篆字典、隶书字典等等；从编排的方式看，有按部首编排的、按音序编排的、按笔画编排的等等；从容量大小看，有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可以有常用字字典，也可以有难字字典；可以有为专家用的字典，还可以有为一般人使用的字典。不同类型字典的不同编纂要求，它们的优劣得失，所有这些都是字典学应该讨论的。

字典要解决汉字各方面的问题。它和语言文字的各个学科都有联系。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现代的语音学、语法学、词汇语义学，甚至修辞学等，对字典学的建立都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学科主要是从一般科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文字，它们的兴趣在理论方面。字典学要借重这些理论，又要从编纂实践中发现这些理论不一定能够包容的现象，并且给以进一步的解释和阐明。字典编纂可以说是一种工艺，它不是单纯的应用。它要强调实用性，同时还要不断总结新鲜的实践经验来充实自己。字典学也将因此而不断增补新的内容。

此外，字典编写队伍的组织、训练和培养，资料的建设，编写大纲和编写细则的制订，工作规划的安排，甚至字典的编辑、出版和修订等等，它们未必是每个字典编纂工作者所关心的，但是这里面却有许多学问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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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文解字》十五篇上，中华书局影印陈昌治本，1962年。以下引用此书皆不再注出版本。

(2) 谢尔巴《词典编纂学一般理论初探》，见石肆壬选编《词典学论文选译》第8页至5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3) 参看任远《略论现代字典与词典的区别》，《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4) 王力《新训诂学》，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5)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欧阳文忠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