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语言学会

“布拉格学派”（l'Ecole de Prague）这一称号的正式使用，始于1932年夏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一届国际语音科学会议。不过，在这之前，“布拉格语言学会”（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简称CLP）早已成立，并积极开展活动。布拉格语言学会是仿照莫斯科语言学会的样子建立起来的。莫斯科语言学会创始人雅可布逊（R.Jakobson）刚到达布拉格时，布拉格查理士（Charles）大学教授马德休斯（V.Mathesius）就向他打听莫斯科语言学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并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一个这样的组织，不过现在还为时过早，我们得等进一步的发展”^[1]。1925年3月，马德休斯及他的一位热心的合作者特伦卡（B.Trnka），邀请雅可布逊和另一位俄国学者卡尔采夫斯基（S.Karcevskij）参加一个讨论会，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关于莫斯科语言学会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这实际上是一次酝酿成立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活动。1926年10月16日晚上，马德休斯邀请一批同行在他的办公室里听德国语言学家贝克尔（H.Becker）的报告。这位学者的报告题为“欧洲的语言精神”，他认为在有亲密关系的文化范围内运用的诸语言之间可以证实句法的划一性。这一大胆而新颖的看法，对青年语法学派除了亲缘因素不考虑别的解释的可能性的原则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报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与会者感到许多问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因而决定此后每月聚会一次。聚会最初是在大学里进行的，后来为了强调独立性，改在一些咖啡馆里举行，次数和参加的人数则不断在增加着。这实际上就成了布拉格语言学会的开端。

马德休斯被公认为布拉格语言学会的创建者。作为捷克英语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一名先驱学者，他对语言学事业充满着热情，全神贯注地关注着世界各国语言科学研究的发展。他又是一位“天才的组织者”（雅可布逊语），能通过组织各种报告和讨论，使学会活跃起来，并激励学会成员积极开展研究工作。该学会的第一批成员主要有雅可布逊、哈弗拉内克（B.Havranek）、特伦卡、里普卡（J.Rybka）、瓦海克（J.Vachek）、穆卡洛夫斯基（J.Mukar ovský）等人。后来加入学会的有斯卡利奇卡（V.Skalic ka）、戈拉列克（K.Horalek）、诺瓦克（L.Novak）、科日内克（L.M.Korinek）等人。以上成员，除了雅可布逊外，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语言学家。经常参加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活动的，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如荷兰的格罗特（A.W.de Groot）、波兰的多罗舍夫斯基（W.Doroszewski）、南斯拉夫的彼利奇（A.Belic ）、法国的特思尼埃尔（L.Tesnière）、奥地利的比勒（K.Bühler），以及侨居国外的另外两位俄国语言学家：特鲁别茨柯伊（N.S.Trubetzkoy）和卡尔采夫斯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三位俄国学者，即雅可布逊、特鲁别茨柯伊和卡尔采夫斯基是学会各项活动的最积极的参加者，后来成了学会的中坚力量。雅可布逊从在莫斯科的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读书的时候起，就开始从事语言研究工作，1914年进莫斯科大学专攻斯拉夫语文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1915年，他参与创建莫斯科语言学会，汇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共同进行语言学、诗歌和民俗的研究。1920年到捷克后，在布尔诺（Brno）大学任教。特鲁别茨柯伊比雅可布逊年长六岁。他十三岁就开始参加莫斯科人种学协会的活动，十五岁时就发表民俗学文章。1908年入莫斯科大学。起初学的是哲学、心理学，但从第三学期起，转入语言文学专业学习语言学，因为他觉得，“在人文科学中只有语言学这一学科具有确实的科学的方法”，其他学科，如人种学、宗教史、文明史等等则似乎还未脱离“炼金术”水平^[2]。在特鲁别茨柯伊的科学生涯中，有一件事对他来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他在1915年莫斯科方言学委员会年会上所作的一次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他对当年沙赫马托夫（А.А.Шахматов）出版的一部著作提出了详尽的批评。他认为这一著作中关于共同斯拉夫语和共同俄语的重建问题的观点，充分暴露了以福尔图纳托夫（Φ.Φ.Φортунатов）为代表的莫斯科语言学派的重建方法的所有缺陷。特鲁别茨柯伊说，由于当时莫斯科的语言学家是毫无例外地遵循福尔图纳托夫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的，因此他的报告“仿佛是一颗炸弹”。他并且深信，这一报告“对后来莫斯科语言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3]。1919年，特鲁别茨柯伊离开了俄国，先是在索菲亚工作，自1922年起定居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任教。至于卡尔采夫斯基，他自1905年起就在日内瓦，听过索绪尔的课，自认为是索绪尔的学生。1917—1919年，他曾回莫斯科两年。在这期间，他先后在莫斯科科学院和一些大学介绍索绪尔的语言学说，由此使莫斯科的一些语言学家，特别是雅可布逊、特鲁别茨柯伊等一批青年语言学家很早就受到索绪尔思想的影响，并从而使一些大学盛行起一种对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迷恋。十分明显，这三位俄国学者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即无视传统的权威，具有革新的愿望。他们虽然分别侨居在三个不同的国家，但在布拉格语言学会里又聚集在一起了。在学会里，他们是新思想的鼓动者，也是新学科的建设者，对布拉格学派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布拉格语言学会自成立之日起，就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像莫斯科语言学会一样，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成员除了对一般语言理论问题（尤其是音位学问题）十分关注外，对文学语言问题（特别是诗歌语言）也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经常就这些问题举行报告会和讨论会。学会提倡自由讨论，鼓励对各种新思想展开争论，因此气氛十分活跃而融洽，这对推动各项研究活动和新思想的发展自然是十分有利的。

布拉格语言学会很快变成了一个语言研究的中心，它在国际学术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日益显示出来。第一届国际语言学家会议决定于1928年在荷兰的海牙举行，组织委员会提出了一些问题，征求答案。雅可布逊于1927年10月起草了一份建议书，题为“什么是最适宜于阐述任何一种语言的音位学的完备而实用的方法？”（“Quelles sont les méthodes les mieux appropriéesàun exposécomplet et pratique de la phonologie d'une langue quelconque？”）这份由雅可布逊、特鲁别茨柯伊和卡尔采夫斯基共同署名的建议，第一次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表述了他们对音位学的认识，引起了各国语言学家的重视，从而使音位学研究成了这次大会的主要课题之一，对推动这一新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929年在布拉格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斯拉夫语文学家大会，布拉格语言学会在会上提出了一个“论纲”（Thèses，通常称为布拉格论纲）。这一主要由雅可布逊和马德休斯起草的纲领，系统阐明了布拉格学派的语言理论和方法论观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30年，布拉格语言学会又在布拉格主持召开了国际音位学会议，有九个国家的近二十位语言学家参加，除了捷克、苏联语言学家外，还有挪威的索墨菲尔特（A.Sommerfelt）、奥地利的比勒和波兰的多罗舍夫斯基等人。会后决定成立国际音位学协会，特鲁别茨柯伊被选为主席。国际音位学会议的举行和音位学协会的成立，为不同国家音位学家的交流和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力地推动了音位学理论的发展。自1930年的国际音位学会议开始，布拉格语言学会的国际声誉日益提高。在1932年的海牙语音科学会议上，人们正式提出了“布拉格学派”这一称呼。^[4]后来，他们也常被人称为布拉格音位学派、布拉格功能学派或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他们自己则认为，“布拉格功能结构学派”^[5]这一名称也许更能反映他们的特点。因为他们既提出了结构问题，又主张功能说，这两方面反映了布拉格学派对语言学作出的新贡献。

布拉格语言学会的主要研究成果汇集于《布拉格语言学会会刊》（Travaux de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简称TCLP）。该会刊自1929年开始出版，共出了八期。学会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即特鲁别茨柯伊的《音位学原理》，最早就是发表于该刊第七期上的。自1935年起，学会还出版了一种捷克文的机关刊物，名为《词与文》（Slovo a Slovesnot，简称SaS）。

1938年特鲁别茨柯伊病逝。1939年二次大战开始，雅可布逊因为是犹太人，被迫离开捷克，避难于丹麦、瑞典等地，最后于1941年6月到达美国。因此，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活动实际于大战爆发时就结束了。学会存在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它产生的影响却十分深远。这当然首先是由于它提出的语言学新思想——音位学理论标志着语言学思想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对欧洲及其他地方的语言研究产生着强大而持久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由于该学会的组织和活动方式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词与文》第一期上，马德休斯把布拉格学派描述为一个“工作共存体”。布拉格语言学会成立十周年的前夕，特鲁别茨柯伊在给马德休斯的一封信中谈到“学会的精神”时，则说这一精神来自“由同样的方法论目标结合在一起，并受同样的指导思想推动的研究者的集体工作”^[6]。事实确实是这样，布拉格语言学会是一个志同道合者的工作集体，在学术上没有思想的禁锢，却有共同的探索和追求，因此充满着活力。这种特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十分清楚，那就是布拉格语言学会实际上是由不同国家的学者所构成的一个学术活动的中心。它的成员包括欧洲好些国家的学者；学会也经常邀请外国学者报告、座谈，例如在1928年学会所举办的十三个报告会中，就有八次是外国学者的报告。布拉格地处欧洲的中心，从地理位置上说，很便于德国、波兰、奥地利、苏联等国学者在一起交流。此外，1930年前后，也正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稳定和繁荣时期，当时的布拉格成了东西方学者聚会和交流的中心之一，这种气氛当然也十分有利于布拉格语言学会贯彻自己的原则。正由于布拉格语言学会具有的这些特点及其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因此尽管它已消失了近半个世纪，近年来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