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学派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

法国著名语言学家马丁内在为《音位学原理》法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特鲁别茨柯伊的这部专著恰好出版于功能结构语言学实现决定性转折的关键时刻：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音位学一直被视为布拉格学派的独特的研究内容，20世纪30年代末，正是它开始走向世界的时候。他认为，正是这一情况，“使得特鲁别茨柯伊的这本著作成了语言学史上一个决定性时期的完美的结果，由此并使它获得了永久的价值。它成了所有力求……更深刻地理解语言事实的性质的人的必备的参考书”^[26]。瑞典语言学家马尔姆伯格（B.Malmberg）也说，“特鲁别茨柯伊的《原理》标志着语言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27]。可见，布拉格学派对语言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在音位理论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正是特鲁别茨柯伊的《原理》所总结的音位理论，构成了欧美语言学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阶段的主要特征。

特鲁别茨柯伊曾经说过，音位学研究不仅是为了建立一种理论，而且其自身也是一种科学运动，它属于当时总的科学运动的一部分。在《现代音位学》一文的最后部分他曾指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特征是：一切科学部门的发展趋势都是以结构主义代替原子主义和以普遍主义代替个体主义（当然，是就这些名词的哲学意义而言）。这种趋势可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中看到。因此，现代音位学不是孤立的，它属于更为广泛的科学运动的一部分。”^[28]特鲁别茨柯伊这儿所说的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是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产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即原先的实证主义被可称之为结构主义的新原则所取代的过程。^[29]古典物理学总是从“质点”运动的研究出发去发现运动的一般规律，然而由于电磁场定律的发现所产生的“场物理学”却趋向于相反的观点，因为电磁场显然不可能被分割成单独的各个点。生物学则从20世纪初流行起新的整体论，强调“整体先于部分”。心理学中，现代格式塔心理学也摒除了那种把心理现象总是还原为最初的元素的旧方法，并开辟了一条新型的结构主义心理学道路。语言学的发展确实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那就是从索绪尔开始的语言学结构主义运动（即通常所说的“索绪尔革命”），布拉格学派的音位学研究正是这个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索绪尔的语言理论是在时代总趋势的影响之下，通过对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和方法的批判而建立起来的，他所提出的语言系统观以及共时结构分析方法等等，正是对青年语法学派的原子主义语言观及研究方法的否定。不过，索绪尔的目标首先是在于构筑理论框架，他为语言学的新方向提出了任务，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他并未来得及将其理论应用于某一具体语言现象的研究。而布拉格学派的音位学研究，正是索绪尔理论付诸应用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良好开端。跟索绪尔一样，布拉格学派的理论也是跟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相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像青年语法学派那样采取单一的历史方法和把个别的语言现象孤立起来进行研究的原子主义态度，认为这样将妨碍对语言系统性和语言功能的认识。依据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的理论，布拉格音位学家确定了音位学与语音学的区别：语音学研究言语的声音，音位学研究语言的声音。他们认为，为了了解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应该着重研究语言的声音，即有意义的声音，而不能像青年语法学家那样，局限于根据物理学和生理学去描述言语一声音。基于这一基本的认识，他们研究了音位概念、音位内容、音位对立、音位分类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系统的音位理论。由此可见，在语音现象这一具体领域里，布拉格学派使结构主义原则得到了贯彻，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布拉格学派是索绪尔思想的受益者和继承者。

布拉格学派在音位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欧美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曾说：如果没有特鲁别茨柯伊的音位学，就不可能有今日美国的音位学，犹如没有欧几里德几何，就不会有今日的现代几何一样。^[30]事实确实如此。特鲁别茨柯伊的《音位学原理》被很多学者视为20世纪语言学的“经典著作”，音位学的百科全书，其中许多基本观点和概念已为各国学者接受。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音位理论并不只是在语音研究方面有重要价值，它具有更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早在1932年，特鲁别茨柯伊就指出，在结构主义的科学运动中，现代音位学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因此首先获得了发展，“现在所期望的是，语言学的其他部分（形态学、句法学、词汇学、语义学等等）在这方面能很快赶上音位学”^[31]。因此，布拉格学派的一些成员，就曾努力把在音位研究中取得明显效果的结构主义原则和方法，运用于语法和诗歌语言等方面的研究中去。后来美国的一些学者，也力图把布拉格学派在音位研究中确立起来的一套概念（如区别性特征、标记、深层形式等等）运用到语法和语义的分析中去。而且，音位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不仅对语言学各学科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还被移植到了别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去。在这方面，结构人类学的产生最能说明问题。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受音位学家的启发，尝试像音位分析一样去分析表面看来显得杂乱无章的各种社会现象。他认为人类的各种文化现象，例如亲属关系、婚姻制度、庆典仪式乃至烹饪法等等，其各组成部分并非彼此无联系的实体，它们也有各自的结构，构成类似音位系统那样的相关系统，因此也应该而且完全有可能用音位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列维-斯特劳斯不仅认为亲属关系系统可像音位系统一样地进行分析，而且还说，“如语言一样……一个社会的烹饪法经过分析，可以分为各组成要素，这里我们把这些要素称为‘味素’（gustemes），我们还可以根据对立的和相关的某些结构把这些要素组织起来”^[32]。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列维-斯特劳斯采用能指、所指、区别、对立、相关性、音素、音位等一系列结构主义的术语和概念，以及共时的结构分析方法，深入探索了“原始人”、“野蛮人”的各种制度和思维活动，建立了结构人类学。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音位学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起着跟核物理学对整个精确科学所起的同样的革新的作用。”^[33]由此可见布拉格学派音位理论的影响的深远程度。

总之，尽管布拉格学派的经典时期实际上并不长（仅十年左右），但它在语言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是不可忽视的。布拉格的语言学家开拓了音位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使语言研究进一步走上了科学的轨道。他们的音位理论全面而深刻地体现了结构主义思想，这也就使他们得出的一些原则具有了某种普遍的意义。这正是这一学派的理论和实践近年来越益受到许多语言学家的重视的原因。

【注释】

[1]见R.Jakobson《二十世纪欧美语言学：趋向和沿革》，《国外语言学》，1985年第3期，第1页。

[2]引自特鲁别茨柯伊“自传”，见Principes de phonologie，Editions Klincksieck，1970，P.ⅩⅦ。

[3]特鲁别茨柯伊“自传”，见Principes de phonologie，P.ⅩⅨ。

[4]参阅J.Fontaine，Le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Maison Mame，1974。

[5]参阅B 斯卡利奇卡《哥本哈根的结构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王士燮译，《语言学资料》，总第11/12期。

[6]见“Notes autobiographiques de N.S.Troubetzkoy”，Principes de phonologie，P.ⅩⅩⅦ。

[7]布拉格语言学会有经典时期和非经典时期之分，一般把1929年至1939年（自学会成立至捷克被德国法西斯占领）视为其经典时期。本章所述仅限于这一时期。参见钱军《结构功能语言学——布拉格学派》，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5页。

[8]“Thèses”，见Change杂志第3期，P.23。本节下文凡引此文，仅注页码。

[9]转引自斯卡利奇卡《哥本哈根的结构主义和布拉格学派》，《语言学资料》总第11/ 12期。

[10]这段译文转引自岑麒祥《雅各布逊和他对语言学研究的贡献》，《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2期，第58页。

[11]参阅特鲁别茨柯伊《有关印欧语问题的一些看法》，雷明译，《国外语言学》，1982年第4期。

[12]参阅J.Fontaine，Le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P.50。

[13]马德休斯《我们的语言学走向何方》，转引自康德拉绍夫《语言学说史》第145—146页。

[14]转引自J M 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1页。

[15]见Troubetzkoy，Principes de phonologie，P.ⅩⅩⅣ。

[16]参阅雅可布逊《历史音位学原理》，见特鲁别茨柯伊《音位学原理》（法文版）附录一，第334页。

[17]见Elmar Holanstein，Jakobson，Editions Seghers，Paris，1974，P.42。

[18]参阅G.Mounin，La linguistique du XXe siècle，1975，PP.106—107，PP.162—163。

[19]转引自康德拉绍夫《语言学说史》，第152页。

[20]《音位学原理》（Grundzuge der phonologie），1938年发表于《布拉格语言学会会刊》，法译本1949年出版，俄译本1960年出版。我们的评述以冈底诺（J.Cantineau）译的法文版（Principes de phonologie，1970年重印本）为依据。

[21]转引自G.C.Lepschy，La linguistique structurale，P.64。

[22]同上书，PP.64—65。

[23]见D.Jones《“音位”的历史和涵义》，游汝杰译，《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2期，第29页。

[24]参见D.Jones《“音位”的历史和涵义》，游汝杰译，《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2期，第30页。

[25]参见布拉格语言学会为出版《音位学原理》所写的前言，见Principes de phonologie，P.Ⅰ。

[26]见Troubetzkoy，Principes de phonologie，P.Ⅸ。

[27]B.Malmberg，Les Nouvelles tendances de la linguistiqu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72，P.134.

[28]Troubetzkoy，“La phonologie actuelle”，in Journal de psychologie，1933，P.246.

[29]参阅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55—156页。

[30]见Ch.Hockett文，Language，21：3（1951），P.342。

[31]Troubetzkoy，“La phonologie actuelle”，in Journal de psychologie，1933，P.246.

[32]见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转引自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6页。

[33]见Word第二期上列维-斯特劳斯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