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传统的传承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有着非常优秀的人文精神传统。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也如所有事物一样，它从历史和传统中走来，在今天驻足、充实，又继续走向明天。传统是今天我们重新建构语言传播人文精神最可珍视的精神财富，必须认真疏理、继承。粗略说来，我们对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传统可做如下归纳：

一、革命时期①

公元1940年12月30日，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纪元元年。这一天从陕北高原的革命圣地延安，发出一个明朗宏亮、振奋人心的声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从此人民广播就开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呐喊、呼号。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广播形成了以“延安精神”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延安精神”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②气其具体内容为：

①本文对此问题的论述参考了姚喜双著：《播音学概论》第十一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②齐越著：《献给祖国的声音》，第9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在革命战争年代，个人的命运完全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播音员们把播音工作看作是整个人民解放事业的光荣的组成部分，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同党的播音事业、党的革命事业自觉地融为一体，把播音工作看作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工作。齐越教授的一番话对此做了最为准确、动情的概括：“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播音员，我是中国人民的播音员、中国共产党的播音员，我以此为自豪。”“我传的是中国人民战胜艰难险阻、走向胜利的声音；我传的是人民和党政治上一致的声音；我传的是中国共产党堂堂正正的真理之声……我感到无比自豪！①这就是在那个峥嵘岁月中发出的、令人振奋的、激昂的时代之音，这就是革命战争年代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精华。这个光荣传统对我们今天的广播电视事业和语言传播多么重要！

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当时所播出的稿件中，有许多是中共中央非常重要的文件、宣言、声明、政策，即使是一般稿件，其理论性及政策性也很强。播音员们为了能够把党中央的精神准确、透彻地传达给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必需先学透。所以尽管条件艰苦，他们还是自觉挤时间学习。

深入生活、深入革命斗争实践，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播音员们在保证正常播音的前提下，积极投身到大生产运动中去，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他们既是一支宣传队，又是一支生产队、战斗队。在与干部战士及人民群众的共同生活、生产、战斗实践中，播音员们与受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我的心和人民的心息息相通，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时，我的播音才有生命力。”②

艰苦奋斗。在革命战争年代，播音的物质条件极其简陋，播音工作非常艰苦，“放话筒的桌子一条腿是断的，那条断桌腿由土坏垫着，连门也没有，只用一块羊皮做门帘……”③而头顶的上空还不时有敌机轰炸。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当时的播音员们把党的声音、人民的声音、真理的声音、胜利的声音，准确、鲜明地传递给全国人民，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唤起人们的热情，凝聚了人们的力量。

①齐越著：《献给祖国的声音》，第18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②齐越著：《献给祖国的声音》，第18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③播音员钱家楣语，转引自姚喜双著：《播音学概论》，第190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在艰苦的年代里，播音员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党的声音、胜利的捷报准确地传播出去，每次播音前都认真准备，不漏掉一个有疑问之处；在播音过程中都有人专门做记录，好的、差的都认真记下来，以备改进；播出后，及时总结，几乎每个人都做《十天播音工作个人总结》，发现问题后，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全力解决。齐越教授在他当年的《十天播音工作个人总结》中说：“一个播音员应时时刻刻小心谨慎，认真负责，不容许有丝毫错误发生，即使是一字之错，也是全党和人民的损失，影响我党的威信，对不起人民的。”①

团结协作精神。播音员和采编人员、技术人员，互相促进，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团结如一，形成合力，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在生活上互相照顾；在业务上，在播音过程中，技术及编辑人员都在帮播音员把关、挑毛病；在工作条件上，尽管当时条件艰苦，但领导、同志还是为正常播出创造一切可能的、最好的条件。

二、建设时期

在建设时期，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既有对新生活的自豪和欢欣鼓舞，又有建设的热情和冲天干劲，具体有以下表现：

建设美好新生活的热情。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自己当家作主了，人们豪情万丈，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人人都争着为建设美好生活而努力工作。这时候的语言传播也完全反映了人们的这种热情，昂扬向上，满怀豪情，充满自信，洋溢着自豪，富于感召力，一呼而万应。

①齐越著：《献给祖国的声音》，第2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坚定的党性。播音员们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国家，在战斗与生产的实践中，他们都自觉地养成了坚定的党性，能够自觉坚持党性原则。在语言传播实践中，急党所急，想党所想，身体力行，心口如一，言行一致。

鼓舞斗志，关心群众，加强人们战胜困难的决心。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前苏联背信弃义等原因，人们建设新中国、建设美好生活的步伐遇到了巨大的阻碍。这时候的语言传播发扬了延安时期的光荣传统，播出志愿军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播出生产建设中的好消息，鼓舞和激励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建设新中国。语言传播为人们战胜天灾人祸、渡过难关提供了精神动力。

三、“十年动乱”时期①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播音事业与其它事业一样，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遭到了严重的扭曲。

政治异化。“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泛滥，它是一种“权力异化”，是民族的人文精神在特殊历史阶段的异化。在语言传播中表现为以政治代替一切。播音员被异化为政治口号的传声筒，出身不好的，与语言传播绝缘。延安时期、陕北时期以及建国后许多好的传统都被丢弃。

激情异化。播音时，“激情就是一切”（江青语），“不喊不革命”，调越高，声越大，就越“革命”。“用无以复加的调门和音量来表达‘最最’和‘亿亿’的级别、‘横扫’和‘一切’的气势”①。用声调与音量来衡量播音员的“政治态度是否鲜明”，对党、对伟大领袖是否“忠诚”，人文精神的异化到了可笑、可悲、可怜、可怕的程度。

①本书对此问题的论述参考了张颂著：《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第四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大气磅礴的气势。客观地说，“文革”期间的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并非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为播好“大批判文章”而形成的磅礴气势，应成为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传统中的有益成分。

异化，是“文革”时期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主要特征，但是在那被压抑的地壳下面有反人文精神异化的岩桨地火在奔涌，而这恰恰应该是这一时代人文精神的主流，是社会良知的存留，也是“文革”过后人文精神重构的力量源泉。许多头脑清醒的播音员在播送表现上述内容的稿件时，恰当地运用语言功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削弱极左思潮对时代、对民族人文精神的破坏。而这种勇于坚持真理、善于坚持真理的求真精神也正是语言传播的时代的人文精神的主流！

四、改革开放以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广播进入到恢复和发展时期，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也开始恢复并有所发展，主要体现在：

真挚亲切，畅达自如。人民群众对“文革”期间大话的肉麻、空话的欺人、“喊话”的噪音，早已厌烦。语言传播在“文革”之后的一个问题就是适应广大受众的要求而“降调”，但是“调”降，情不能降。就是要在个人的自如声区，做到理解透彻、感受细腻、感情真挚，经过反复探索形成了感情真挚与声音畅达自如相结合的特点。

①张颂著：《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第71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多姿多彩，百花齐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在逐步提高，精神生活与文化生活日趋多样化，这就对语言传播的特点和风格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而语言传播也在努力适应受众的欣赏要求，在语言传播领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语言传播特色。

豪放进取、热情自信。时代在飞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蒸蒸日上，人们对于自己未来的生活前景充满信心，热情地追求幸福生活，心胸开阔，心境豁达，心情舒畅。语言传播，潇洒豪迈。

以上疏理，并不全面，只求能勾勒线索，力求能撷取精华，献于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