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传播人文精神思维主体自觉的建构

二、语言传播人文精神思维主体自觉的建构

在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的“感性”—“知性”—“理性”—“悟性”发展链条中，知性和理性无疑也是关键性环节。在这里，我们将这二者合称为“思维”。如果说语感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生成的肉体基础，知性和理性则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性建构的灵魂，二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区分知性和理性的是康德，他把人的认识能力区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方面。在我国的认识论传统中，感性和理性已经熟知，但对知性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人们在谈认识的时候，也只是说人的认识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而绕开了知性。知性是对感性直观的对象进行思维的能力，是产生概念并对概念下判断的能力。知性重怀疑、重实证、重分析还原、重公理和逻辑，其目的就是取得对某一事物、领域的确定性的认识。这恰好是以“新闻性”为其根本属性的语言传播所最需要的。“新闻性”所要求的真实、准确都要靠主体最大限度地发挥知性而取得。语言传播要双脚踏实地站在现实生活的土地上，投入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践当中去，以真诚的态度、求真的信念、实事求是的知性精神，把人们生产生活各领域的真实成绩、真实风貌、实践中的真理、平凡人的真情等，真实无误地传达给急切想了解这些情况的人们。这是语言传播的立身之本。对于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建构来说，求真是“善、美、准、新、雅、精”的基础，在语言传播中，那理、事、情只有首先是“真的”，才会真正对关心它的人们有用，才可能是“善的”；只有感情真挚，才能创造和谐以生美。在语言传播中，知性还是主体理解稿件和明确创作目的的基础。主体只有充分发挥知性的求真、重逻辑、重实证、重还原的能动性，才可能理清脉络、分清层次、确定主题、抓住目的。我们说，在有声语言创作中“理解是基础”，而知性则是“基础的基础”。

语言传播主体知性不足，就有可能在人生观、审美观、语言观上无个性、不分是非、无抱负、无理想、随波逐流、流俗媚俗、和光同尘。有些无追求、无理想、粗俗滥俗、粗制滥造的节目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主体知性的阙失实为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失落的认识根源之一。

而理性与知性既相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知性的方法，是求得关于个别、特殊事物确切可靠认识的方法，运用的是形式逻辑；理性的方法，则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之规律的方法，运用的是辩证逻辑。因此，主体运用理性就是要从普遍联系、辩证关系、本质规律的角度和层面去认识理、事、情，然后再将之付诸语言传播的实践。知性往往容易拘于一隅，窥一斑而不见全豹，而理性则能帮助创作主体分清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表层和里层，最后为受众奉上最接近相对真理的事物本真的认识。对于受众来说，越是接近本质真实的，就越有可能接近善。

创作主体只有充分发挥理性的整合辨析能力，对语言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理解与感受、声音与情感、内省与外放、技巧与表达、个人风格与节目风格、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这些矛盾，以及每一对矛盾内部更细小的矛盾进行整体把握，多重整合，不断推进由个别到一般、由一般到个别的反复协调、时时校正，最后才可能达到“整体和谐”的语言传播审美境界。^[24]

创作主体只有更好地发挥理性在事物的普遍联系、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统一体中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准确把握整个时代发展、跃动的脉搏，才有可能使有声语言真正充满崭新的时代精神。

主体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性，深入辨析形形色色的节目形式和风格样态，分清哪些是流俗的、媚俗的，哪些虽然一时受到冷落，但那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高雅或俗雅，从而坚定不移地追求、坚持。

主体只有发挥理性的能动作用，把握事物与时代的内在规律，挖掘形式的运动规律，才能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有声语言艺术精品。

语言传播主体理性不足，就有可能在新闻观、真理观、观、价值观上木偶探海，满足于管窥蠡测、一知半解，甚至会以讹传讹，以至于谬种流传，毒害世人，遗害后人。而个别节目中的胡言乱语、打情骂俏、勾肩搭背则是创作主体理性约束不力的结果。主体理性的失控、“退场”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阙失的深层认识根源。

语言传播中的人文精神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结果。古希腊人重理性，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西方的近现代。对于理性的崇尚使西方的科学得以昌明，生产力在近三百年间取得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但西方理性发展到极端之后就是工具理性的泛滥，是技术对人的奴役。所以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存在主义者以及尼采、叔本华等人又大力倡导非理性，努力把人从工具理性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但是非理性后来也走向了极端，以至于完全抛弃人类的理性，崇尚人类非理性的随机性、任意性。所以我们今天在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建构中谈到的理性与非理性，是吸收其二者长处的理性与非理性。

在语言传播的实践中，二者对创作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的不断完善与提高所发挥的作用也是相辅相成、不可彼此替代的。比如，语言传播的一大特点就是其传播活动的情感性，传播结果的可感性、可近性、可亲性，而作为其基础的感性与感情，就属于非理性的范畴。当然，在有声语言的创作实践中，二者的关系要更为复杂一些。创作主体对于感受、感动、感情的积累、涵养、深化是在理性的调控下进行的；而那感受与感情的发出也是在理性的召唤下，经过理性精心挑选的而非率性随意的，那些有利于实现传播目的的部分得以存留，而不利于实现传播目的的部分则被剔除；感性、感情等非理性因素也要接受理性的引导，要通向理性，否则就会感情泛滥、失去控制。另一方面，语言传播中的理性是以可感方式存在的，在这种意义上，语言传播中的理性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是以非理性的方式存在和呈现的。

与理性处在同一个逻辑起点上的概念是反理性，理性与反理性的关系是完全对立的。反理性的理念是西方在理性尤其是科技理性和政治理性对人的极度压抑的背景下提出的。人在科技理性的支配下单一地发展了科技所需要的那一部分能力，而成为“单向度”的人，而作为对科技理性和政治理性对主体压迫的反拔与反抗，西方学者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学者提出了“反理性”，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连理性的合理成分的命也一起革掉了，把孩子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建构要完全摒弃反理性的干扰。在语言传播中，纯粹的反理性是很少见的，但在个别节目中却会或多或少地渗透一些反理性的因素，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千万不能让反理性在语言传播中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