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主体性建构

第二节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主体性建构

在分析了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缺失的现象和原因之后,我们认为,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缺失的哲学本质是语言传播者作为创作主体和传播主体,其主体性的膨胀、缺失与主体的自我放逐、自我矮化。语言传播主体性的膨胀表现为:自我感觉良好,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劝告,只顾一味宣泄自我感受而全然不顾受众的需求,把广播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体当做自我表演的舞台。语言传播主体性的萎缩表现为:不讲求声音质量,不过问意思清晰,无感受、无感情、更无神采、不死不活地“说”。语言传播主体性的自我放逐表现为:放纵物欲,鼓吹感觉刺激,无视传者责任,一心为名为利。以上所言均属极而言之的情况,但在语言传播实践中,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直接导致语言传播中人文精神的失落,正在影响着甚至毒害着广大受众,加剧了全社会范围内的人文精神失落现象。因此,语言传播中人文精神的建构必须从真正确立语言传播者作为人的主体性开始。

人文精神是人的个人意识及社会意识对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存在状态、生存水准、情感表现、价值选择、精神追求、生产活动的综合反映。因此,人文精神的起点、核心和目标都是人,即所谓“首在立人”。人文精神之“所立”,为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人对自己主体性的自觉和对主体性的不断完善过程中进行的。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由于其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位置、所负载的社会使命、所从属的传播媒体而呈现出了主流性、主导性、情感性、实践性等特征,这也就使得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建构具有在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个人主体与社会主体、个体主体与共同主体之间共建——即主体间性的特点——既要确立创作主体的主体性,同时又要与接受主体一起共同确立蕴含着丰富人文精神的人的主体性。因此,我们将在这一节和下一节中,分别讨论语言传播创作主体人文精神的主体性重构和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在主体间的共建。

主体性是主体的本性或属性,人们对主体性的认识是从主体开始的。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主体与客体是相联系而存在的,因此,只有在主客关系中才能真正理解主体以及作为主体的人,进而明确主体性,确立主体性。其实,“主体”并不是专属于人的概念,物质世界中每一个有限的物质存在物都与其周围的存在物发生作用。在这种作用中,作用的发出者、主动者就是作用的主体,作用的接受者、被动者则是作用的客体,主客体是相对而言的,这是广义的主客体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其他人,甚至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都是互为主客体的关系。这也就为下一节我们将要重点讨论的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在主体间的共建打开了思路。

从本体论的层面上说,主体离不开客体,因为人归根到底是产生于并且最终依赖于客观物质世界的。但如果没有人存在,就没有人去意识到和理解客体的存在了,也就无所谓客体了,客体的存在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当我们进行这样的讨论的时候,这时的主客关系其实已经从存在论层面转入到了价值论层面。所以,语言传播的主体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价值问题。这也是我们讨论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性建构的最终落脚点。

人的主体性不是先天确定的,而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与语言一起,通过语言而确立并不断发展乃至趋于完善的。自然界中除人以外其他的自然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有能动和受动、主动和被动之分,但唯有人能够意识到自己对客体的作用是能动的、主动的,并能在作用实际发生之前,首先在观念中模拟这种作用及结果。这也就是人作为主体的自觉性。人类的祖先在共同劳动中,由于协作的需要而感到“有些什么非说不可”^[23]的时候,语言就产生了。语言在这里的必要性就是要表达意图,取得共识,协调动作,以便达到共同目的。这样人的主体性便初步确立。所以,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与语言的产生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劳动及语言和思维的产生,使人初步确立了在自然界的主体地位。我们在这一节将要讨论的问题是:人的主体性所体现出来的人之为人的人文精神,会随着人的语言的丰富而不断完善,同时语言传播对人的主体性的完善及人文精神的丰富也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语言传播中的创作主体就是语言传播者,他是主要以有声语言为手段进行传播的主体。语言传播中创作主体的主体性是指创作主体在与客体——创作依据(有文字形式的稿件、提纲和没有文字形式的腹稿)的矛盾中处于主动地位,发挥主导的、能动的创造性作用,对创作依据进行改造,“形之于声”,驾驭节目进程,“及于受众”,实现创作主旨,达到传播目的。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主体性建构表现为,语言传播主体要不断检视自己的人生状态,自觉继承、传播人文精神的精华,充实与时代发展同步的、先进的、主流的人文精神,并最终使之“浸透”自己的有声语言(当然还有副语言),使有声语言充满人文精神的魅力、人文关怀的张力、可见可听的感染力、由己达人的亲和力,在“信息共享”、“认知共识”、“愉悦共鸣”中,共同感受到真的震撼力、善的牵引力、美的感染力、准的适切力、新的跃动力、雅的提升力、精的关怀力。这其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语言传播主体如何使有声语言尽可能地去体现传统承继与时代精神精华相结合的、主流引导与大众选择相结合的、自我完善与服务大众相结合的人文精神。一句话,如何使主流、主导的人文精神“音声化”,如何以有声语言实现人文关怀!

建构人文精神、实现人文关怀,对于传播主体来说是情与理的融合、理与趣的交汇、知与行的统一、人与己的通达,是理想与行动的契合,是个人与社会的互进,是“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是剔除了封建余垢,贯注时代新意之后的)的水到渠成、身心俱悦……

但那过程对于语言传播主体来说,绝对是一个“精神的苦旅”,是“灵魂的拷问”,是“凤凰浴火后的重生”。但对众多有志者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对于一滴水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汇入江河,与其他水滴一起掀起滔天巨浪,奔向大海更为快慰的事呢？

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究竟是如何通过创作主体的主体性而实现的呢？

一、有声语言创作实践——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性生成的现实基础

“要想照亮他人,必先燃烧自己”,这“燃烧”即是实践。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最大特点之一就在于其关怀性。这关怀是付诸实际的行动,而不能仅仅是“心造的幻影”,而这行动就是有声语言的创作实践。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落实在语言传播的实践中怎么能行呢？受众也只有通过语言传播才能得到信息,分享知识,得到愉悦,受到感染,得到提升。

语言传播创作的实践是语言传播主体得以体现和完成的唯一方式。语言传播创作主体的主体性是语言传播者作为语言传播活动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创作依据的相互作用中得以展示、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人本身是社会性的存在物,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4]“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5]只有在具体的创作实践活动中,语言传播主体利用自己的感性、知性、理性、思维与情感、意志,通过有声语言这一中介,直接作用于创作依据,使创作依据发生改变,并且把自己的世界观、人生感念、生命体验贯注到创作依据中去,最终使有声语言作用于受众。在这里“环境的改变”既指创作依据的改变,又应该指受众在听到、看到节目之后所发生的改变,比如对信息的掌握增加了,对事物的态度变化了,对某个道理认同了,身心得到愉悦了,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了,等等。当然这种改变不是通过一两个节目就能完成的,而需要日积月累,潜移默化。

在有声语言的创作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这里发生了转向,成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而创作主体与创作依据的关系也由主客对立走向了主客融合。传统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人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工具,天下万物皆不能言而只有有意志的人才能言。我们认为,语言“工具论”有其合理性,但是语言这种工具又远远不同于人使用的任何其他工具,因为语言几乎就是人本身,所以,我们也应该从“文化论”的角度对语言进行重新认识,它传承着文化的积淀,它折射着文化的水准,它占据着文化的高度,它引领着文化的方向。语言尤其是语言传播的本质是先进文化的灵魂——人文精神的音声化。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后的哲学观与语言学观认为,人与世界是融合为一体的,这融合的关键在于语言。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语言使人与世界相融合沟通,语言开启了世界,建构了世界,当然也就建构了人的主体性,从而在语言传播活动中向受众呈现人文精神的魅力,闪耀人文精神的光芒。

二、由自发受动到自觉能动——语言传播主体性在矛盾中觉醒

语言传播主体的觉醒首先表现为从自发到自觉的提升。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实现是以“非说不可”的强烈创作愿望的取得为基础的。但这种冲动是生理与心理、个人与社会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自发性与自觉性相结合的结果。自发性是人的意识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人的活动受感性意识支配,或者是没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的一种精神状态和行为状态。创作主体的自发性在语言传播中就表现为,创作主体在接触到创作依据之后的最原初的触动、感念。比如采访生活在农村而又深受现代文明冲击的一位女性,她那被田野的冽风吹得黑红的面颊,因做饭被柴草熏黑的双手,那高高的院墙,堆在墙角的木柴,墙外厚厚的黄土,耕牛不紧不慢的步伐……这一切都因与传播主体生活体验的不同而对其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但这些刺激都是零散的、易碎的、随机的,是对自觉性的否定,其中也内在地蕴含着转为自觉性的可能,“‘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26]创作主体要把这些零散的、稍纵即逝的但却是真实鲜活的感触进行综合和提升,按照一定的传播目的对其进行驾控,使其在一定的轨道上运行。“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社会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27]列宁所讲的这番话对于处理语言传播中创作主体的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关系同样非常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创作主体要促使自发性向自觉性提升,这种提升是创作主体在明确传播目的之后,在明确的意识引导、指导下的行为,是其自己“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他要在感性触动的基础之上(注意:绝不是抛弃感性触动,而是扬弃感性触动)使之上升为理性的自觉,认识到事物、事件的内在本质的联系和规律。这反映在语言传播实践中就是创作主体按照传播目的的要求对以上所说的感念、感触进行归纳、提升。就拿刚才所举的例子来说,创作主体就是要在那其中进一步看到、想到:这就是展现在一条高速公路边上的景象,高速公路的那一头连着都市,连着高楼大厦、商场、书店、音乐厅、时装秀,连接着紧张而有活力、充满压力却又富于变化的现代文明,在悠悠行走的黄牛与呼啸而过的汽车之间,在被柴火熏黑的双手与纤纤玉腕之间是怎样的咫尺之隔而又天地之遥啊!而这就是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民的现实生活图景。他们背负着土地的沉重,但他们的心中是多么向往文明的轻松啊!他们需要怎样的人文关怀呢？这样,自发性就被引导到了通向传播目的的道路上,推动着创作主体调动所有的人生经历与人生感悟向传播目的快速前行。

因此,在语言传播中,创作主体发挥自觉的主体性的含义,首先,就是确证自我意识,即“意识返回到自身,是在它的对方中意识到它自身”,^[28]也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依据中去,集中精力,反复体味,开掘意义,但那是“我”在感受,“我”在认识,“我”在评价,“我”在开掘,“我”在体味,“我”在创作依据中发现了“我自己”,并且使创作依据成为“我”要说的话,发“我”之心,融“我”之血,出“我”之口。与此相反的情况,就是“我”既不去深入认识创作依据、创作要求,也不设身处地去感受其中的场景、情感,更不去以“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对创作依据进行全面整合。及至创作则表现为动口不动脑,过手不过心,无感受、无意思、无认识、无感情。那“创作”(如果这也算创作的话)的结果自然与真善美无关,去“新雅精准”远甚,连最起码的表意性都达不到,就更遑论主导性与引导性了。所以,我们认为,自我意识的确立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建构的一个底线。当然这还只是语言传播主体自觉性的开始。

其次,要形之于声。作为语言传播主体自觉性的成果是在有声语言“及于受众”的过程中实现的,否则,不论“我”在对象——创作依据中如何显赫、意思多么清晰、思想多么深刻、认识多么独到、感受多么细腻、感情多么饱满,都还只是“理想的意图”,还要把这变成“理想的力量”,还要把这变成有声语言。也只有通过有声语言,那“意识返回自身”的成果也才能得以显现。在这一过程中,对气息深浅自如的调整、吐字力度大小咸宜的控制、语感精密丰富的开掘、语气异彩纷呈的调配、节奏律动如舞的把握、韵律飞泉流淌的展现、意境生气氤氲的酝酿……都必须而且只能通过创作主体的有声语言来实施,使之成为“理想的图式”。创作主体宛若只身入林,那状态全神贯注,形神合一；那历程,蜿蜒曲折,攀爬艰辛,峰回路转,曲径通幽；那景色,美不胜收,无限风光在险峰。这都源于主体的自觉。

再次,要由己达人。形之于声了,但若只是空谷回音、大漠驼铃、高山流水响、应者无一人,那还不是自觉。语言传播主体的自觉性还要表现在“钟期既遇”上,把那“理想的意图”、“理想的图式”变成“理想的力量”。满足于自我陶醉只能算是自娱,而语言传播作为大众传播的本性,却要求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心中一定要想着那千千万万的“子期”正在翘首苦盼,其情可感,其状若现,于是创作主体心有戚戚,灵犀既点,豁然开朗,相见恨晚,惺惺相惜。

复次,要细密监控,确保效果。在实现“理想的意图”,取得“理想的力量”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些疏漏,会有蹉跎,会有梗塞。此时语言传播主体的自觉性就表现为,对音声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和问题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那“第二自我”一直处于整装待发状态——声音高了,调低一点；状态冒了,收回一点；语势平了,抑扬起伏的力度大一点；语气单了,色彩再调得丰富一点,等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跑冒滴漏尽在监控,狼奔豕突消于无形。

最后,要强化责任。语言传播不是自娱自乐、自我欣赏、自我展示的舞台,更不是向社会横征暴敛的工具,绝不是流俗、媚俗、贩俗、滥俗的名利场。语言传播者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语言传播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语言传播主体的自觉性就表现为:召我以“责任”,趋“我”以真善,唤“我”以美感,醒“我”于喉舌,融“我”于社会,远“我”于物欲,浸“我”于高雅,励“我”于经典。但这一切也还都是为了使“我”与“你”共沐真善美的甘霖,共赴“新雅精准”之圣地。

在语言传播主体性的天平上,自发性是不能与自觉性相提并论的。在实践中,我们要警惕那些人为抬高自发性,甚至推崇自发性的倾向。有人认为语言传播越远离“播音腔”、越“生活化”、越“自然”就越好,稀释、加零碎,不管大事小事都把它说成鸡毛蒜皮的琐事才好。这种现象的根源,就是对受众当中自发性的盲目崇拜和媚悦,进而放纵创作主体的自发性。放任自发性,放逐自觉性是语言传播中人文精神缺失在语言传播主体性认识上的一个重要根源。

语言传播主体的觉醒还表现为对“为我”与“我为”的清醒,是“为我”与“为人”的统一。从人的主体性实现的过程来看,“为我”是主体性实现的目的性的前提和结果,而“我为”则是主体性实现的状态和过程。从学理上讲,二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且二者互为因果,只有“为我”的前提才会有“我为”的状态,只有“我为”的过程才会有“为我”的结果。那细节是哲学家们的事,我们关心的是语言传播中的“为我”与“我为”是如何实现其人文精神主体性建构的。

语言传播主体的“为我”应该是“小我”与“大我”的统一,并且以“大我”为目的,而决非以“小我”为目的。即语言传播者的传播行为的终极目的绝不是满足个人的一己之私欲,而是为了实现最广大受众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语言传播主体作为“小我”也是这“大我”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利益的实现是建立在最广大受众的利益得以实现的基础上的。即语言传播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及党和政府的喉舌,在语言传播过程中他的喉舌只有成为人民的喉舌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如果那只是他谋一己之私利的喉舌,就不能称其为喉舌。以“小我”之须臾,融“大我”之无穷,与大化同行,畅游天地间,集古今中外人类精神之精华,献华夏九州之人民,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达到统一,身心俱悦,神契形合,生当如此,夫复它求？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缺失的原因之一在本质上就是“我”之迷失,“小我”之膨胀。语言传播主体首先是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不论在任何一种节目形式中、节目样态中(即使是在表面上离“新闻性”最远的综艺娱乐类节目也是如此),他都是以“我就在”的真实身份,以真诚的态度、真挚的语言向广大受众传达他的所见所闻,发表他的所想所感,而绝不是一位“艺员”(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说“艺员”就假,而是指当下语言传播中部分人的“演艺化”倾向。在当下的语言传播实践中,一些语言传播者为了提高收听率、收视率,以“我就贫”的姿态,扭捏作态,嗲声嗲气,自我炫耀,大肆“表演”,招欢买笑,搔首弄姿,媚态百出,令人生厌。在理论领域中也有一些“理论家”们为各种形态、或隐或显的“表演化”摇旗呐喊,大声鼓噪。“非角色化表演”、“表演自我”已经不新鲜,主持人的“是我”、“非我”又粉墨登场。语言传播中“我”的膨胀表现为,或高高在上,以“无冕之王”抑或“先贤圣哲”自居,昂首扬颏,指点迷津,感觉良好；或者超然物外,冷眼旁观,绝对“客观”,貌似公允,实为冷血。

“我为”就是要强调创作主体对传播结果和传播目的的手段性。语言传播中的“我为”即创作主体要有所作为,把握创作状态,驾驭传播过程,优化传播结果。把握创作状态的关键是,正式创作之前的精心准备最后全都要凝结为“非说不可”的强烈播讲愿望。既然“小我”是“大我”中的一分子,“我”的职责就是要以一名新闻工作者的特有敏感,把那新事物、新发明、新经验、新成就、新场面、新风貌、新风尚、新思想、新认识、新政策、新方向等,传达给急需了解、掌握、分享、分担它们的广大受众,让时代主流的宏伟叙事、英雄伟业的激情诗篇召唤那些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建设美好生活、追求美好明天的人们。个人与社会、中国与世界、历史与今天、传统与现代、权利与责任、瞬间与永恒、光荣与梦想、理想与奋斗……全都涌上心头,热烈而有序,积极而松弛,那发音器官已潜流暗涌,那气息已呼之即来,那感受已精如毫发,那思维已精骛八极,那情感已惊涛拍岸……一切都已整装待发,万事俱备,只等创作主体一声令下,东风既至,千舰齐发,万舸争流。攻城拔寨,挥洒于须臾之间；风云际会,卷舒于九天之外。及至将令已至,千军万马,卷地前行,创作主体就要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密切关注,驾驭节目进程,察觉方向偏差,马上矫正；发现有小股部队游离大部队,赶快召回；发现受阻,立即增援；胜利将至,宜将剩勇追穷寇,一鼓作气。

语言传播主体的“不为”,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缺失的根源。没有创作状态的调动和把握,没有对节目进程的因势利导、灵活驾控,就难以做到真挚真诚、善意关怀、美感创造,更谈不上“新雅精准”了。

语言传播主体的觉醒还表现为受动性与能动性的融合。主体性意味着能动性,但同时也意味着受动性,并且受动还有着某种前提性的意义。我们对受动也不能完全从被动、受作用的角度去理解。主体的受动性表现为,人既然是生命的、感性的、现实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他必须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就是指它是受动的”。^[29]这一点对于语言传播的创作活动来说,也有本体论的意义。^[30]语言传播是创作主体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身份,用自己饱含生命体验的有声语言,向受众传情达意、言志传神的大众传播行为,这一过程是充满主体人生诉求和生命感念的。那声音应该是富有感染力的,因此,“感受是关键”。^[31]在随后的论述中,我们还会讲到这种感性要上升为理性,但那也是“被感受之水浸透了的理性”,那理性也是以感性的形式呈现的。语言传播对于真善美的吁求,对于“新雅精准”理想的传播,都是以可感的、亲切的方式进行的,那效果应该是受众乐于接受,甚至欲罢不能的,而绝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高高在上”、“呆板”、“僵硬”、“无生气”地“进行政治宣传”,拒人于千里之外。因此,语言传播主体一定要敞开襟怀,调动所有的器官,全身心地投入到语言传播过程中去。不仅如此,语言传播主体在其生活中也一定要注意感受的积累、沉淀、存储,以便到需要时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因此,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受动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32]有感受才会有热情、有激情,有热情才会吸引人,有激情才会出精品。语言传播主体在这个意义上的受动性是其在创作过程中发挥能动性的前提、基础乃至动力源泉。

在语言传播中那种无感受、无感情、“零态度”的有声语言表达,连“意思的沟通”都谈不上,更进入不了“真、善、美、准、新、雅、精”的层面,毫无人文关怀可言,其根源就在于语言传播主体受动性的缺乏。

能动性是人的主体性最重要的内涵和最鲜明的表现。毛泽东说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见之于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特点。”在语言传播过程中,人文关怀的实现情况,甚至创作的顺利完成都要取决于创作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语言传播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及其对于人文关怀的作用应有以下表现:^[33]

从潜能到效能。创作依据在与语言传播主体发生作用之前,其实现的方式、表现出的风格,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创作主体由于其语言功力、生活历练、理论文化修养、审美趣味的积淀而拥有巨大的潜在能力。正是由于创作主体的创作活动改变了创作依据的存在方式,使其以一定的节目形态呈现在受众面前且对受众产生影响。把潜在的变成现实的,把纸上谈兵变成在战场上奔袭的千军万马(那战斗力倒可先不论,因这只是创作主体能动性之初现)。

从消极被动到积极主动。消极被动就是简单地念字出声,积极主动就是创作主体调动分析理解力、词语感受力、思维反应力、观察力、表现力、感染力等,深入创作依据,进入创作状态,驾驭节目进程,直奔创作目的。

从理解感受到及于受众。这一过程的实现已在“主体的自觉性”当中做过详尽论述,在这里不再重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要尽量做到状态一致、善始善终,避免左冲右突,进进出出。记住魏征的忠告:“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34]

从完成到完善。此为语言传播若想达于“准、新、雅、精”之境界,创作主体所必须发挥出的最高的能动性。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对后人有一句言简意赅的告诫:“应当努力追求把事情做好。”^[35]完成理解感受到形之于声、达于受众的过程,创作主体就完成了创作预想,基本上达到了创作目的。但是预想与目的是总体性的,它不可能穷尽全部细节,而细节是需要完善的。理解表达及主体定位的准确把握、崭新风貌的体现、离俗趋雅的品味提升、精益求精与创造经典的追求都要求创作主体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细化过程中实现,创作主体要调动自己的最大潜能,发挥最佳水准,力争在每一次创作中都有新的提高,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积小善成大德,就一定能创作出有声语言的时代精品、世代经典。

语言传播中“准、新、雅、精”的鲜见,其主体性的根源就在于尽善尽美、精益求精的能动性的不足。频道越开越多而节目源匮乏、节目制作周期短、时间紧张、准备不足等似乎都是不可抗拒的理由,但是我们相信,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良性发展,随着大量有才华年轻人的加入,随着受众欣赏品位的不断提高,那些粗制滥造、疲于应付的节目以及语言传播会越来越没有容身之所。

崭新的时代、先进的文化强烈召唤着语言传播主体发挥出最大的能动性,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有声语言时代经典。

三、由占有重复到生产创造——语言传播主体性在对象化过程中提升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主体建构需要在有声语言创作过程中完成,即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完成。我们虽然曾谈到语言传播主体对创作依据的能动作用,但那大多是从创作主体的自身视角去观察问题时所得到的结论。在此,我们将从创作过程本身的角度,来挖掘语言传播主体性的建构对人文精神重建的作用。

语言传播主体从占有性向生产性提升。占有性的主体性是指主体对物质或精神的占有。人对物的占有的需要,归根到底是对消费的需要。人要生存,总是要吃、穿、行、住,要消费,这是很正常、正当的。但对于语言传播主体来说,在有声语言创作过程中,任何占有性的主体性都应该被扼制,而不应该被宣扬、张扬。因为语言传播活动性质从根本上说是生产性的,是为受众生产文化和精神产品的。

语言传播主体占有性的主体性的显现甚至公然张扬是语言传播中物欲化、庸俗化、演艺化的深层原因。为什么要媚俗呢？为什么要“表现”呢？原因只为了迎合部分人的低级欣赏趣味,为了提高收视率、收听率。提高收听率、收视率所为何用？吸引广告。吸引广告越多当然钱越多。那根柢全在于对物的占有欲。因此,要重构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严厉抑制语言传播主体的占有性的主体性,直至彻底把它清除出语言传播领域。

在主体的占有与生产的关系上,高扬语言传播主体生产性的主体性是唯一的选择。语言传播活动是精神性生产活动。语言传播主体的生产性是指他在使其本质对象化,即融入和驾驭节目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与占有性不同,主体的生产性不是向客体索取,而是对客体付出。在语言传播过程中,创作主体通过其生产性的活动,付出智慧、情感、意志,使创作依据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以及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政策方向、舆论导向而发生改变。创作主体在这语言传播活动中生产的是“真、善、美”,奉献的是“准、新、雅、精”,其目的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最终的目的是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趋于和谐,人自身获得全面发展,人不断地获得自由和解放。

语言传播主体生产性的主体性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美德与人所实现的生产性程度成正比。社会如果关心人之美德的培养,它必然关心人之生产性的培养,并因此而为人的生产性创造条件”,“生产性取向是自由、美德及幸福的基础”。^[36]

“一个人越是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并生产性地运用这种能力以增进他的力量、信仰及幸福,他与自身异化的危险就越小；由此我们可以说,他创造了一种‘善循环’”。^[37]不断增进生产性的主体性,向受众与社会奉献精神的精品,这是语言传播主体人文精神自我完善的最好途径。生产性使他感到生命的充实、欢乐和真正的幸福,而这种欢乐和幸福又在不断强化着他的生产性的主体性。他的人文精神也就日趋主流、完善,他也就越能更加淋漓尽致地进行人文关怀。

语言传播主体的生产性的主体性能够使他自己的内在本质对象化,使个人行动与社会效果圆融无碍地融为一体。这也就使他能够感到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意义,因此,他是幸福的。弗洛姆下面的这段话对于说明语言传播生产性的主体性的发挥是再恰当不过了:“幸福象征着人找到了人类存在问题的答案:生产性地实现他的潜能,因此,他既与世界同为一体,但同时却又保持着他自身的人格完整性。在生产性地运用他的精力时,他提高了自己的能力,他‘燃烧自己,却不化为灰烬’。”^[38]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情感性。情感的丰富与真挚本身也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语言传播过程的始终,传播主体的情感一直都在运动着,如空气一般浸润着他所发出的每一句话,也浸润着他所送达的“真、善、美”、他所倡导的“准、新、雅、精”。“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与元九书》)这样,他所倡导的人文精神中那些主流的、先进的、高尚的、高雅的东西就会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对受众人文精神的提升起到潜移默化的涵化作用,如盐之入水,化于无形,但它已经随水进入你的血脉、你的肌体,最后与你融为一体。因此,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语言传播主体情感的生产性。主体情感的生产性的含义首先是语言传播主体要主动生产情感。其次是他的情感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职业化的、商业化的、快餐化的、掩藏在华丽辞藻后面的、廉价的、虚假的情感。那种“表演”出来的情感是消费性的情感,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浅表化、庸俗化的主要根源。

语言传播主体的这种生产性的情感就是爱。当然我们所倡导的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讲的爱,而是主体对于自己的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对于自己的传统、对于自己所在的社会或团体、对于自己国家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由心底升腾的爱。这爱的力量的源泉就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无私奉献的价值观。

语言传播主体人文精神在主体对象化即创作过程中的重构,还表现为语言传播主体从重复性向创造性的迈进。重复性活动是简单再生产的活动。在语言传播中,这种主体的重复性首先表现为主体的基本功的积累、涵养、强化是通过大量的、不断重复的系统训练而完成的。有声语言表达的基本功是语言功力的基础,那咬字的精度、唇舌的韧度、喷弹的力度、抑扬的幅度、快慢的速度、疏密的张度、模糊的向度、明暗的限度、虚实的化度、刚柔的强度,甚至于主体感受的细腻度、情感的真挚度,等等,细密层级的精妙变化和调控能力的获得,都必须通过主体大量的、不间断的、刻苦的、潜心的、用心的、铁杵成针的、反复的训练。当然,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强调训练者要用心重复。而不能像练习长跑那样简单重复,即使在练习最简单的单音节时也要发“暖声”,“以情带声”一直是我们进行语言基本功训练的首要原则。但是在基本功的训练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其恒久性、重复性、艰巨性、基础性。在语言传播中,主体的重复性还表现为,我们的语言传播实践和理论研究是在充分学习、吸收前人的理论成果和训练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看世界。现有语言传播的理论体系,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在一代又一代播音专业人员几十年的辛勤实践基础上,进行艰辛总结、不懈探索、深刻反思之后的结果,虽然相对于不断发展的实践来说,它是“灰色的”,但那毕竟是几代人汗水、智慧乃至生命的结晶。因此,“重复性实践和重复性思维形式,是人的活动和思维的必要的和积累性的基础”。^[39]

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就像从互联网上下载了一个有用的软件,作为今后处理浩繁事务的工具,我们就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只有用创造性的思维和实践才能解决的问题上去。这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非要自惭形秽,甚至弃之若敝屣呢？抛开学术以外的别有用心、利益驱动以外,对主体的重复性的主体性的漠视也是导致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缺失的深层根源之一。唇舌无力、气短声促、吐字含混、停连无节、轻重无数、明暗无着、刚柔无度、虚实无矩、削平波浪、一马平川,争取把稿子念顺就已经勉为其难了,哪里还有精力和心思去顾及更多？如果不以为耻,反以“贴近受众”的“新风格”自居为荣,就更危险,其危害就更大。而今天像这样的“主持”在语言传播实践中却似乎并不鲜见。于是就有理论家说,那种“僵硬呆板”、“冷冰冰”的“播音腔”的“政治宣传”当休矣,取而代之的将是“完全平民视角的”、“亲切的”、“人际化传播的”,甚至“代表了社会民主趋势的”“说”才是“主持人发展”的“新方向”。若如此“主持”下去,若如此“理论创新”下去,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就很危险了!

语言传播主体重复性的主体性虽然很重要,但就像在上面的引文中阿格妮丝·赫勒所讲的那样,其最终目的还是创造性的主体性。

在语言传播过程中主体的创造性表现为,其传播活动是有明确目的的。创作主体设身处地地进入到所传播的人、事、理、景、物、情当中,联系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把自己在创作依据中或现场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真切地告诉受众,“以事醒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创作主体的创造性还表现为,他要把自己的感性、知性、理性、情感、意志、理想全部“浸入”到创作依据中去。有稿的,要理清思路,调整心路,化人为己,使人言如己言,使人思如己思,使人情如己情；无稿的,要理顺脉络,组织材料,设想细节,力争做到胸有成竹,从容自如。

主体的创造性更表现为由文字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或者由内语言外化为有声语言,我们称之为“音声化”过程。有稿件依据的,要“锦上添花”,不但能言人所欲言之理、之情,而且能言人所欲言而未能言之理、之情；没有稿件依据的,要“出口成章”,思路清晰,状态自如,语言流畅,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在此基础上尽量能做到讲究韵律,语言精当,庄重大气,能有回味。

主体的创造性最后还表现为成果显现前后一致,全神贯注,善始善终；有声语言,达于受众,那信息、那知识、那道理、那情感,供人分享。

在语言传播主体的创造过程中,其人文精神也同时得到建构。那真诚与真挚在主体全身心的投入中自然流露；那关注、关心、关怀在以己心贴人心、通人心的心路历程中显现；那美就在创造中不期而至,因为美的创造就是艺术的灵魂,追求艺术的核心就是追求创造；那新鲜与跃动就随创造而生,伴创造而舞；那雅的趣味则因主体文化底蕴的全力支撑而水涨船高；那精心之作必然是创造性劳动的结果。创造性的主体性,乃语言传播人文精神躯体之神经中枢。

四、由感受主体到感悟主体——人文精神“音声化”的核心

就创作主体在语言传播中从求真到臻美的具体历程来看,有声语言创作主体之主体性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在感性—知性—理性—悟性^[40]的渐进过程中走向完善的。

(一)语言传播人文精神感受主体的内省化建构

语感是人文精神音声化过程中主体内部与外部相贯通的桥梁。说到“音声化”,肯定最先涉及声音规格与声音标准的问题,对此我们在前面已做过论述,此处不再浪费笔墨。“音声化”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内部语感的支撑。因为,我们所说的声音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生理意义甚至物理意义上的声音,是“花瓶”,而是生理、物理、心理、个人、社会都融入其中的,充满感情、充满人文关怀、目的明确、有魅力的声音,它就是“鲜花”本身!如上所言,对所有这些进行重新整合的,使花儿充满盎然生机的阳光雨露就是语感。

我们认为,语感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性建构的基础,它对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建构也具有本体性的意义。因为那“真、善、美”的追求,那“准、新、雅、精”的关怀必须通过主体的认知、选择、吸收、深化、发出而成为有声语言的现实——音声化是核心。在语言传播中,这一切行为都是在语感的催化下完成的,无之,则如同少了催化剂的化学反应,那化合物的溶液已经被加热得沸如岩浆,而参与反应的各物质却仍泾渭分明,各行其是,那“真、善、美、准、新、雅、精”的人文理想就只能停留于“理想的意图”阶段,化不成“理想的力量”。

我们说,语言功力是主体表情达意、言志传神的根基。而语感,是主体对语言功力的内容所进行的可以被音声化的改造与重构,是使其真正能为“形之于声”服务的可实现的、现实的力量。

语感并不神秘,它是对语言刺激“感之于外,受之于心”的综合感受。它不仅包含了主体的感觉,而且还涵盖了主体的认知、直觉、美感、积淀,还包括听觉、视觉、嗅觉、味觉、皮肤觉、时间觉、空间觉、运动觉、筋肉觉等；它不仅包括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形象感受、逻辑感受、具体感受、整体感受、内容感受、形式感受、风格感受、语体感受,还包含感觉器官的锐度、内心反应的强度、经验积累的丰富度、文化修养的深厚度等在语言感受中的折射。^[41]它是对语言功力的整合、酝酿与显现,即不论是语言功底还是语言能力,都必须涵化为语感,由语感渗透、贯穿到有声语言表达的整个过程中去,那功底中先天的资质、语言神经、遗传积淀、发音器官,那后天的习得、文化修养、知识的深广度、审美趣味的陶冶、语言环境的熏陶等,全都要进入语感的范围。语感就像是计算机的内存一样,主体把上面所有潜能从硬盘中调出来,在语感的内存中酝酿,变成能与音声化兼容的、可感的发音器官的跃跃欲试,主体在心理和生理上都已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响应“形之于声”、“及于受众”的召唤。那能力中的观察力、捕捉力、理解力、思辨力、表现力、鉴赏力、调控力、回馈力都要先融解到感受力当中去。那感受力如同水一样,以上所说的除了感受力以外的其他诸能力,就如同各种营养物质,主体需把它们融化到水中,及至创作,主体则以这种“混合营养液”去浇灌有声语言之花。

在语言传播主体的建构中,语感建构的关键是内省的可感性与外放的可听性,以及主体对二者之间的张力所进行的细微调节。丰富语感,主体首先要内省。“省”就是省察、检查并且觉悟,要在内心对“听”与“说”的过程进行细密的甄别、监控。在主体“听”的过程中,要对信息接收、判别、储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要择其善者而存之,择其不善者而为鉴,及至用时,信手拈来,卯适榫合,天衣无缝,得来全不费工夫。主体在“说”的时候,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引发强烈的愿望,对节目的起承转合进行预设,成竹在胸,目的明确,对象清晰,由己达人,畅达自如。

语感还要“可感”。化平面化的文字、浓缩的提纲为心中立体的、生动的、生气氤氲的、浸透了主体性灵体验的意象,要把简要的、压缩的、星光闪烁的内语言进一步展开为丰富的不但自己可感而且别人也有迹可循的有声语言的准备。即使是抽象的逻辑关系,也要用具体可感的想象把那断续的空间填满,使之丰润,逻辑感受也不应只是硬硬的筋骨,而应化之以丰满血肉。比如:“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一次却颇出乎我的意料。”(鲁迅《纪念刘和珍君》)这句话在表达时需运用转折性的逻辑感受,转在“但”,而感觉上的“折”应在其后的“这一次”:当政者的凶残早已熟知,流言家的卑鄙也已无数次领教,可是那似乎都还是人之所为,而这一次,那淋淋鲜血、那无耻谰言却已明示,那凶残与下流竟然没有底线,远甚于禽兽……那转折之间竟有如此丰富的内心感念,绵绵不绝,形之于声,不仅凸显了逻辑的钳力,而且张扬了情感渗透力,强化了共鸣中的感染力。可感的范围在有声语言表达当中是非常宽泛的,如上所述,内容与形式、题材与体裁、目的与要求、韵律与意境、特色与风格、道德与认知、时代与审美……都要在主体的内心涵化,改变形态,如同强健小伙应征入伍,必经军营的特殊训练,才可以成为随时响应“音声化”动员令的战无不胜的精兵强将。

语感更要促成涵化成果的外化、外溢、外射、外张,真正实现“音声化”,成为可听可感的声音。语言传播人文精神表达出来以后就是一种人文关怀,那“关怀”就是给予,就是付出,其目的就是要使受众收到,虽然方式可以是酣畅淋漓的倾盆大雨,也可以是润物无声的绵绵细雨,但那“雨”是一定要下的,因为那“田”正在期待着!在创作实践中,语感的内省与外放是一对矛盾,如果内省大于外放,表达出来的效果给人的感觉就是:自我陶醉的成分多一些,而“及于受众”的“共感共鸣”感染力、感召不足。所以,创作主体要注意,语感的内省是为了外放,燃旺星星之火就是为了形成燎原之势,要用人文精神精华之火种点燃所有受众心中的火炬。如果语感的外放大于内省,就会虚假做作、生硬外在,甚至招欢买笑、令人生厌。语感内省与外放的关系类似于供暖系统的运行。如果输送系统运行不畅,尽管炉火烧得很旺,也只是徒耗燃料,用户仍会喊冷,这就是内省大于外放。如果水通气畅,但就是供热的锅炉没有烧旺,水温、气温不够,受众也仍无暖意,这就是外放大于内省。那语感生成与运用的理想状态当然是煤足火旺,输送通畅,源源不断,绵绵不绝,暖通人心,人文精神,泽被九州。创作主体,幸也,乐哉!

语感生成的方向是丰富、精密、具体、独特。丰富就是创作主体要善于把握不同样式,尤其是不同样态的处于不同语境中的有声语言表达语感。精细就是主体能够体察和掌控不同样式、样态的语言感觉落实到每一句话中去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细微差别,比如“笑”,粗略区分一下就会有狂笑、大笑、狞笑、讪笑、微笑、皮笑肉不笑、笑里藏刀、不怒反笑……而那其间的差别又要落实到语气上,毫发之间,天壤之别,只可意会,难于言传。而那具体独特,一是和具体的语境相连,一是和主体的人生经验、生命体悟相通,缺一不可。对于语感的丰富、精密、具体、独特,张颂教授已在有关著作中做过精到的论述,在此不再多费笔墨。^[42]

语感要渗透和导向人文关怀。语感初级阶段的原初形态是随机、散乱、偶发的,主体要善于对它们进行辨别、梳理、引导,对于那些渗透着人文关怀的内心感念要“重点保护”,细心剥离,存入心中；对那些不利于涵养人文关怀的,则应弃之、抑之。从“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而生的人最原始的“怵惕恻隐之心”^[43],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4]的仁人之心,再到“生,吾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45]的至人之心,都要精心呵护,培养之,导引之,化为心中感念,渗透到对人、事、理的感悟中。

(二)语言传播人文精神思维主体自觉的建构

在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的感性—知性—理性—悟性发展链条中,知性和理性无疑也是关键性环节。在这里,我们将这二者合称为“思维”。如果说语感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生成的肉体基础,知性和理性则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性建构的灵魂,二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区分知性和理性的是康德,他把人的认识能力区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方面。在我国的认识论传统中,人们对于感性和理性已经熟知,但对知性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人们在谈认识的时候,也只是说人的认识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而绕开了知性。知性是对感性直观的对象进行思维的能力,是产生概念并对概念下判断的能力。知性重怀疑,重实证,重分析还原,重公理和逻辑,其目的就是取得对某一事物、领域的确定性的认识。这恰好是以“新闻性”为其根本属性的语言传播所最需要的。“新闻性”所要求的真实、准确都要靠主体最大限度地发挥知性而取得。语言传播要脚踏实地站在现实生活的土地上,投入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践当中去,以真诚的态度、求真的信念、实事求是的知性精神,把人们生产生活各领域的真实成绩、真实风貌、实践中的真理、平凡人的真情等,真实无误地传达给急切想了解这些情况的人们。这是语言传播的立身之本。对于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建构来说,求真是“善、美、准、新、雅、精”的基础,在语言传播中,那理、事、情只有首先是“真的”,才会真正对关心它的人们有用,才可能是“善的”；只有感情真挚,才能创造和谐以生美。在语言传播中,知性还是主体理解稿件和明确创作目的的基础。主体只有充分发挥知性的求真、重逻辑、重实证、重还原的能动性,才可能理清脉络,分清层次,确定主题,抓住目的。我们说,在有声语言创作中“理解是基础”,知性则是“基础的基础”。

语言传播主体知性不足,就有可能在人生观、审美观、语言观上无个性、不分是非、无抱负、无理想、随波逐流、流俗媚俗、和光同尘。有些无追求、无理想、粗俗滥俗、粗制滥造的节目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主体知性的缺失实为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失落的认识根源之一。

理性与知性既相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知性的方法,是求得关于个别、特殊事物确切可靠认识的方法,运用的是形式逻辑；理性的方法,则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之规律的方法,运用的是辩证逻辑。因此,主体运用理性就是要从普遍联系、辩证关系、本质规律的角度和层面去认识理、事、情,然后再将之付诸语言传播的实践。知性往往容易拘于一隅,窥一斑而不见全豹,而理性则能帮助创作主体分清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表层和里层,最后为受众奉上最接近相对真理的事物本真的认识。对于受众来说,越是接近本质真实的,就越有可能接近善。

创作主体只有充分发挥理性的整合辨析能力,对语言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理解与感受、声音与情感、内省与外放、技巧与表达、个人风格与节目风格、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这些矛盾,以及每一对矛盾内部更细小的矛盾进行整体把握,多重整合,不断推进由个别到一般、由一般到个别的反复协调,时时校正,最后才可能达到“整体和谐”的语言传播审美境界。^[46]

创作主体只有更好地发挥理性在事物的普遍联系、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统一体中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准确把握整个时代发展、跃动的脉搏,才有可能使有声语言真正充满崭新的时代精神。

主体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性,深入辨析形形色色的节目形式和风格样态,分清哪些是流俗的、媚俗的,哪些虽然一时受到冷落,但却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高雅或俗雅,从而坚定不移地追求、坚持。

主体只有发挥理性的能动作用,把握事物与时代的内在规律,挖掘形式的运动规律,才能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有声语言艺术精品。

语言传播主体理性不足,就有可能在新闻观、真理观、艺术观、价值观上木偶探海,满足于管窥蠡测、一知半解,甚至会以讹传讹,以至于谬种流传,毒害世人,贻害后人。个别节目中的胡言乱语、打情骂俏、勾肩搭背则是创作主体理性约束不力的结果。主体理性的失控、“退场”,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缺失的深层认识根源。

语言传播中的人文精神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结果。古希腊人重理性,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西方的近现代。对于理性的崇尚使西方的科学得以昌明,生产力在近三百年间取得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但西方理性发展到极端之后就是工具理性的泛滥,是技术对人的奴役。所以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存在主义者以及尼采、叔本华等人又大力倡导非理性,努力把人从工具理性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但是非理性后来也走向了极端,以至于完全抛弃人类的理性,崇尚人类非理性的随机性、任意性。所以,我们今天在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建构中谈到的理性与非理性,是吸收二者长处的理性与非理性。

在语言传播的实践中,二者对创作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的不断完善与提高所发挥的作用也是相辅相成、不可彼此替代的。比如,语言传播的一大特点就是其传播活动的情感性,传播结果的可感性、可近性、可亲性,作为其基础的感性与感情,就属于非理性的范畴。当然,在有声语言的创作实践中,二者的关系要更为复杂一些。创作主体对于感受、感动、感情的积累、涵养、深化是在理性的调控下进行的；而那感受与感情的发出也是在理性的召唤下,经过理性精心挑选的而非率性随意的,那些有利于实现传播目的的部分得以存留,那些不利于实现传播目的的部分则被剔除；感性、感情等非理性因素也要接受理性的引导,要通向理性,否则就会感情泛滥,失去控制。另一方面,语言传播中的理性是以可感方式存在的,在这种意义上,语言传播中的理性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是以非理性的方式存在和呈现的。

与理性处在同一个逻辑起点上的概念是反理性,理性与反理性的关系是完全对立的。反理性的理念是西方在理性尤其是科技理性和政治理性对人的极度压抑的背景下提出的。人在科技理性的支配下单一地发展了科技所需要的那一部分能力,成为“单向度”的人,作为对科技理性和政治理性对主体压迫的反拨与反抗,西方学者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学者提出了“反理性”,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连理性的合理成分的命也一起革掉了,把孩子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建构要完全摒弃反理性的干扰。在语言传播中,纯粹的反理性是很少见的,但在个别节目中却会或多或少地渗透一些反理性的因素,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千万不能让反理性在语言传播中泛滥。

(三)语言传播人文精神悟性主体的陶铸

“我们的前沿在哪里？一言以蔽之:悟性。”^[47]说的是朗读美学的前沿,我们认为,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建构的前沿也在于“悟性”。悟性是有声语言境界提升之“深不可测”、“幽眇难知”的深层动因,也是形成语言妙不可言魅力的根本原因。“悟”之常义为“了解；领会；觉醒”(见《现代汉语词典》)。这三个义项是层层递进的:理解之后,化之于心,后豁然开朗。这也是悟性形成的过程。有声语言之中的悟性是建立在感性、知性、理性基础上,对三者进行整合、升腾的一种认识乃至实践能力。

语言传播中悟性与感性的联系最为紧密,感性是悟性的孵化场,因此有时“感”与“悟”并提,称“感悟”。^[48]它是主体在感性中对知性成果进行加工、分类、消化,然后由理性进行引导、提升,再经过感性的反复酝酿,最后达到一种心灵的豁然开朗、灵光四射状态。在有声语言中,悟性的最终形态是“语感通悟”^[49]。“语感通悟,是一种通感中的悟性”。^[50]这里所说的“通感”比之我们通常修辞意义上的通感要宽泛得多,它不仅是不同感官之间的感觉互通,而且是不同的语言样态、样式、情境、语气之间的融会贯通。它,仰,能上九天之上；俯,能下九泉之侧——“上穷碧落下黄泉”是也。

它是一种感通能力,具有生发力、辐射力、点染后的化通力,举一反三,点石成金,一通百通,就像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推倒一个,其余则砉然顺遂,且力量会越来越大,甚至会出乎主体的意料。

它是一种语感的全息能力,见微知著,洞幽发微,以一当十,滴水见太阳,能在一种语言样态中生发出对所在语言样态的把握能力,主体对一个字音、一个语调的处理竟融入了他全部的人生感悟、生命体验、价值理想、意识形态。

它是一种化合能力,具有选择性和凝聚力,它会自动地撷英集萃,剔除糟粕,强健体魄。

它是一种自新能力,具有开拓性、开放性、动态性,它不会拘于一时,当主体驻足不进、孤芳自赏时,它就已经从主体身边悄然飘过,一去不返。

悟性最终要落实到语感、语气上,如果迷于蹈虚运玄,则会陷入唯心论、神秘论而于有声语言表达无益。至于如何“形之于声”,则会凸显主体的个体差别,无法划一,也不用划一,这也正是悟性的魄力。

悟性的取得与先天的因素有关,如语言中枢神经,家庭社会的影响,语言的历时积淀等。但主体悟性的陶铸更需后天的不懈求索,“需要真正投入,动脑、动心、练耳、练口”。^[51]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主体要“积学”,古今中外、文化经典、文明精粹,亲之近之,融入心宅,融入性灵,融入感念,化为语感,随口唾出,一字千钧。主体还要“感物”,生产生活、新人新事、时代风貌、方针政策、优秀传统,感之以心,暖之以情,入于心灵,成为“本能”,皆若出己之心,呼之而欲出。清代袁守定在《占毕丛谈》中将积学与感物视为触发通悟的两个途径:“然须平日餐经馈史,霍然有怀,对景感物,旷然有会,尝有欲吐之言,难遏之意,然后拈题泚笔,忽忽相遇,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对于悟性的形成很有借鉴意义。

悟性按其产生的方式又可分为“渐悟”和“顿悟”。渐悟是主体对悟性自觉进行的、滴水穿石的积累历程的体现,积小悟成大悟。顿悟是主体对一种语感长时间求索而不得,但一直把它保持在注意力的范围之内,甚至沉淀在潜意识中,“暖之以日月”,当主体遇到外界与之相关的某个因素的触发后的豁然开朗、灵光突现、一通百通的灵感状态。语言传播中的悟性是对直觉、灵感和顿悟的深化,创作主体要把顿悟的成果稳定化,长期化。作为创作主体不能满足于灵感与顿悟的偶尔光顾,要对语感通悟切近之,精研之,求索之,把自己的悟性不断提升到新的境界。语言传播创作主体要融渐悟、顿悟为“通悟”,这才是创作主体人文精神建构的理想境界。

对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建构来说,悟性本来就是在有声语言的美学追求中提出来的,要“致美”,如果没有悟性的感发那就等于缘木求鱼,感悟以主体的性灵之真为前提,这是主体求真的根本,任何小小的虚假都会关闭通向语感通悟殿堂的大门,一字之失,一句为之蹉跎。悟的性灵之真又是至善之基,“疏瀹五藏,澡雪精神”,^[52]主体离欲去利,心灵得到升华,则善念自生；悟性是开放的,它对一切优秀、精华的东西敞开胸怀,故能不断吐故纳新,创新几乎是悟性主体的一种本能；悟性主体心境澄明,一尘不染,远离物欲,而庸俗、流俗与物欲本互为因果,主体由悟而去俗,如择芝兰之室而居,日久则心香自生,此为趋雅之途；悟性之存以及悟性之进,主体必须时时涤荡心胸,“湛怀息机”,^[53]内心清净,故能求精于毫发之尖；悟性的生成是以主体准确自我定位为前提的,能融会贯通,自然易于把握分寸,所以能至“准”。主体悟性的陶铸,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建构的方向。

五、由责任主体到关怀主体——人文关怀在由己达人中完成

前面所论都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创作主体着眼于其内倾性属性的建构,虽然这些因素最后也都要形之于声,达于受众,但对于语言传播来说,这种“由己达人”的外张力还是要强调的。并且,语言传播在整个社会中所担负的主流性人文精神建设的职责,也就决定了在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主体建构中,必须强调责任主体与关怀主体的建构。

(一)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责任主体建构

人文精神责任主体的建构是由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主流性和主导性决定的。责任重大,影响重大,要求也就越高。

喉舌主体意识的内化。语言传播是以有声语言(包括副语言)为工具,代表电台、电视台“出声露面”、“出头露面”为广大受众服务的新闻工作。语言传播者是党的宣传员,是党和人民须臾不离的喉舌。甘为喉舌,勇为喉舌,善为喉舌,这是强化语言传播喉舌主体意识的关键。

甘为喉舌。我们站在广播电视宣传的最前沿,必须时刻体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而奋斗的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就是要准确、及时、高效地把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送到广大受众的眼前、耳畔、心中,汇聚全民族的力量为巨大洪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河道上,冲破一切艰难险阻,滚滚向前；就是要永远关注、代表、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长远的、根本利益,热情宣传先进生产力的巨大作用,踏踏实实地融身于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去,真正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言其所欲言,发其所欲发,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勇为喉舌。在喉舌意识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丝毫含混,要立场鲜明,观点明确,尤其是对有人打着“改革”旗号所鼓吹的“打破喉舌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为荣,在重大问题上勇于挺身而出,讲政治,讲正气,讲正义,讲真话。

善为喉舌。语言传播者的职责就是要成为一个“善于传播的人”,而我们又处于喉舌要位,因此,我们要善为喉舌。为此,我们要努力学习,勤于实践,使自己具备新闻工作者的新闻敏感、职业道德、自律意识,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挂在口头上,更要融入心中,融入性灵中,化为潜意识,体现在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一字一音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和传播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主流的“真、善、美”,由此所体现出来的“准、新、精、雅”也才有意义。

先进文化建设主体意识的显化。首先,要教育、鼓舞、激励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次,要自觉承担起建设先进文化的历史重担,不甘于流俗。我们不能同意有些人所说的“电视就是没文化的俗传媒”的观点,可能在现实中确实有很多人、很多节目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坚信,语言传播以及广播电视的文化品位不应如此,也不会如此。因为受众的文化要求、欣赏品位在不断提高,语言传播没有把文化中的残品、次品传播给受众的权利,只有把科学的、民族的、真正的大众的文化传播给广大受众的义务。我们要认清,“大众的文化”并不就是随着西方消费产品一起涌入我国的以工业化生产为基础,以消费为中心,以媚俗为手段的所谓“大众文化”或“俗文化”,而是在考虑了大多数人欣赏品位基础上进行的提高了的雅俗共赏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文化追求的文化。要深深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充分汲取本民族文化的精华,敞开胸襟,融会世界上一切民族文化的精髓,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创造清新舒畅的社会文化环境,凝聚人们的力量,激发人们的建设热情,鼓舞人们的奋斗豪情,万众一心,齐心协力,建设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独特的、充满魅力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让中华文明在新的世纪焕发新的生机,闪耀新的光芒!语言传播者欣逢此重振中华文化雄风的历史佳期,我们又怎能留下遗憾？又怎能错过？

民族精神主体的深化。民族精神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精神更是新时代人文精神的主体、主流,是人文精神在群体范围内最集中的体现。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经风历雨、顽强生存、继续发展的精神支柱,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振奋的精神、强大的凝聚力和高尚的民族品格,是无法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54]民族精神的弘扬体现在语言传播中就是豁达开阔的胸襟、厚重稳健的底蕴、恢宏大气的风度、控纵自如的风范、饱满真挚的热情、真诚恳切的态度、字正腔圆的声音、一字千钧的力度、掷地有声的风度、昂扬向上的朝气、高雅精深的追求、“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境界……个人与社会、价值与理想,完美融合,天人合一,充盈畅达。创作主体,多么幸运,多么幸福!

思想道德主体的强化。语言传播主体要主动醒察,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引导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倡导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恢复和巩固诚实守信原则,强化公德意识,加强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

启蒙主体的涵化。语言启蒙的呼声清晰可闻,声震寰宇。^[55]这是在语言传播领域发出的启蒙呼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56]邪教的猖獗、封建思想的沉渣泛起使我们不得不再次考虑康德这番话在今天的意义。启蒙就是要求启蒙者以先知教育后知。启蒙者须自我启蒙,正如鲁迅所言,“我从别国窃了火种回来,是为了煮自己的肉的”,语言传播者自己要不断汲取新知识,使思想不断达到新境界,以此影响受众,使他们自觉地动用自己的理性,自觉追求进步。人文精神的终极目标是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而这一历程也是理性不断自觉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语言传播者的责任是无可推卸的。

(二)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在关怀主体的建构中最终实现

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具有外张性、行动性和实践性,它以对受众施加影响为最终目标,即要达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而这一目的是语言传播创作主体通过有声语言,在服务人、熏陶人、影响人、关心人的过程中完成的。

语言传播创作主体必须真正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体察他们的疾苦,了解他们的困难,分享他们平凡而真切的快乐,而不是以白领自居。语言传播者要扪心自问:我对中国最普通百姓的生活,尤其是生活在边远地区的最困苦的人的生活又了解多少呢？我是为极少数的“大款”、“大腕”们服务,还是为占总人口大多数的生活还不太富裕正在为生计而奔波的人服务呢？语言传播创作主体要深入到生产和建设的第一线去,去体味那创造生活、创造价值的快慰,去体味劳动的艰辛与收获的快乐。语言传播创作主体要深入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的实践中去,感悟生活,接受教育,锤炼意志,捕捉感动,积累经验,培养敏感,强化责任,引发愿望。

语言传播主体要涵养关爱之心。关爱是使彼此分裂的东西达到统一的一种力量,是一种推己及人的“移情”。^[57]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8]“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59]说的就是推己及人的“同情”,并称之为“忠恕之道”。关爱就是一种付出和给予,在语言传播中,创作主体在给予受众关爱之后,反而在精神上变得更富有,更充盈。“给予是潜能的最高表达。正是在给予的行为中,我体验到我的力量、我的财富、我的能力”。^[60]创作主体正是在这种爱的给予中,精心关注受众的需求,真正尊重受众,而他在这一过程中,精神变得更充盈,内涵变得更丰富,人生境界逐渐提升。

这样,语言传播创作主体在话筒前和镜头前就能够急受众之所急,想受众之所想,爱受众之所爱,恨受众之所恨,真正做到与受众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他所传播的内容也才真正达于耳、入于心、渗于行。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