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序退隐与无序显现

一、隐现:有序退隐与无序显现

在当前,北京话儿化词隐现表现为有序与无序的交错,短暂的平衡后,是永久性的不平衡;有序减少和无序显现都是绝对的。

语言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有所发展,有所变化。作为一种方言中最活跃、最突出的特征,儿化词不会,也不可能轻易消亡。然而,北京方言一直处于各种方言混杂、语言多样接触的大城市,特别是“推普”带来迅速形成的普通话群体,对其生存与延续造成很大阻碍。作为北京话的最显著特征之一的北京话儿化词,在这种缓慢而外力不断的推进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不断调整、变动以适应持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使用需求的过程。

通过一个时期不同侧面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半个世纪以来,北京话儿化词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变化的总趋势是数量逐渐减少,但其中的情况相当复杂,有的是“消失”,有的属“退隐”,包括有的语义发生了再分工或曰再调配——通过转喻而具有了新的意义和功能。

很难简单地用“多了”还是“少了”来解释儿化词的生存现状。一是社会使用阶层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以往不同阶层流行各自可接受的那一部分儿化词,尽管是同一时代或时期,但因使用者处于不同社会阶层而并不完全相互认同,现在则趋于统一。例如,调查中反映出的对一些儿化词“没听说过”、“不知道”的回答。现在基本趋于一致,似乎不存在一个或几个儿化词只在某个社会阶层间使用,而不会在另外一个社会阶层里出现的情况。二是在客观上,相对数量(出现频数)增加了;一些原本不儿化的词被有意无意地加上了儿尾,变成儿化词;行政行为推动了语言接触:原城外北京话,即北京土话,加上城东近郊县所使用的河北话,所谓“客(音“怯”)八邑”的融合、渗透,使儿化词从过去基本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变成开放体系,而北京话任何一个音节的韵尾都可接上儿尾的特点,等于为此提供了物质基础。

(一)我们先来看有序退隐。以北京话儿化词的来源及类别系统为线索,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到其中的原因与规律。

第一类,代表旧的事物、旧的形状、旧的理念的儿化词,随着旧所指的消失,旧的观念的改变而退出言语交际活动,而且很可能不再重现。例如:

半空儿:炒熟的不饱满的带壳花生。夜半时分常有当街叫卖的。

高儿:昔日有一定规模的百货店内专设的负责安排调理店内一切运转的高级职员。

嚼裹儿:旧时指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费用。

不走字儿:犹言“走背字儿”,谓时运不好。“字儿”指“生辰八字儿”。

和“半空儿”类似的还有“取灯儿”、“窝脖儿”等所指为过时物件或行当的儿化词;现代商场再大也用不着找人当“高儿”了:电子眼不仅可以代替而且可以做得更好;“嚼裹儿”以吃和穿为主,现在的日常生活费用远不止这两项;眼下已经没什么人会看“生辰八字儿”了,说时运也换了别的词儿。

第二类,有些儿化词原本就属于北京地区的流行语,只在某个时期内流行,过一时期即被新的流行语所代替。同时,流行语本身具有的俚俗性、方言性、阶层性、口语性特征,也注定其分化的命运:一部分由于使用广泛、新鲜活泼而进入普通话日常口语,另一部分则因不宜用于大雅之堂而只在街头巷尾的日常口语交际中出现,生命就不会太长久,一段时间以后,逐渐从语言舞台上消失。例如:

老婆尖儿:形容利害得出奇的女人。

汤儿事:不实在、胡弄人的事。

片儿懒:布面松紧口的懒汉鞋。

埋单儿:算账,付款。例如:小姐,～!

份儿:好,棒。例如:真～,中国队又赢了。

范儿:款式、样式;标准、规矩。例如:今年秋天刚推出的新潮～。

第三类,过于低级、粗俗的儿化词,带有土音土调儿变读的儿化词,原本使用范围有限,现在更因言语社区成员整体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失去使用价值与使用场合,逐渐被其他词语所代替而退隐不再重现。

烧盘儿:因害羞而红脸。

汉仗儿:形容魁梧。

颠儿核桃:走了。

拔脯儿:挺起胸来。

摆闲盘儿:闲谈。

接壁儿binr:隔壁。

后尾儿yǐr:后来,以后。

第四类,受普通话标准语音的影响,老北京话咬字不清楚、发音不到位,或语速过快而“吃”字的毛病得到纠正,部分由此衍生的儿化词或儿化现象退出历史舞台。例如:

多儿钱→多少钱　　走儿瞧→走着瞧

不儿道→不知道　　不儿我→不是我

二儿来岁→二十来岁　　没告儿我→没告诉我

活儿的时候→活着的时候　　没儿知道→没人知道

上面这些词里的“儿”并非一个单独的音节,而是其前一个音节带有卷舌色彩的标记。在随意性谈话里,先是这个音节被带上了卷舌色彩,“儿”化了,然后,这个音节“吃”掉了它后面的那个正常音节,原本三(四)个音节的词语变成了两(三)个音节。这种现象有一定的发生条件:被“吃”掉的音节,声母一般是舌尖后音zh、ch、sh、r,即所谓翘舌音。

另外一组不那么容易补出字来,但补充出来以后似乎也合情、合理、合用。这很有可能是早期被“儿”化了的形式,年代久远,重新组合不那么严丝合缝了。这一组可以看成儿化后省掉了一个语素而变成的省略型儿化词。例如:

①这儿→这里　　那儿→那里　　地儿→地方

今儿→今天　　明儿→明天　　天儿→天气

声儿→声音　　姓儿→姓氏　　名儿→名字

②几儿→几时　　道儿→道路　　味儿→味道

价儿→价钱　　错儿→错处　　说儿→说法

行儿→行业　　理儿→道理　　后儿→后天

③水儿→水平　　皱儿→皱纹　　里儿→里边

说儿→说法　　讲儿→讲究　　过儿→过错

角儿→角色　　脸儿→脸色　　礼儿→礼数

三个组在当今实际言语使用中的情况不尽相同:①组仍在某种语体条件下出现,无须补足也不妨碍交流;②组非具备相当的言语环境,如谈话对象、谈论话题及谈论场合,而不易出现;③组已基本不出现了,只在个别语用环境中才会出现,如上年纪的老北京人之间,对语境要求十分严格。

时间再早的省略型更不易理解和接受,现在几乎听不到有人用了。下面的北京话儿化词来自一个半世纪前的《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

④罪儿→罪过　性儿→性情　苦儿→苦头　对儿→对手

另,“房儿县”,据张洵如,是房山县的“俗称”,旧时北京城区的居住者对远郊县的轻蔑鄙视可由此略见一斑。

随着普通话语音规范触及面不断扩大,书面语发音影响逐步渗透,这类省略形式可能有两种归宿,要么进入普通话范畴——目前有些已经完成,要么消失不再重现,而无论是哪种结局,都是北京话儿化词的绝对减少。

(二)再来看无序显现。我们可以分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类,去掉儿音尾也不会,或基本不会影响正常交际的儿化词,于是逐渐“丢”了儿音尾,变得可儿化可不儿化,书面语则一般不标出“儿”字。这一部分便成为儿化词的变体形式,它们原有的儿化形式暂时隐藏起来,待话语时空、谈话对象、谈论话题适宜时,有可能重新显现。

存折(儿)　执照(儿)　语文(儿)　理科(儿)

书本(儿)　公园(儿)　试点(儿)　地名(儿)

方面(儿)　环境(儿)　时候(儿)　派头(儿)

模样(儿)　尽量(儿)　理会(儿)　当面(儿)

也包括一部分北京地名里的通名:

～坟(儿)　～桥(儿)　～楼(儿)　～庄(儿)

～门(儿)　～园(儿)　～巷(儿)　～胡同(儿)

～山(儿)　～口(儿)　～庙(儿)　～湾(儿)

这一类词语的“将来时”不排除以下情况:即,由于久未出现适宜的“温度”和“气候”,便久不得使用;久不使用的结局是从暂时退隐转入真正的消失,即,彻底变成非儿化词。如上表中的“环境”、“尽量”、“理会”等词,现在无论是在哪种语境中,都已基本听不到儿化形式出现了。

～巷　～坟　～桥　～楼　～庙　～门　～园　～山　～口

调查中一位年近70的老北京人(男,汉族)说,上个世纪50年代他就听过有把“开小差儿”说成“开小差”的,明显是受书面语影响;而现今电视新闻节目中有些主播人(中央台一套,女;北京台一套,女)将小数点儿读成不儿化的“点”,恐怕也跟播出时受书面播出稿用语的影响有关。

这种受书面有形文字影响而有意无意将“儿”化音忽略不“念”的情形,使这一类儿化词存在和上一类同样可能发生的结果:从暂时退隐,到真正消失。不过,一种语言表现形式的出现或消失,都需要一定长度的约定俗成过程,才有可能被完全接受,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二类变为非儿化形式可能会稍微缓慢一些。

需要说明的是,一些原本和以上儿化词的词干在语音和构形都相同的词(如下所列)不在这两类之中。相比较它们的区别虽然只是形式上加不加儿尾,“宝贝”、“后手”、“抓挠”、“跟前”、“犄角”、“忽闪”等词的后字均读轻声,但在北京话里它们完全是两个词:

宝贝　　后手　　借光　　口条　　抓挠

宝贝儿　后手儿　借光儿　口条儿　抓挠儿

跟前　　犄角　　忽闪　　跑腿　　不吃劲

跟前儿　犄角儿　忽闪儿　跑腿儿　不吃劲儿

第三类是北京话儿化词的“标记出新”。或出于对本言语社团的热爱,或出于临时的交际需求与表达愿望,属于某一言语社团的使用者有在本社团内创造出新的本能和欲望,有意或无意的。这一类的“出新”并非纯粹出新,不是北京话儿化词“队伍成员”的绝对增加,而是在原本存在的词语形式上增添“儿”标记,造成语用目的上的出新。这一类因为并无客观环境因素的合力推动、影响,而是偏重于使用者个人的价值取向,故应看作变异中的无序现象。“耍大牌”原是从粤语来的词,借用书面形式本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但使用者还要在后面加上“儿“化的尾巴,变成了儿化词“耍大牌儿”,作为“摆架子”、“摆谱儿”的自由替换物,既是创新,又具有十足的京味儿。

另一方面,在一定的语境下,原本是非儿化词,也被使用者“强行”儿化,用语选择的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意念的“手”在指挥,让使用者感到似乎只有这样念才合乎内容与气氛的需要。例如,现在北京很多庙会恢复了老北京的玩意儿“拉洋片”,按七十多岁的老北京人王老师(女,汉族)说,这个词本不是儿化词,不该念成“拉洋片儿”,而年轻的记者、播音员很可能没听过其原来的读法,只凭感觉认为在这种特殊的气氛里,这样念才是,于是一个新的儿化词就被“造”出来了。

让人感到难以把握的是无序隐现的前两类情况。特别是在口头传播用语当中,表现出极为随意的特点。此次调查中有一项关于是否使用儿化词的小测试,从电视新闻中摘取三段文字,请受试者按北京人的语感标出哪些词应该读作儿化,结果很不统一。特别是“小汤山”一段,被访者反映,若按北京话口语音念,每一个都应该“儿”化;如果只能挑选两个,就不知道哪两个合适:看不出规律,也没什么理据可言。

小汤山再成旅游热点

(BTV“晚间新闻报道”2003年8月)

如果说新景点靠秀丽新奇吸引游人,那么老牌景点则靠“非典”后回笼的人气再成热点。曾经是抗击“非典”主战场的小汤山①本周迎来了三个月以来的第一个接待高峰。因为消毒措施得当,宣传积极,地处小汤山②的龙脉温泉、凤山温泉以及九华山庄等旅游度假景点都住满了游客,热闹的景象让“非典”带给小汤山③旅游的阴霾一扫而光。

为了能让小汤山④的旅游恢复到“非典”前的正常状态,日前,昌平区又决定从即日起到十月一日前,在小汤山⑤举办旅游文化节,在此期间,到各旅游点都会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

在这段话正文中,一共有五处出现“小汤山”一词,说话人在其中两处用了儿化音尾。您觉得应该是哪两处?①②③④⑤

40位被访者的选择结果为:选①16人次,选②22人次,选③6人次,选④14人次,选⑤22人次;两处全选对者1人次,未知其客观情况及选择理由。

在口头询问部分被访者的选择考虑时,一般反应是凭顺着读下来的感觉选择的,较真儿的人当中,有的从“是不是充当定语”分析,有的按“上下文用语是否多文词儿”判断,有的选了①⑤,认为使用者理应“突出头尾,概括中间”;年轻的(20岁上下)认为都可以不儿化,老年人(70以上)认为都应该儿化。

实际上播报人是将①和②处理成“儿”化了。的确看不出选择的理由,很可能他当时对于这个地名是否“儿”化根本没有注意,完全是随意的,没什么理据可言。

从这两类情况当中,我们深感书面语对口语的生存与变化的巨大影响。按照汉语内部一致性的观点(沈炯2004),书面语对口语有巨大的约束作用,它以白纸黑字的严肃面孔,将口语里许多表达生动、鲜活的因素拒之门外,对口头语中那些携带信息内涵的语音细节往往忽略不“记”。而将书面语还原为口语时,是否保留并再现这些细节,外部的人为的因素就比较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