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学角度的研究

二、语音学角度的研究

我们这里所说的语音学是广义的概念,包括声学语音学和音系学两个方面。

对儿化音进行专门的声学语音学的分析研究,应该以上个世纪80年代中王理嘉、贺宁基(1985)在北大搞的听辨实验和声学分析为最早。无论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什么,时至今日,这一实验最具价值的地方,在于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北京话的儿化韵,其卷舌成分并不是一个在时间序列上单独存在的音素成分,而是贯穿于整个韵母的卷舌色彩。”其他结论,如简化与合并的趋势、对划分韵类的看法等也十分可贵,但“卷舌色彩贯穿说”是其他研究手段难以获得的发现,并且,日后的许多研究都以此结论为基点,在此基础上将自己的研究向前推进。其影响至今才看得更加清楚。

一些从事声学语音学研究的专家也注意到有关儿化韵的不同看法。为了观察儿化音的真实发音动作,鲍怀翘、杨力立(1985)将北京话的全部儿化音作了X光录像,吴宗济、林茂灿(1989)在其主编的《实验语音学纲要》中,介绍了分析情况和所得结论,对李思敬的若干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杨顺安(1991)所做的儿化音研究,具有语音合成的应用价值。他综合了语音学家对儿化韵音变规律的描写和研究,参考声学语音学的语图分析结果,归纳出从非儿化转变为儿化的声学语音学规律,进而将这些规律模型化,使之成为计算机合成的规则,从而初步实现了儿化音节的规则合成。经试听,儿化音节的合成音质基本上令人满意。这一成果反过来有助于儿化韵归类问题和音变规律的理论研究。

对儿化音的音系学研究,较早的成果有王维贤(1982)、林焘(1982)、俞敏(1984)的文章。俞文以老北京话里儿化音节的发音差别——“根儿”和“歌儿”的对立为例,说明古北京话受到明初和清初两次人口大流动的冲击,老北京话变得杂乱不纯,外来条件使内部矛盾暴露,但也因此促成音系的发展:“取消了鼻化元音,打裂了两个元音音位,让音系重新得到了平衡。”林文则是在考察儿化韵个人读音差异的基础上,综合音位层次和语素层次的分析结果,提出了“音位变体可以是零”的看法,从而使一些实际读音有分歧的音位结构得到了比较合理的解释。林文分析合理,见解独到,对以后的儿化研究影响很大。20世纪90年代以后,冯蒸(1990)关于现代“新派”北京话有[ər]、[ar]两个卷舌元音音位的看法,曾引起一定关注,大多数人认为,由于声调不同而引起的元音松紧差别,在实际交流中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划作两个音位似无必要。王理嘉(1995)针对从语素音位的角度去讨论儿化韵已经碰到和将会碰到的问题,提出必须解决的若干要点。文章称不作结论,只提出现象供大家讨论,但文中所提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最新一篇涉及儿化音位内容的文章,是以非线性音系学模式对“～儿”音形进行描写和讨论的(王立2001)。在第三部分里,王文综合评述了非线性音系学理论提出后的若干研究状况,并对儿化音的语音表达式进行了分析,指出“儿化音节中‘～儿’的语音形式是既不自成音段、但又横跨韵腹韵尾两个音段的〔+卷舌〕特征”,而这“仍是音质性的特征而不是语音节律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