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很早就发现中国存在“政策周期”现象，他认为中国的政策周期根源于中国的决策结构和价值系统。[15]克拉克（Christopher M.Clarke）认为，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框架时间是不断变小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计划还有2~3年的时间，然后作适当的调整和改进；在80年代中期，则缩减到一年时间；到了80年代末，就变成一个季度了。[16]郑竹圆分析了1953—1981年我国的经济策略，发现在这3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增长战略能够延续6年以上。[17]老百姓也晓得中国存在政策周期，“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这种形象的说法反映了老百姓对政府政策易变性和周期性的普遍看法。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我国确实存在政策周期现象，且表现出自身的特点。
从一项具体政策来看，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方面体制、制度不完善；另一方面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差异大，发展不平衡。因此，在我国，一项政策并非完全按照制定——执行——评估——监控——终结的程序进行，而是表现为传达期、贯彻期和变通期。这是中国政策周期表现出来的一个显著特点。[18]
所谓传达期，即“传达动员”阶段。传达动员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内部传达，这包括传达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讲话，中央领导人指示，中央全会精神；另一种是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动员，这包括公开发表中央全会公报，中央领导人正式报告，或者《人民日报》社论。前者借助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后者借助现代通信工具。在很多场合下，先是内部传达，然后公开动员。通过广泛使用新闻媒介，大张旗鼓地制造声势，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种政治动员作用十分有效，能够广泛动员全社会各种力量，形成全民族的凝聚力，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各种资源。
所谓贯彻期，即“贯彻实施”阶段。在传达中央精神之后，各地方开始制定具体政策和措施。地方政府作为当地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受到当地人民迫切改变经济面貌的强大压力，“为政一方”就要“造福一方”。任何一个地方领导人都晓得，中央的发展目标是众所周知的，如果他们提出一个较低经济增长率的目标，即便是符合当地发展条件，也会被当地人民和下属官员视为无能，只能提出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目标。中央提出的发展目标等于规定了地方发展目标的下限，只要中央变动和提高发展目标，就意味着地方必须变动和提高发展目标的下限，党中央把经济增长率指标由6%提高到8%～9%，这就迫使省的经济增长率指标至少要提高到10%以上，相应地，地、市、县的经济增长率指标则会抬得更高，层层加码，逐级放大，结果就出现相互攀比一哄而上的局面。
所谓变通期，即通常所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阶段。政策执行之后，决策者常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政策实施效果与决策者的预期目标不是相互矛盾，就是差距甚远，出现“政策走样”“南辕北辙”。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政策是对利益的分配和调整，地方政府从本地区利益出发，以地方利益为标准，想出各种变通方法，不是我行我素，肢解、曲解、抵制中央政策，就是另订对策对付中央，阻碍了政策的顺利推行。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被迫实施调整，采取新的政策，又重新进入下一轮的政策传达期、政策贯彻期和政策变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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