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非正义分配理论的批判

如何实现“均平”的理想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家通力合作过集体制的生活可以实现“均平”,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行“高抑下亢”的强制性平均分配原则可以实现“均平”。针对这两种非正义分配理论,王船山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首先,王船山认为“通力合作、计亩均收”过集体制生活的理论有违分配正义。王船山在《读四书大全说》中评论朱熹对井田制实行“通力合作,‘计亩均收’言彻”一语的解释时说:

朱子于论语注,以“通力合作,计亩均收”言彻;于孟子注,则以“都鄙用助,乡遂用贡”为彻,前后固无定论。缘彻之为法,自孟子外,别无可考,两者俱以意揣其然耳。故朱子又云:“此亦不可详知,或但耕则通力而耕,收则各得其亩,亦未可知也。”

乃使为通力合作,则公田、私田之分,有名无实,而八家亦无固有之业,说得来似好,却行不得。谚所谓“共船漏、共马瘦”者,虽三代之民,恐亦不能免也。若于其勤惰之不一者,使田官以刑随其后,则争讼日繁而俗益偷矣。先王通人情、酌中道以致久行远,应不宜尔。^[27]

在船山看来,井田制既然是大家通力合作进行集体劳动,那就无所谓公田、私田之分,从而所谓私田的八家也就没有什么固有的田业了。这种做法说起来好听,实际上却行不通,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共船漏、共马瘦”。因为在集体劳动和集体所有的过程中,人们互相推诿责任和义务的心理,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即使是三代淳朴之民也是难免的。船山似乎注意到了“通力合作、计亩均收”的分配原则主要违背了效率原则(“共船漏、共马瘦”即是不讲效率的通俗表达),因而表示坚决地反对。不仅如此,王船山还认为“通力合作,计亩均收”的分配原则不符合一般的经济法则。因为船山注意到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有自然天赋(强羸)和努力(勤惰)和抱负(愿诈)的差别(“人之有强羸之不齐,勤惰之不等,愿诈之不一”^[28]),如果采取通力合作的方式,将出现懒惰者、狡猾者搭便车的情况,会大大挫伤勤劳者的劳动积极性(“今使通力合作,则惰者得以因人而成事,计亩均收,则奸者得以欺冒而多取”^[29])。所以船山认为“合作均收,事所必无,理所必不可,亦不待辩而自明矣”^[30],公开否定合作均收的理论合理性,而是得出“人各自治其田而自收之”是千古不易的经济法则的重要结论。20世纪“人民公社”的失败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获得的成功证明船山“人各自治其田而自收之”理论的正确性,由此足见船山思想的超前性。总之,王船山认为“通力合作、计亩均收”过集体制生活的理论违背了分配正义的效率原则和一般经济法则,因此是不值得提倡的。

其次,王船山认为“高抑下亢”的强制性平均分配理论也是有违分配正义的。王船山认识到了富人对于社会经济的运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31]),因此反对人为地消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别;而且在王船山看来,由于人与人之间本身具有差别,人们的经济状况不同大多缘于智愚、巧拙、勤惰的不同,如果取消贫富差别,则无异于“芟夷天下之智力均于柔愚”^[32]。船山反对强制性地将富人财产给予穷人的做法,并形象地比喻为“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结果就是“瘠者不能受人之肥,而肥者毙矣”^[33]。“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的分配方案之所以荒谬在于它违背了“应得”原则^[34]。正如学者顾肃认为的那样:“如果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起点,而只是由于抱负和勤奋的差别导致了收入的不平等,那么这种不平等是不需要矫正的。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用平等分配来矫正不平等,在道德上是不可取的。”^[35]所以不加分别地强制拉平的分配原则,是有违分配正义的。

船山认为对财产和生活资料进行填平补齐式的分配,看起来似乎公平,其实是很不合理的。因为人们的劳动能力和生活方式各有不同,由此而导致的劳动效果和经济状况也不尽相同,如果不加区别地一律实行平均主义分配,是有悖于“公平”原则的。与古希腊普罗克汝忒斯之床^[36]强求平等一样,“高抑下亢”是强求平等的中国古典表达,对于老子提出的这一填齐补平式的分配原则,船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老聃,术而已矣,奚知道哉?其言曰:‘天道如张弓然,高者抑之,下者亢之’,是以知其以术与天下相持而非道也。”^[37]船山以喂养鸤鸠鸟为例说明人们存在体力、智力技能、劳动效率等方面的不同,因此分配时不能采取填平补齐的方式。他说:

“鸤鸠之七子,有长者焉,有稚者焉,有壮者焉,有羸者焉,有贪者焉,有俭者焉,有竞者焉,有柔者焉。我知朝从上下而暮从下上,是以其仪一也。我不知强以多求者之抑而啬之,弱以寡求者之亢而丰之也,是以其仪一也。故曰:天无忧,圣人无为,君子无争。屑屑然取百物之高下而轩轾之,而天困矣。营营然取百官之敏钝而宽严之,而王者惫矣。铢铢然取百姓之有余不足而予夺之,而君子棘矣。抑者日下,亢者日高,而又不能不易其道,是天下且均,而开之以不均也。

“故裒多益寡者,谦也;“谦者;德之柄也”。德之柄虽犹德与,其去术不远矣。操柄以持天下,谦虽吉,君子以为忧患之卦也。”^[38]

鸤鸠鸟有七只幼鸟,这些幼鸟必然存在稚、壮、羸、贪、俭、竞、柔的差别,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只知道应该采取早晨从上到下,晚上从下到上依序喂养的方法,而不知道也不应该对那“强而多求”者采取“抑而啬之”,而对那“弱而寡求”者采取“亢而丰之”的填平补齐的方法。那样做的结果只会使得强者饿瘦、弱者胀病。喂养鸤鸠如此,治理天下亦然。如果采取填平补齐的办法,轩轾百物之高下、宽严百官之敏钝、予夺百姓之有余,结果只能使“抑者日下,亢者日高”,并陷入“不能不易其道”的恶性循环。船山反对这种填平补齐的分配原则,因为船山似乎明白“以任何一种结果平等的措施来干预事实上的不平等,都可能导致新的不平等”^[39]的道理。所以船山公开宣称:“均之者,非齐之也。设政以驱之齐,民固不齐矣。则必刑以继之,而后可齐也。”^[40]又说:“先王乃以人道齐天下,而不唯天之齐。何也?天之所齐,不待齐也;天之所弗齐,不可齐也。”^[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