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化”是民族发展的实践自觉

20世纪上半叶，中、印、俄都曾有多条发展道路以选择，中俄通过自觉选择，控制民族发展路径：俄国牢牢奠定了国际强国地位，即便经过解体的磨难，其综合国力依然强大；中国则从积贫积弱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向世界强国进发；印度从发展迟缓、笨拙的“大象”，逐渐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35]这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东方社会发展的波折可能性更大，因为：①东方社会不仅在20世纪，而且当下依然面临着生产力的二元性、主体力量的二元性、国际社会力量的二元性，为其提供了现代化的多种可能性选择空间。究竟哪种选择能够实现，要看东方社会国内国际、各主体力量的博弈。②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总受国际环境、经济转型、贸易、制度变迁等影响，都会有发展的波峰波谷，全球化时代，东方社会的外部环境对其发展的影响更大，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③东方社会所走的特色化发展道路是历史性创新，“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这是有风险的事情”^[36]，社会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是，东方社会同样有少犯错误的可能性：与先发国家的自发探索所带来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曲折不同的是，作为后发国家的东方社会可以对先发国家所经历的问题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邓小平认为，我国的改革发展过程中，“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37]，可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东方社会尽可能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历史困局，确保社会常态发展，这才是尽快追赶上发达国家的硬道理，所以，东方社会对“特色化”发展有清醒的自觉认知、建构起发展理论还远远不够，更应该立足于国情、世情、民情，实现“特色化”发展道路的实践自觉。

我国对国情、世情、民情有一个清晰的认知：1987年8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38]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39]我国的“特色化”发展道路有着两大原则和底限：“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40]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郑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41]

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42]2013年6月，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是最根本问题。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影响范围深广。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知道。^[43]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特色化”发展道路中，社会主义“特色化”不仅有着完成现代化的任务，而且有着以和谐方式完成现代化的任务的要求，它需要发挥更大的主体能动性，是东方社会最高层次的特色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类“特色化”发展道路有优劣之分，但是，无正误对错之别。“特色化”发展模式是东方社会突破国际边缘化搁置的根本路径，是实现东方社会崛起的唯一科学选择。徐滇庆认为，“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有些意外的结论：中国的路是正确的；非常遗憾，印度走错了路”。^[44]这种论断有待商榷。

俄国选择社会发展道路时呈现出“自上而下”的“政治突进”方式，印度则更多的是通过改良方式，中国选择革命来改变根本制度，而后通过改革推进社会发展的方式。东方社会俄、印、中各国在历史化育与主体博弈中，呈现出俄罗斯折返回溯、印度改良渐变、中国的自觉推进发展道路之众相，成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激进曲折式、妥协缓行式、稳健渐进式三个发展典型，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终于以分野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