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性原则

在马克思以前，对于社会，有两种基本的形而上学分析方法。一种是因果一元论分析方法，认为事物发展具有单向因果性，并把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某一起恒定作用的本体，这种本体可以是自然，也可以是精神，可以是上帝，也可以是人的本性。哲学史上自然哲学、神本哲学、唯意志论可以归为这一类。另一种分析方法是要素——功能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已经不是从单向性，而是从相互作用角度研究事物内部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但是还没有上升到从总体上认识事物，相反，却把事物的性质归结为要素性质的简单相加，把事物的功能归结为要素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没有从总体、从系统、从社会机体的自组织性角度看待社会的运动和发展。近代经验主义哲学家、唯理主义哲学家可以归为这一类，传统哲学教科书从思想方法上讲，也有这种倾向。

现代结构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看到了这两种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因而他在《读〈资本论〉》一书中提出了结构因果观。他认为马克思思维方式的最重要特点是总体性思维方式，马克思的总体“是这样的总体，它的统一决不是莱布尼茨或黑格尔的总体所表达的精神的统一体，它是由某种复杂的形式构成的。这种总体的统一体是由构成这个复杂统一体的可称为层次和要素的东西——特殊的相对自主的东西构成的，它根据具体的规定互相联结，最后由经济层次和要素确定”^[287]。也就是说，阿尔都塞提出了整体内部的自组织性，提出了整体内部的层次结构关系，并且把经济的因素看作整个社会的基础，应该说这是思维方式的巨大进步。但是阿尔都塞的根本缺陷有二，一是把历史看作是“无主体”的过程，认为“在历史中起作用的辩证法不是任何主体的作用，无论这主体是绝对的（神），还是仅仅是人类，历史的起源总是被推到了历史以前，因为历史既没有哲学上的起源，也没有哲学上的主体”^[288]。这显然过于夸大了结构的作用而忽视了人。二是把这种结构看成是预成的而不是形成的，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社会有机系统的结构分析方法。

卢卡奇是现代最重视马克思总体性思维方式的哲学家之一，他认为第二国际思想家的哲学体系带有严重的科学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也影响到以苏联为代表的哲学教科书体系，这种体系的一个突出倾向就是片面强调经济对社会上一切其他事物的决定作用，而忽视经济本身发展动因的研究，忽视社会内部各部分之间有机关系的研究，忽视经济与社会总体之间的关系。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反复强调了自己的这一观点：“无产阶级科学之所以是科学的，不是靠了它的同资产阶级社会对立的革命思想，而首先是因为它的方法。总体性范畴是科学中革命原则的支撑者”^[289]，“无产阶级所惟一具有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从根本点上把社会看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290]。卢卡奇认为认识到这一点比认识到经济的重要性更加重要，“构成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决定性区别的，不是历史解释中经济功能的首要性，而是总体性的观点”^[291]。显然他是从人类社会总体角度思考问题的，在他的总体性思维中已经包含着对“市民社会”思维方式的批判。为此，他甚至提出了哲学学科高于其他学科的观点，“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法律、经济或历史等等独立学科的存在，只有一门单独地、统一的——辩证地和历史的——关于作为一个总体的社会的进化的科学”^[292]。卢卡奇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可能不知道经济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他为什么要如此强调总体性呢？因为在他看来总体决定部分，部分是从属于整体的，即使经济对其他部分具有决定作用，但经济本身从根本的意义上讲，也是被决定的，并且，只有从现实的、总体的社会出发，才能发现资产阶级思维方式的片面性。因此，无产阶级要提高阶级意识，从总体上认识社会。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谈了他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的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的观点。总体性范畴，总体之于部分的完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方法论的精华，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学科的基础”^[293]。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作了进一步的强调，“只有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的事实视为历史过程的各个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实在的认识”，“庸俗唯物主义者……他们只用抽象的、与具体总体无关的规律来解释事实，事实还是抽象的孤立的。……辩证的方法被取消了，随之总体对各个环节在方法上的优越性也被取消了；各部分不从整体来理解，相反，整体被当作不科学的东西而抛弃，整体退化成了不过是各部分的‘观念’或‘总合’。随着总体的被取消，各个孤立的部分的反射联系似乎就是适合一切人类的没有时间性的规律”。历史变成了纯经济过程，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被遗忘了。卢卡奇认为历史是一种总体性的过程，“这种辩证的总体性概念似乎远离实在，似乎是很‘不科学地’构造实在，但是实际上它是能理解和再现实在的唯一方法。所以，具体的总体性是支配实在的范畴”^[294]。在这里卢卡奇批评了将规律的认识仅仅停留于要素间相互作用的看法，而主张将其上升到对总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上升到对社会的总体性认识。晚年卢卡奇虽然对自己忽视经济重要性的论述作过自我批评，但是他在再版前言中还是肯定了自己的总体性认识：“毫无疑问，《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巨大功绩在于它重新赋予总体性范畴以决定性的方法论意义，这个范畴曾被社会民主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唯科学主义’所遗忘了。”^[295]

应该说卢卡奇的观点是最接近马克思的。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提出了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296]。这一结论是马克思的最新思想成果，是在完整地研究了资本主义这一发达的社会形态后提出来的。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针对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提出了社会有机体思想，指出我们所面对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297]。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则进一步提出理解社会有机体的方法论原则：“这种有机体制自身，作为整个来看，有它的各种前提，而它所以能够发展为一个整体，恰恰就在于：所有的种种因素都从属于社会，或把它还缺少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这样，它就在历史上发展为一个整体了。向整体的转化构成了这种有机体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发展中的一个环节。”^[298]这就为理解马克思历史观的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提供了一个根本的方法论，为宏观上透视历史，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里至少蕴含了如下三层含义：第一，任何社会都是一个活的机体，它的发展必须从一定的前提出发；第二，任何社会有机体都是完整的整体，其所以是整体，是因为所有的种种因素都从属于社会；第三，这种有机体具有自身不断更新和再生的能力。这里不仅提出了整体性原则，而且提出了再生性原则。卢卡奇在第二点上接近马克思，提出了部分对整体的从属性，但是还没有从结构生成的角度理解社会有机体的再生性、有机性。

对于第一层含义，即任何社会有机体都必须从一定的前提出发，应该说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但是由于离开了第三层含义，即再生性原则，人们往往把这个前提归结为人以外的物，归结为自然或归结为人身上的某一属性，理性、感性或其他。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人是一切历史活动得以进行的最重要前提。“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299]因而现实的人，人的活动以及活动所依赖的内外条件构成理解社会有机体运动发展的必要前提，其中人又是最根本的前提。

第二层含义，“所有的种种因素都从属于社会”，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原则和有机性原则。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斯宾塞也提出过社会有机学说，他认为“社会就是一个有机体，也有营养器官、循环器官、协调器官和生殖器官”，“社会有机体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与个体有机体相似的基本特征：社会有机体在不断生长；愈生长变得愈复杂；在总体日趋复杂的同时，其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随之不断增长；总体寿命较之各构成单位寿命要长得多……无论是总体还是组成部分都有一个不断集结的过程，并伴之以异质状态的不断增强过程”^[300]。因此，“有机体一旦完善了，就变得僵化了，这是一切有机体的规律”^[301]。不难发现，在机械论盛行的时代，斯宾塞能用生物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导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并提出社会有机体学说，实属难能可贵。他对社会有机体的生长特征的描述，对有机体组成部分的相互依赖性的描述，对总体与组成部分关系的描述以及社会有机体生长与衰弱的描述对于理解现实社会具有指导意义。但是他的社会有机体学说带有明显的庸俗进化论色彩，一方面通过营养器官、循环器官、协调器官为资本主义工人、商人、资本家不变的社会分工辩护；另一方面，害怕革命，“每当想到世界将由工资劳动阶级统治的情景，斯宾塞就感到伤心不已”^[302]。认为“社会主义是军事和封建型国家的产物，与工业没有自然的渊源”，“社会主义是人类的不幸，是进化的倒退”^[303]。他不懂得社会革命的意义。因此，斯宾塞理论充其量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卫道士。苏联学界当时就是根据斯宾塞的学说而反对社会有机体学说的，问题是在反对斯宾塞庸俗进化论的同时，也否定了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学说。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学不仅提出了社会的整体性，而且提出了社会的生成性。社会有机体之所以“能够发展为一个整体。恰恰就在于：所有的种种因素都从属于社会，或把它还缺少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这样，它就在历史上发展为一个整体了。向整体的转化构成了这种有机体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因此，第一，社会有机体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处于有机的联系之中，“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304]。第二，这种联系不是简单的机械关系，也不是一般的相互作用，而是一种有机联系，是在更高的层面上从属于一个整体，整体的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也正是卢卡奇要强调总体性的原因。因此，一切要素，无论是人类个体，还是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的需求、分配、消费、分工等，不仅互相发生关系，而且在本质上都是从属于社会，从属于社会整体的生命运动。各种关系有机耦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任何一种关系的缺失都会引起整个机体内在平衡的失调。因此，为了整体的进步，各种因素必须互相配合，淘汰过时的要素、器官，创造出社会需要的器官来，这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既是社会发展为一个整体的原因，也是社会有机体生命长于个体生命的原因。在这里，社会不是表示一种抽象的实体，而是表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横向和纵向联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本质上是个人与联合起来的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个人从总体上是从属于社会的，并且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个人有生有灭，而社会则继续存在着，每一代人传承着上一代人创造的文明成果并继续创造和传承下去，历史才形成真正的人类史。因此，哲学史上任何一种抽象个体的研究方法都是不可取的，无论是近代感性主义哲学家还是理性主义哲学家，也无论是现代唯意志主义者还是存在主义者，他们都把眼光局限于个人，而没有把眼光投向决定个人的社会。在社会有机体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有机的耦合关系，它既输出、作用于其他要素，同时，它也必须不断地输入，吸收其他要素提供给它的营养，并力求达到平衡，一旦失去平衡，要素的存在和功能的发挥就成问题。就如同生产力虽作用于其他要素，但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却依赖于其他要素提供的营养，依赖于教育、科技、社会关系的发展和人的自身再生产。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任何一种要素都不是自足的，因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都必然是错误的。哲学史上，一切唯心主义历史观、抽象人本主义历史观、自然主义历史观、神本主义历史观的根本错误，就是忽视了精神、人类个体、自然（人化自然）对社会的从属性，忽视了要素本身的非自足性。不仅如此，任何一种重要因素的失调，还可能引起整个社会机体内在平衡的破坏和生命的中断，这是有机生命与无机非生命非常不同的地方。因此，任何一种部门科学，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由于它们只关注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因而都有局限性。这也正是真正的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的合理性。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分析方法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在这里，立场与方法是完全一致的，立场决定方法，同时也决定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