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农耕的塘浦泾浜

随着滨海生存环境和水土条件的改变，滨海水网又应人们的生存需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先看这一问题的答案：浦东滨海在清中叶已经成为纯粹的农业区，种植水稻、棉花与杂粮，棉纺织业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与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塘浦泾浜体系得以构建，水网的形态和功能与腹地日益接近。总之，浦东成为日益扩大的太湖平原的一部分，传统江南水乡的元素日益丰满。关于促成这一环境变化的因素，除了长江主泓南移、海水变淡致使海盐生产衰落这一显性原因外，深厚的农耕意识和地域性农业模式、三角洲平原地理环境的一体化趋势等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农耕意识

嘉庆《松江府志》卷首“南汇县图说”云：“（南汇）四境地形如犁，东为海塘所遏，水皆西入黄浦，横港虽多，经流绝少，都台咸塘所由倚重。其民善治木棉菽豆，新涨海滩三十余里，垦笂莱菔之属，亦足以瞻民生而足衣食云。”^[11]“川沙抚民厅图说”则曰：“川沙地稍高仰，较为瘠薄，而风俗朴直。”^[12]此类对于滨海之区地理风物与民风的概述，主要侧重于其农业生产条件和与之相关的民生条件是否优厚，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靠近海洋的其他优势，例如航海便利、对外交往的开放性、丰富的鱼盐资源等。地方志中这种套路化的综述，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古代以农耕文明作为标准来评判一地发展程度的取向。

古代中国以周密而完备的农耕文明著称于世，形成了以农耕文化为中心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文化集合体系，凡中华之地无不在农耕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之内，人们的心态、思维方式、价值观等亦与之相适应。这有助于从一个角度理解地处东海之滨的川沙、南汇等地在明中叶盐业衰落之后，为何没有向古希腊那样的海洋文明发展，而最终还是要后起直追，向“鱼米之乡”的江南腹地看齐。人们克服重重困难，把不宜耕作的滨海湿地一步步地变成可耕作的农田，虽然种植稻米的条件不佳，也从未放弃水稻的种植，延续着源自新石器时期的太湖平原的稻米文明。在古代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农耕业才是经得起历史考验、值得祖辈相传的长久生计，相比之下，由于资源优势而兴盛一时的盐业或者纺织业等，似乎并非农人的“本业”。本书所讨论的长三角海滨区域，在地理区位上属于繁荣富庶的太湖平原的延伸部分，人们世代积累下来的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浓厚的农业经济意识，对滨海人群的谋生方式有着直接的影响力。所以如果现在回过头去思考长三角滨海平原的农耕业何以后来者居上，这其中除了明中期以后的海水盐度变化、人口增殖压力、国家禁海政策等因素，农耕文明的深刻影响力也不可不纳入考虑。

（二）圩田范式

滨海与腹地的水土性质无疑是有区别的，但二者在水土治理、农业治田方式等方面逐渐趋向一致的事实，却体现了滨海家园营造模式的内陆化趋势。太湖平原腹地在早期农业开发中的困难，主要是在沼泽湿地环境下疏通河道，在水有所归的同时，使土壤得到干燥，具备种植的条件。圩田是太湖平原的先民经过世代探索而形成的一种与区域水土环境相适合的田制，是先民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秦汉以前太湖地区（主要指湖西及湖北区域，湖东开发较晚）尚属于低湿积涝的沼泽地带，人们通过开挖疏水通道，即渠化河道，逐渐将低洼处的积水排出，进而再将排干后的区域围垦成农田。在开挖河道时堆泥成堤，则形成农田挡御外水的堤岸，也可在干旱时打开闸门，将堤外的水引入田内灌溉，此即圩田的基本原理^[13]。圩田全赖圩岸，筑圩必须“相地势，度水势，划而为圩，高筑堤岸，令内足以围田，外足以御水。圩岸既固，不惟在圩之田无霖涝之旱，且湖水不得漫行，而归于塘浦。则塘浦之水自然满盈迅疾，虽高阜之地，亦因水势易达，可引以资灌溉”^[14]。经过长期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圩田成为太湖平原的代表性田制，而与圩田体系同时形成的是干支相辅的泾浜水网体系，尽管局部河道的淤塞、改道或者消亡经常发生，但泾浜体系的干支比例和框架结构自宋元以后一直稳定地延续^[15]。

滨海平原作为长江三角洲向海洋延伸的前缘部分，其发展农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与内地在差异中也具有趋同性。两者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海塘对于滨海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上。因为咸潮对于聚落和农田的破坏力十分强大，海塘能够阻挡咸潮的侵袭，使农业环境的安全性大大提高，所以历代政府都把修筑海塘作为民生大事。对海塘的高度依赖可以说是滨海农业发展条件不同于内地的主要方面。但即使如此，滨海与腹地在田制上仍然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在统一海塘筑成之前的零星农垦时期，滨海之民即自觉地采取了凝聚着先人智慧的“圩田”范式。沿海岸线而分布的大大小小为抵御水灾和围垦滩涂而筑造的“民圩”，一般由召民垦殖的大户先向政府提出申请，自行出资雇人挑筑^[16]，外以拒潮水，内以护田护宅，从圩内延伸出去的小河道起到排干沼泽的作用。这种圩塘的规模不大，长度从一两公里到二十余公里不等，是土地业主为保护新垦土地和改良土壤而自发采取的一种防范措施^[17]。乾隆《南汇县新志》所记为滨海圩塘的位置及其对农业开垦的作用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乾隆三年，邑人蔡鸣谦、金乾等具呈盐司，地近海滨，中下两则在塘外者，时被咸潮淹没为害，请各团按亩出夫，挑筑圩塘，以御潮汐，以捍田舍。二三场大使李昌樟会县韩塘详准起筑，自五团至九团，共四十余里，高一丈五尺，面一丈，址二丈。

二十七年，邑人顾绍恺、蔡恒斋等，具呈修筑凌家洪口圩塘。

五十三年冬十月，蔡维标等具呈修筑圩塘百余丈及杨家洪坝。

五十六年七月，邑人蔡维城、杨绍昌等，具呈兴修杨家洪口圩塘百余丈。

八团圩塘内最要害者，南曰杨家洪，北曰凌家洪。从圩塘直达外护塘，平时赖以资灌溉。但洪口深阔，每遇风潮冲坍圩塘，外连大海，水势奔腾，冲激外护塘，旁溢田亩，须随时筑断，则外护塘亦赖以永固。^[18]

（三）农业聚落与农民的增加

通过筑圩抵御咸潮和强风的侵害，滨海湿地上农业聚落得以起步并获得最初的发展，虽然其规模不能与官方直接参与建设的盐业聚落相比，但亦为当时最重要的聚落形态之一。这种农业聚落依圩堤形态和排灌河道而分布，与农田紧密依存，内有沟渠错落，亦须有提供饮用淡水的设施（如宅河），其浜村相依的形态与平原腹地大致是相似的。

除规模较大的由大户经营的民圩外，还有零散分布的有田之家，在此基础上形成散点状的小型聚落群。例如有一种名义上称为盐灶户的散居农户，是由脱离煮盐业的盐户逐渐转化而来的。由于煎熬海盐需要大量薪柴，大部分盐场盐户享有政府拨给的柴荡，于是一些有余力余荡的灶户将税收管理较为松懈的芦滩荡地开垦种植，将柴荡转化为农田，逐渐成为各盐区普遍存在的现象^[19]。

明初以后由于盐业所依赖的海水资源衰退，海水变淡，有名无实的灶户数量明显增加。明末清初人谈迁说：“水乡灶户，初制：募民为灶，准免一死，故富民争买灶籍，实非灶也。”^[20]在灶农身份转换的问题上，许多人为了谋取利益钻了政策的空子，由于明代曾规定加入灶籍可获得丁役罪赎等方面的优免，致使有田之家甚至田产较多的富户争相加入，如此则出现大量名为灶户实为耕作户的“水乡灶户”。当然也包括由灶户逐渐演化而成的耕作户。这样的事实起码说明，当时打着灶户的幌子而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隐性农户是大量存在的。因同样位于产盐区，明政府曾规定将水乡灶户与真正的煎盐户一体管理，但其所纳赋税不是食盐，而用稻米就近向煎盐灶户提供口粮。明正统三年，巡抚侍郎周忱“请以灶户去场三十里者为水乡，不及三十里者为滨海，凡水乡丁岁出米六石给滨海之丁代煎”^[21]，这表示在水乡灶户出现的初期，盐场附近的农耕业是附属于制盐业的，滨海经济以制盐业为主体。但后来以涂荡开垦为主的耕作业区片逐渐扩大，实力逐渐强大，起码超出盐场向内地延伸三十里以上的范围，甚至具备了向盐灶户提供口粮的能力，替代了政府拨付的口粮。

农耕业的反客为主引起政府重视，渐采取措施将其纳入国家税收赋役体制，以抵盐课收入之空虚。明正统二十一年，松江知府樊莹“请以荡价抵水乡盐课之半，立荡户，收之余半于各县秋粮加耗，余米代征，而丁尽归有司应民役”^[22]，这是以州县官府名义出资包补盐额不足的开始。至此滨海农耕业所创造的赋税已成为当地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超越了制盐业的主导地位。到了明万历间两浙水乡灶丁约有261794丁，比煎盐卤丁235067丁还要多^[23]，可见明中期以后滩涂农垦化的专业化程度和从业人数都有较大提高。

（四）塘浦泾浜的形成

滨海农耕业对于地貌的塑造作用，主要是对盐业时代所造就的干河网络的进一步细化、完善和充实，使滨海平原水网的人工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支河密度加大，在干支比例和聚落与水道的依存形态上进一步向平原腹地靠拢，也更贴近民众生活的需求。由于早期滨海平原的农业发展以民间力量的参与为主，有些甚至是从盐业中分离出来，所以其对于水网塑造的影响力并不表现在干河方面。

滨海新出露的滩涂，土壤含可溶性盐分较高，要经过一个脱盐的过程，方渐变为适合耕作的熟土。在今天，用现代化手段大量灌水以脱盐是改良滨海盐渍化土壤的重要方式，灌溉的水包括淡水、中水和微咸水，对改善土壤含盐量和PH值的作用要视土壤类型而定。淡水的来源也不是问题，可在现代技术的支撑下大量利用地下水或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的水^[24]。古代在滨海之区拓荒的人们并没有今天的便利条件，但他们创造出根据本地气候和水文情况引蓄潮汐淡水冲洗盐碱土的方法。《分建南汇县志》记：“沿海皆有塘，以捍海水。然夏秋风起，海潮从外护塘港穿水窦，遍达诸港。俄顷，水涨以尺许，其水从东北风至者则淡，可资以溉田。从东南风至者则咸，入田禾稻皆枯。”^[25]南汇距离长江口淡水区较远，海水盐度较高，一般潮水不适合用来灌溉农田，所以海塘内外形成两种水系：塘内河流与黄浦江沟通，潮汐来自长江口淡水；而塘外河流则属于通海的短小潮沟，主要为煮盐业提供原料，故海塘外的农业种植向来艰难。但从上引资料来看，随着淡水区的南移，只要看准风向，塘外之地甚至部分塘内地区借助海潮灌溉依然是可行的。

在南汇滨海乡村的田野考察中，我们了解到，以前在海边开荒种田的人，下雨时把雨水积存在自家挖掘的堰坝或池塘里，积满了排放到田里，浸泡土壤后再排掉，如此反复冲洗以降低土壤的盐分。除了收集雨水，他们还会根据风向判断东海潮水的咸度，将咸度较低的潮水引进田里来洗盐。一般东南风时过来的潮水是不可用的，因为潮水来自南汇嘴以南的外洋，咸味较重。东北风时从长江口过来的水比较淡，则适合用来灌溉给土壤脱盐或者直接浇灌庄稼。只要东北风吹了一两天，顺着通海河道（人们利用自然潮沟开挖而成的引潮通道）上溯的潮水即可接引入田间的小浜沟渠，再排放到田里。虽然长江口来水也有一定的含盐量，但仍然比较适合作物生长。一般经过三四年的反复冲洗，原来盐分较高的土壤就变为熟田了^[26]。

由于人们总是见缝插针地在新冲淤的滩涂上寻找隙地，根据地形开辟出或大或小的田块，所以用于农田灌溉和土壤脱盐的河道一般都比较短小而弯曲，与随机分布的田地和房屋相贴近。这使得滨海平原上河道、农田与聚落三者的结合渐趋紧密，淡水资源以更小的距离贴近人们居住和生产的需要，日益接近平原腹地聚落格局。古代地方志将海塘外通海的众多短小河道称为“洪”或者“洼”，并认为其因“潮水冲击”而“变迁无常”，实际上指的主要是在天然潮沟基础上经过少许人工改造，用于农业引水灌溉的河道。由于靠近高潮线，这种河道的变动较大，但总体上是围绕农田的兴垦而变化。从方志所附的地图看，这类河道数量众多，长度不一，弯曲度大，形成一个充满张力和拓展潜能的区域。乾隆《南汇县新志》记载的“护塘外海边诸水口”有二泐口、翁家港、上海泐、大泐口、南汇嘴、川沙泐、新哨泐、石皮泐、羊叶泐、三灶港、黄家洼、六灶港、一灶洪、二灶洪、四团洪、五团洪、六团洪、杨家洪、凌家洪、三尖嘴、牛趸洼、青蓬港^[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