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使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也使用滞后的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度量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回归结果见表9.3中的模型和。在地市级城市数据中我们不能区分这些支出类型，用全部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衡量政府干预不能够有效识别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的直接机制。滞后的外商投资与政府干预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政府干预显著降低了外资创造就业的能力。
用滞后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_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
为了缓解政府干预与就业弹性之间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引起的估计偏误，我们采取了滞后解释变量的做法，即用1994年与1999年间的财政收入—GDP比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政府干预的度量去解释就业弹性，其余的控制变量都用1994年与1999年两年间所有年份该变量的算术平均值，回归结果见表9.3中的模型（7）和（8）。使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也使用滞后的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度量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回归结果见表9.3中的模型（9）和（10）。当使用了滞后的政府干预指标后，政府干预与就业弹性的双向因果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的确政府干预是降低就业弹性的，但其效应仍然主要体现在间接效应上，而直接效应仍然不显著。政府干预直接降低就业弹性的效应仍旧不显著，可能还是因为地方财政支出中包括了农业支出、行政费用支出、公检法支出与教育支出等非生产性支出，而这些支出相对于基本建设支出来说能够增加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在地市级城市数据中我们不能区分这些支出类型，用全部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衡量政府干预不能够有效识别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的直接机制。滞后的外商投资与政府干预（税收—GDP比值或支出—GDP比值）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政府干预显著降低了外资创造就业的能力。至此我们可以确认，政府干预的确降低了外资创造就业的能力。另外，城市化、人均GDP及其二次项、中部与西部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都没有明显变化。
表9.3 用滞后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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