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导致权钱交易

网易财经:也就是说改革的下一步主要的任务还是放在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您也一直呼吁要素要市场化改革，但是现在政府有很多调控，有很多干预，这对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不是有阻力呢?

刘伟:这不仅是阻力，当然首先是阻力，而且搞不好是个倒退。为什么这么讲呢?这是代价，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要强力干预，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调控、干预都是有成本的。

别的不说，就是在比较发达的市场条件下，在发达经济当中，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话，都不能不面对两个方面的成本。一个成本是经济方面的低效率。因为政府直接投资、直接刺激经济、直接运用行政手段来支配经济活动，那它实际上是意味着绕开了市场。大家都知道，在长期里，市场配置资源要比政府行政配置资源更有效。你现在是因为市场失灵，配置不动，没有办法，政府出手来配置，它可能缓解市场失灵带来的失衡，但是你要付代价，可能要牺牲什么?效率。这是经济上的低效率。

除此之外，政府如果干预太多了，还有政治上的代价。政治上有可能加剧腐败。政府干预经济，特别是干预资源配置，行政权力直接卷入市场，可能出现一种局面，市场上的金钱找政府的行政特权、行政审批权等等去寻租，形成比较广泛的权钱交易，这样的话就很可怕了。形成权钱交易之后带来不光是社会腐败风气败坏堕落，法律和道德方面需要解释和处理的问题增加，社会矛盾增加，更要紧的是在经济上进一步损害效率。

我们可以想象到政府干预的东西一定是稀缺的东西，越是稀缺的东西，往往政府越要去直接控制。政府越是直接控制，金钱可能就越去找政府寻租，搞权钱交易。这样带来一个结果，越稀缺的东西越不是按照效率原则来配置，而是按照腐败指数配置，最后伤害的是整个经济效率和导致社会腐败。

我们是一个市场化水平并不高的国家，或者这么说，我们是处在一个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国家。如果政府干预的时间过久、过多，就不仅仅是政府权力短期干预过多的问题了，它实际上是阻碍了市场化的进程，这样的话，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一种依赖。当我们要退出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化严重滞后，没有一个必要的市场机制替代退出的政府的空间，那就进一步依赖政府的干预。所以政府干预的这些措施，就有可能长期化，甚至制度化。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可能由此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网易财经:这些年政府很强调保增长，但是保增长实际上是单纯的看GDP这样一个数字，尤其是地方政府，而且忽略了像公平、效率其他的东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伟:中国现在经济增长有它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增长速度一般来说不会太发愁。天时，中国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工业化中后期就是工业化没有完成，但是开始了它的加速。

地利是什么呢?中国的地大，地方之间有差异，城乡之间有差异，地区之间有差异，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现在是满打满算，我们统计数据说起来，今年大概47%点几，2009年是46.6%，尽管有人对这个还有质疑，这里面有伪城市化的成份，一亿多进城民工我们是列进来了，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现在是到了加速阶段。我们通常所说的30%到70%，这个期间是进入了加速通道。

中国高速增长的人和。中国在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是把更多的要素逐渐的从行政控制领域转移到市场领域，这个转移程度越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程度越提升，意味着资源配置的水平越高。中国在现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保持比较高的速度并不困难，有着天时、地利和人和这些诸种因素。

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怎么使持续增长更均衡、更有效，也就是我们讲的完成这样一个生产方式的转变。所谓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增长的道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规模的扩大要转变到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升，这才可持续，这是一个。尤其是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如果继续依靠要素投入量规模的扩大，它的不可持续性，对环境、对资源、对各个方面的破坏，我想这是再明显不过了，这个代价非常大，甚至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不发愁速度的，发愁的是如何实现这个速度的方式的选择，实现这个速度你要付怎样的代价，就是效率怎么样，这是一个问题。要保证效率方方面面的，你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鼓励竞争等等。制度安排非常重要，你怎么让社会公众能够公平的分享到增长的好处，这是一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源源不竭的重要方面。收入分配问题，分享增长带来的福利，它的公平性问题，不仅影响到社会公正，同时影响到社会的效率。

城乡之间，产业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形成之后，就使得收入分配的扭曲越来越大，带来不公平的同时，使大家不能公平的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损害社会公平目标，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使得有效需求不足，所以它影响效率。因此我们说分配差距扩大，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同时影响经济增长，现在这个问题已到了高度关注的时候了，所以不要把效率和公平这两个东西看作是天平的两端，好像我牺牲了公平就有效率。

网易财经:它是一体的。

刘伟:它实际上是一个问题，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