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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溢出与政府干预

时间:2022-08-2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一、知识溢出与政府干预如果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环境中,包括科技资源在内的一切资源,都可以根据市场规则实现优化配置,即科技资源的供方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出售”,或提供任意数量的科技产品,而需方则可以以既定的市场价格“买到”任意多的科技产品。市场失效的出现,构成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

一、知识溢出与政府干预

如果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环境中,包括科技资源在内的一切资源,都可以根据市场规则实现优化配置,即科技资源的供方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出售”,或提供任意数量的科技产品,而需方则可以以既定的市场价格“买到”任意多的科技产品。在这种理想的条件下,政府干预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没有任何价值。然而,市场却是不完全的,总存在“失效”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干预。因为科技活动有别于一般的经济活动,它的产出品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科技活动主体无法完全控制,或者独占其努力所带来的好处。在这个意义上,单独依靠市场无法实现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就需要用一些非市场的手段,对市场失效问题进行校正,而各种类型的创新政策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手段。

专栏9-1

美国产业技术办公室战略计划

最近,美国能源部产业技术办公室(OIT)出台了专项科技计划,用以支持高效利用能源的、具有竞争性以及对环境有利的产业技术的开发和利用。通过与其他产业部门合作,OIT将鼓励和帮助产业通过发展技术来解决重大的能源和环境挑战。产业技术办公室的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能源效用提高25%,工业排放减少30%。到2020年,能源效用提高35%,工业排放减少50%。

OIT的战略是针对市场、产业部门和整个国家的需求制定的,且与产业技术办公室的核心价值,运作原理保持一致。其战略要点是:重点在能源和对环境敏感的产业,与产业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推动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进程,运用未来产业战略整合产业和政府资源,利用综合小组完成项目目标,设计灵活和有针对性的计划,加强产业技术办公室人员的教育和培训,监督进展情况和运作情况,施行综合性计划以指导未来规划战略。

为实现其任务,OIT通过调整改进实施产业未来的发展计划,对产业和消费者负责,成为合作关系的推动者,成为与政府、产业以及其他合作伙伴间平衡技术投资的领导者,成为在产业进程系统和技术方面知名联邦政府专家的重要权威来源。同时,OIT也是支持产业技术办公室(OIT)任务的服务和资源网络的权威提供者,帮助美国的其他政府机构采用产业技术办公室(OIT)未来发展模式的重要贡献者。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外中长期科技规划翻译资料》(内部),2003年第7期。

按照Romer的思想,可以用竞争性、非竞争性和独占性、非独占性组成一个2×2矩阵(表9-1)来表示不同商品的特性。(1)知识,作为创新的结果,可以通过秘密或专利形式独占。但是,由于非竞争性,对于那些没有创造知识的人来说,它具有明显的外部性。(2)这意味着创新者不仅无法获得创新努力的全部成果,而且也无法阻止他人从自己的创新活动中受益。创新的这种外部性使得市场失效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失效与外部性和溢出的含义相同。市场失效的出现,构成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

表9-1 知识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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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斯德尔(1985)从政府干预科学技术发展角度,归纳了技术创新政策存在的理由:私人或私人企业从其创新成果中受益有限;它们不能正视这些成果所带来的风险和不测;在科学技术的信息传播中存在社会性障碍;资本市场不完善;(3)避免在科学服务设施中无谓的重复;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引导创新和合理确定产业政策方向。例如,克服“非独占性”问题的政策主要有专利、新产品减税以及针对研究开发支出的免税。在这种环境中,政府干预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塑造全面的生产结构和制度结构,促进自组织式的学习,减少微调需要,减少过细的经济干预。

“技术变革最终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许多国家鼓励创新和发明的政策基础(Rothwell和Zegveld,1981)。这一政策基础实际上与新古典理论和结构主义——演化理论密不可分。Lipsey和Carlaw(1988)对新古典政策和结构主义政策进行比较后,认为新古典模型的特点之一是能够产生唯一均衡,有时会因市场失效而偏离均衡;而结构主义演化模型有所不同,它不包含唯一均衡,所以不能用于设计一套科学的福利最大化的政策体系。如何选择两者在于对经济运行的看法。这样,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方法:新古典方法与演化结构主义的方法。在新古典方法中,各种投入品(劳动、原材料、各种服务和人力资本)通过总生产函数产生经济绩效(国民收入)。其中生产函数的性质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中的技术,但是这些因素都隐藏在黑箱之中,而黑箱只不过是投入产出的转换器而已,其内部结构不为人所知。相比而言,在结构主义方法中,技术(产品图纸和制造产品的过程)都在结构中得以体现,这种结构的内容相当丰富。投入品经过这种结构生产出经济绩效(国民收入及其分配、就业与失业总量等)。政策通过政策结构影响着设施结构、投入和技术,从而间接地改变着经济绩效。

然而,技术创新政策的社会目标具有多元化特点,不易相互协调。一方面,政府渴望通过政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在对各种可供选择的技术进行甄别方面,以及减少技术变革的负面效应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的压力。因为这些技术可能会与就业、环境等问题相关。与此同时,承担不同创新政策职责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常常会存在一些矛盾,例如,一些部门主管激励和支持某些部门的发明和创新,如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另一些部门则负责安全、就业、消费者保护、教育、环境条件、国际贸易、健康等工作。(4)此外,这些设计、制定与贯彻技术创新政策的部门,也会将这些间接的创新责任与其本质使命进行权衡,从而影响技术创新政策的有效性。所以,“要想使技术创新政策满意,可能是相当不容易的”(Rothwell和Zegveld,1981)。也就是由于作出决定的“政治与行政机构的不完善”,政府在对技术创新进行支持和干预的时候,也存在着与“市场失效”类似的可能性。政府对某些开发项目进行资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迫于工业和政府某些“院外活动”的压力,不得不支持某种技术开发和使用,却不计较其成本,也不考虑该项目的可能性。尽管这些问题需要纠正,但是,我们面临的选择是“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治机构……对于引导科学技术成果来说,一个不完善的政治机构的干预在社会上要优于一个不完善的市场机构”(蒂斯德尔,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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