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边界模糊化

图6-5　单位社区用地混合度的变化

首先，仓储用地减少的百分比最多，由51.36%下降到14.69%。除了单位主营项目由仓储批发转移到制药加工的产业结构升级因素外，技术革新导致的建筑形态变化和容积率提高也促进了用地的节省。例如，在改革中将“文革”时期建造并命名的38个巨型“向阳库”集成到了两座现代化的仓储大楼中，用现代物流技术进行管理，极大节约了仓库区的用地。

其次，行政用地下降了15.28%，这可能与国企单位改制后管理模式的调整有关。改革前国企的厂长直接由上级管理部门任命，此外领导班子还由党委、工会等共同组成。而在改革后这些厂级领导机构大多被精简，在新的项目经理负责制的现代管理制度下行政办公用空间和人员编制都得到缩减。

再次，居住用地从5.57%增加到23.61%，体现了从单一生产功能的单位大院到生产、生活功能结合的单位社区的演变过程。这种重视“生产性”设施、忽视“生活性”设施建设的做法，沿袭了20世纪50年代反浪费运动以来单位建设对于“生产性”需求的重视^[2]。

最后，绿地、科研设计等用地从无到有，体现了当代城市规划理念中对绿色空间的关注以及对研发功能的重视。其中，绿地比例的提升尤为明显，从0增长到25.76%，不仅满足了制药过程中的隔离防尘需要，也创造出吸引新型科技人才的优美环境，同时为周边市民的日常休闲活动提供了街边公园。

Mix-used index＝Types of patch×Num of patch（不算在建用地）

6.2.2　用地功能混合化

中国城郊的工业单位，虽然早期曾受到苏联专家影响下“生产区—居住区相对分离”的厂区规划理念影响（French，1995）；但在实践中却根据便利性需要，灵活进行调整，实际上生产区和居住区仍混在一起，并没有完全达到两个功能区分离的效果。

延续在上一章中的测度方法，仍采取用地斑块种类与数量的乘积作为指标衡量混合度。

从同仁堂四个阶段的变化来看，用地斑块的种类丰富，用地混合度不断上升（由1976年的30提高到2006年的128），具体表现为：首先，大面积、单一功能的斑块逐渐碎裂、散布。用地斑块面积的标准化数值的变化表明，大块用地（plot）逐渐被多个零碎的小块用地所取代。尤其是商业服务用地的分散化趋势十分明显，由一个在单位社区中心集中布局福利设施集中区转变为分散布局、功能分异、等级分明的服务用地体系。其次，不同类型用地斑块的布局日趋合理。例如，居住型的斑块周边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绿地或商服用地，而与制药工业相对隔离，避免了污染和噪音干扰。再次，用地斑块之间的界限开始“犬牙交错”。在前两阶段中各类用地的分界线清晰分明，并有围墙而分割；而后两阶段用地分界线基本不连续，呈现复杂模糊特征。计划经济时期，通常用围墙来作为划分功能区界限的途径之一，而目前这些单位社区内部的“墙中墙”已经消失。

6.2.3　社区边界模糊化

在以往对单位社区描述的文献中，通常会提到封闭的围墙、自成体系的交通体统（Walder，1986）。同时，这些研究也注意到，不同类型的单位围合程度不同，例如到访一般的工厂在传达室登记即可，而到访军事机构和政府机关需要核查介绍信、身份证，进行审查后才准许进入（Lu，2005）。

本书采取围墙总长与大门数量之比作为描述围合度指标：

Enclose Index＝Perimeter length/Gate number。

同仁堂单位社区四个阶段的演化显示，单位社区大门的数量由改革前的3个增加到现在的9个，围合度也由703.0m下降到现在的204.1m（图6-6）。大门数量的增多使门禁难以实现改革前严格的盘查和控制，而更多流于“监督”的形式。而围合度的下降也使原有的围墙不再连续，单位社区完整的边界开始变得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