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近悦远来

一、以人为本，近悦远来

纵观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这一思想有着非常丰厚的“人本”底蕴。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最可宝贵的东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¹⁾邓小平同志考虑问题以及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是看“人民拥不拥护”、“人民高不高兴”、“人民答不答应”。他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为了冲破禁锢人的精神枷锁，解放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他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²⁾最近，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又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

先吴古国，由于南方暑湿，近夏痹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疫疾多作，故地广人稀。⁽³⁾据考，在汉武帝以前，江南地区每平方公里平均只有2～3人左右⁽⁴⁾，人口分布密度甚为疏落。由于缺乏足够的劳力，大部分土地尚未得到开发和利用。但吴地人民深爱这片沃土，勤劳勇敢，“断发文身”，“率依阻山泽”⁽⁵⁾，就连巫咸在殷商做了臣相也念念不忘，回到了故土。“阖闾元年，始任贤使能，施恩行惠，以仁义闻于诸侯。”⁽⁶⁾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记有：“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⁷⁾可见，吴地人自古好善乐施，有崇拜名士高人之风，从不排外。支道林（本名支遁）为人好学并喜爱养畜，常与王羲之晤面，知名度很高。他到吴中在支硎山辟道场，举办“八关斋”（即持不杀生、不盗窃等八戒）仪式等活动，都得到吴中人士的支持与配合。支道林曾骑白马在南峰山北休憩，后来吴人就把那里叫白马涧；又曾牵马到城中桥下饮水，吴人又把那里叫饮马桥，并沿称至今。致使各方能人尽皆奔吴，如泰伯、仲雍从中原地区来，伍子胥、黄歇从楚国来，孙武从齐国来……。

（一）“以人为本”强国

公元前12世纪，泰伯、仲雍千里迢迢来至先吴古国，入乡随俗，吴人始而“义之”，继则“敬之”，终则“君而事之”、“从而归之千余家”，“不王而王”。

泰伯生长于陕西周原，黄河文化孕育了他、熏陶了他；创业于江南，吴文化成就了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影响汇聚于一身，使“泰伯文化”带有深刻的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泰伯一生的丰富经历使他有幸体会水乡文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锋与磨合、交流与相融，从而成为沟通中国南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特殊载体和象征。他把周族“敬天裕民”的思想传播到吴地，引导吴人兴修水利、耕种、饲养、学习文化，创建“勾吴”国，使吴地日渐富有。

“泰伯文化”现象的本质，是吴地先人对泰伯这个历史人物的人格魅力的认可，事业魅力的赞许，追求毅力的肯定。千百年来，泰伯深受百姓拥戴。无锡有泰伯墓、泰伯庙，苏州也有泰伯庙及传颂他的泰让桥等，长年受到人民群众的祭拜。可见，老百姓愿意和他同乡，与他同根、同宗、同亲，说明吴地先人胸怀宽广，“容忍比自由还重要”（布尔），“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胡适《容忍与自由》），这里所包含的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与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相一致，是中华伟大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泰伯文化”的实质是“以人为本”、亲民爱民，以至今日“泰伯文化”这朵灿烂、悠久的奇葩依然鲜活（见图8－1）。

图8－1　泰伯木刻像

自公元前584年春（鲁成公七年）寿梦伐郯（今山东郯城北）后，吴国日渐崛起，至吴王阖闾执政时（公元前514年～公元前496年），吴地已富强起来。但吴国之所以能日益富强起来，在世界“轴心期”（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进入“强吴时代”，离不开两个慕名而来的主要人物：

一个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伍子胥（？～公元前484年）。文种曰“吴之所以强者，为有子胥。”⁽⁸⁾

伍子胥家族在楚国很有名，先祖伍举是直言楚庄王有功劳的楚国名臣，其父伍奢是楚太子建的老师。公元前522年，伍子胥因父亲伍奢、兄伍尚及全家100多人被楚平王所杀而避难逃奔吴国，后结识吴公子光并帮助公子光夺得王位，是为吴王阖闾。为使吴国能内可守御，外可应敌，他建议吴王阖闾“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革”，并受命亲自选择吴国都城城址。他“相土尝水”、“象天法地”，最后选定城址，合理规划，建造了阖闾大城，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城。

伍子胥“少好于文，长习于武”，具有雄才大略，文韬武略，勇而多谋，又深得吴王阖闾信任。民间对伍子胥多有好感和同情，因此有了“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了头”的传说。他忠心耿耿帮助吴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使吴国国力达到了鼎盛之势。吴王阖闾去世后，他继续辅佐夫差即位，帮助吴国打败越国。伍子胥分析吴越两国由于自然条件的因素，二者只能存其一，所以他主张一定要灭掉越国。但是吴王夫差自矜功伐，听信伯噽谗言，允许越国保全下来，并将伍子胥赐死。吴国百姓更加怀念国之柱石伍子胥，千百年来江浙一带相传伍子胥死后忠魂不灭化为涛神，端午节即为纪念伍子胥之日（见图8－2）。

图8－2　吴地端午节纪念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伍子胥

第二个是大军事家孙武。孙武与伍子胥共同辅佐吴王，安邦治国，发展军力。公元前506年冬，吴国以孙武、伍子胥为将，出兵伐楚。孙子采取“迂回奔袭、出奇制胜”的战法，溯淮河西上，从淮河平原越过大别山，长驱深入楚境千里，直奔汉水，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重创楚军。接着五战五胜，一举攻陷楚国国都郢。“柏举之战”后，楚国元气大伤，渐渐走向衰落，而吴国的声威则大振，有史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吴国不仅成为南方的强国，而且北方的齐、晋等大国也畏惧吴国。对于孙武的历史功绩，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写道：“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孙武一生事业在吴国展开，死后亦葬在吴国，因此《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把孙武亦称为“吴人也”。

近代英国人马格里爵士是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于1863～1875年先后在上海、苏州和南京创办了中国军事工业（洋炮局与机器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位“洋厂长”（总办），是中国第一个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并具有机械化生产能力的企业。

据上海1885年以来历年的人口统计，公共租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80%以上，华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75%以上。⁽⁹⁾这些移民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来自西方谋求发财的冒险家；二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到上海来寻找发展机会的本国移民。正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移民同居一城，朝夕相处，相濡以沫，共同构建了上海文化。

当今，苏州有370多万“新苏州人”，并以每年40万人的速度增加，其中常住苏州的外籍人士近4万人。仅外来移民人员规范化集中住宿场所就建造了4000多个，建筑面积约500万平方米。苏州相城区黄埭镇建设的相城工业开发区职工招待所有9幢、570个房间、1．9万平方米，可供4000多人居住，入住者每天只需付2元钱的低廉费用。2005年，外籍妈妈在苏州降生了400个洋囡囡。孔夫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在苏州市长长的劳动模范名单中，不仅有台胞，还有张永福等这样的“洋劳模”。人类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大熔炉，共同创造着大同文明。

（二）“以人为本”富民

自秦统一六国后，由于国家对江南行政管辖的加强，推行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经过吴人艰辛的开发，南北文化交流日频，加之气候环境的变迁等，江南社会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东汉，已迅速成为一个颇具特色的经济区，不仅自然资源丰富，人口上升，出现南粮北调，而且手工业显著进步，交通开拓，商业渐兴，至唐宋时期，苏州、杭州已享有“天堂”的美誉。表现有二：

1．亲民爱民，人口迅速增长

古人云：“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东汉时期，荆、扬二州，包括江南人口的增长幅度已呈突飞猛进之势。扬州——庐江、九江、丹阳、豫章、会稽、吴郡共6郡，西汉元始二年人口为3206213人，至东汉永和五年时的人口已上升到4338538人，增长率为26．1%。荆、扬二州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除自然增长外，主要是由于当时长江中、下游一带气候条件较好，物产丰富，吴地太平、社会祥和安全，适合人居；而北方迭遭兵燹之灾，“避乱江南”者多。再是江南垦田多辟，渔猎山伐的经济格局有所改变。特别到东汉末世，有的地方业已成为“沃野万里”的“乐土”。据文献记载：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至乐土，以观时变乎！⁽¹⁰⁾

被汉武帝封为秺侯的金日（公元前134～前86年，字翁叔，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后裔，在明末清初从山东彭城（今江苏徐州）迁到吴县金鸡湖东的斜塘小镇。这批金姓后人在斜塘已传至第13代、40多户，他们的住宅曾经有19座，遍布古镇数百米的老街，至今尚有两三处遗存。1920年，柳亚子曾到过斜塘，并留下了“斜塘烟雨景如何，水阁芦帘对户居，已隔一条衣带水，不同调笑酒家胡”一诗。“胡”正是“胡人”的简称，是对少数民族身份的肯定。

苏南地区唯一侨乡——昆山县“振东侨乡”，有300多华侨齐居于此，这里曾是归国华侨的“理想国”。当时的侨乡犹如一个世外桃源，华侨们在小树围成的村庄里安居乐业。据《昆山县志》记载：“侨乡”建于民国15～17年（1926～1928年）间，为孙中山先生的部分海外归来的广东、福建籍卫士集资所建农场，现存西式楼房、平房19座。至于老祖宗为什么会选中这块宝地作为侨乡，昆山政协港澳台侨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胡明分析，安全占很大因素。当时的归国华侨绝大部分是广东人，那时的广东经济虽然已经发展，但社会风气欠安，很多有钱人家都要买枪看家。相比较而言，苏南地区民风淳朴，“水草丰美”，祥和安全，适合人居。此外，昆山接近上海，交通也很便利。这样的环境，是直到今天都被许多台商看好的绝佳理由。一位举家迁居昆山的台商说，“安全感不仅来自良好的治安，更来自于政府的政策稳定、诚信廉洁、亲商富商、服务到位。”目前，昆山利用台资占全国1／9、占江苏1／4、占苏州1／2，外地人超过本地人。从巫咸归来，到泰伯、伍员、孙武等奔吴，直至当今88岁的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仍在为家乡作贡献，无不佐证吴地“近悦远来”，乃世间乐土。

最近，英国阿尔斯特大学名誉教授理查德·林恩经过近30年和对130个国家的IQ测试，得出了一个令亚洲人感到既惊讶又高兴的结论。他的研究结论是：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他们拥有全世界最高的智商，平均值为105，明显高于欧洲人和其他的人种。林恩认为，中国、日本都属于蒙古人种，是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高智商。当林恩教授提出他的研究成果后，很多人提出了质疑。第一点就是虽然东亚人拥有高于欧洲及美国人的智商，但欧洲人在科学技术研究上要比东亚人更胜一筹，发明也更多。林恩教授认为这是由于东亚人在性格上比欧洲人更循规蹈矩，所以在发明创造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能证明东亚人的智商低于欧洲人。⁽¹¹⁾先吴古国由于多次洪水海浸，被称为“下下”之地，加之远离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中原地区，故吴地人勤劳勇敢、思想比较解放。加之“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至唐宋时期，民间已流传“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

进入清代以后，江南“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¹²⁾，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上海、南通、无锡、苏州等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张謇为了“实业救国”，从1895年起创办了南通大生纱厂、通州师范学院等一批工业、教育、文化事业，还从国外引进了不少技术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吴地人龙腾虎跃，更加重视人才，仅苏州工业园区就建立了8个博士后工作站，聚集了一批海内外富有文化见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创新、文化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卓越人群。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制造业，聚集着飞利浦、三星、日立等世界名企，每平方公里投资额高达14．8亿美元，已成为科技创业者的“新天地”。

2．教民耕作，发展生产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江南地区在民族融合、社会风俗方面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西汉之时，江南被视为“边缘”之地。这里的“越人”、“蛮人”，朝廷对他们所采取的统治方式与中原有别，往往“因俗而治”，“初郡无税”，或“少输租赋”。但到东汉，由于行政管辖加强，“蛮夷率服”，故“增其租税”，与中原划一。加之北人南迁，进一步打破了地区上的畛域，促进了汉族与蛮、越少数民族的交往。过去有所谓“卑薄之域”⁽¹³⁾，“不知礼则”⁽¹⁴⁾的状况，而这时乃“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邦俗从化”⁽¹⁵⁾，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如铁器、牛耕的推广。在今南京等地的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不少铁容器。⁽¹⁶⁾江西出土的铁农具有铲、锄、锸、镬等。⁽¹⁷⁾此时，牛耕作为生产动力已受到重视，东汉政府规定严禁宰牛。第五伦任会稽太守时，“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民初颇恐惧，或祝妄言，伦案之愈急，后遂断绝，百姓以安。”⁽¹⁸⁾据考古资料，今江苏洪泽湖边重岗乡发现《牛耕图》，该图画面布局分上下两组：上为二牛二人犁地图，下为三人播种、耰耢图，说明当时的劳作次序已是牛耕——播种——耰耢了。凡“百姓不知牛耕”的地方，当地官吏往往能“教用犁耕”，⁽¹⁹⁾并采取“官贷耕牛”等措施，以利牛耕的推广。

农业生产力提高促使耕地面积扩大。当时不少地方官吏在扩大耕地面积方面颇有成效，如李忠任丹阳太守，教民垦辟，“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²⁰⁾王景为庐江太守，“垦田倍多”⁽²¹⁾，“教民种桑柘麻苎之属，劝令养蚕织屦”⁽²²⁾，使民得其利。在此同时，兴修水利受到重视。例如：“会稽太守马臻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溉田九千余顷。”⁽²³⁾强调农业必须“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²⁴⁾从考古材料看，江南不少地方已发现厕所，水田遗址中有肥堆，说明重视施肥。

尤当指出的是，江南水乡泽国在东汉时期随着战胜自然的能力增强和耕作技术的改进，粮食产量有显著提高，促进了粮仓建设的发展。考古资料显示，各地出土了大量的陶罐、陶仓等，这是粮食储备增多的反映。据载：东汉安帝永初元年九月，调扬州五郡租米，赡给东郡、济阴、陈留、梁国、下邳、山阳。李贤注曰：“五郡谓九江、丹阳、庐江、吴郡、豫章。扬州领之六郡，会稽最远，盖不调也。⁽²⁵⁾”时隔七年后，即安帝永初七年九月，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²⁶⁾这是江南租米调往江北的明确记录，充分说明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和经济实力已逐渐居于优势地位。

粮食增多，五业兴旺。其中的谷物类包括稻、麦、黍，而“稻”又有籼稻、粳稻、糯稻等多种。豆类，经鉴别有大豆和赤豆两种。瓜果类，有甜瓜、枣、梨、梅等。蔬菜类，有葵、芥菜、姜、藕等。除粮食作物外，经济作物种类亦多，有苎麻、茶叶、生漆、芸苔（油菜）等。此外，养殖业也较发达。江西湖口县在1983年于文桥乡发现一座东汉墓，随葬品中有陶制的马、牛、羊、猪、狗、鸡、鸭等，说明家禽家畜养殖业已很兴旺⁽²⁷⁾，故有所谓“饭稻羹鱼”、“民食鱼稻”之称，充分体现了江南“鱼米之乡”的地域特色。

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的上海元代水利工程遗址——“志丹苑水闸”，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它是已经发现的同类遗址中规模最大、做工最精细、保存最好的一处。史料记载，唐至明代吴淞江及支流淤塞严重，朝廷和当地政府不得不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疏浚河道。元代时任职都水监的上海松江人任仁发曾受命多次疏浚吴淞江，并置石闸、木闸数座，以阻挡和清理潮沙和淤泥。为了建造水闸，使用了大量的原木筑建基础，原木直径一般30厘米左右，长约4米，估算这项工程使用了大约6000根原木。石材的加工相当考究，每块石材大致长120厘米、宽60厘米、厚30厘米，共使用了大约2000块石材。为了加固水闸，在木桩与水闸驳岸之间还用大量的砖瓦块填筑。水闸总面积1500平方米，由闸门、闸墙、底石、夯土等部分组成。整个遗址用工量之大，做工之精，为国内同类遗址所罕见。

2007年初，苏州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全市农村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2000多人中，有1400多名是村级党组织书记。会议把富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任务，把强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举措，把现代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会上还下发了《中共苏州市委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富民强村工作的意见（讨论稿）》和《中共苏州市委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意见（讨论稿）》。通过5到10年的建设，使苏州的新农村能真正成为苏州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让鱼米之乡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相融、相通。

（三）“以人为本”建设现代化

在现代化建设中，江苏通过实施人才战略，构筑人才高地，围绕“努力建设一支包括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干部、科学技术干部和其他战线干部在内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总目标，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在体制创新、政策创新、环境创新上积极探索，大胆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2006年GDP总量超过21548亿元。

浙江提出了“科技兴省”。据统计，2005年省、市、县（区）三级科普经费比2002年翻了一番还多，达到6500余万元，全省年人均科普经费达到1．38元。目前每万名浙江人中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人数比2002年多45人，达255人。2006年GDP总量超过15649亿元。

上海市在人才、科技投入上力度不断加大。2005年，全市用于研究与发展（R＆D）经费支出214亿元，比上年增长25．5%。科技队伍不断壮大，至2005年末，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拥有工程技术人员17．77万人，科技活动人员7．52万人，企业办科技机构479家；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97人，中国工程院院士67人。2006年成为全国首个GDP总量突破万亿元的城市。

目前，上海与江苏、浙江人才数据库已走向一体，联手构筑民企人才高地，联合攻关推进科技创新，跨界合力治污，并已注意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对接和空间布局的协调。

过去许多人把农民工叫做“打工仔”、“打工妹”，而现在更多的人称农民工为“新市民”。拥有2600多万农民工的长三角地区已采取多项措施维护民工权益，让这些为长三角流血流汗的异乡人与吴地的经济建设同行，成为新的吴地人。

吴地（长江三角洲）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大陆”，持续、稳定、协调增长的优良特征不断显现，上海的浦东就是一个例证。

自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综合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昔日的浦东（古代的川沙）原是戌卒屯垦的海疆，历经17年的大开发、大开放、大建设，今日的浦东已成为长江龙头上一颗闪亮的明珠，它完全可与美国纽约的曼哈顿相媲美（见图8－3）。

图8－3　上海浦东夜色

经济上：大力推进产业升级、功能开发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了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区域经济连续17年大大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至2005年，累计吸引合同外资超过16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过108亿美元，经市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64家。同时，累计引进国内大企业总部28家，国内投资项目3600多个，注册资金360多亿元。累计有9000多家国内企业入驻，并以浦东为“窗口”和平台，扩大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国内生产总值由1990年的60亿元，上升到2005年的2100多亿元，增长了30多倍。2005年，工业总产值达4241亿元，其中电子信息、汽车、成套设备等六大重点行业占工业总产值68．1%，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8．2%，以金融保险、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49%。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近30%，2005年达895亿美元，其中外贸出口372亿美元。人口由1990年的138．82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278．53万（含期末登记流动人口93．73万）。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等方面得到了有力的保障和持续的改善。昔日的片片农田已变成高楼林立、交通发达、产业发展、商业繁荣、人气日增的新城区。浦东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巨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至2005年，浦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5500多亿元，重点建设了以浦东国际机场、外高桥港区、上海信息港为核心的功能性、枢纽型重大工程以及一批越江工程、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等市政基础设施，初步形成了融入全市、面向世界、辐射长江三角洲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建设了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上海科技馆、磁浮列车、东方艺术中心等一大批标志性工程，被国内外的一些主要媒体称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

在对外开放上：始终坚持全方位、高起点、宽领域开放，外向型经济的能级和层次迅速提升，并以海纳百川的精神为导向，成为人才流、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汇聚之地。至2005年，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在浦东投资了12000多个项目，《财富》500强企业中有202家在浦东投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有60多家。此外，浦东开发的舞台也吸引了大量的国内企业进驻。随着对内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浦东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目前工作和生活在浦东的外籍人士已达3万多人，每天进出浦东的各类外籍商务人员达2万多人次，每年来浦东旅游观光的境外游客高达55万人。浦东已成为举办各类国际会议、展览和国外政要来访的重要地区。

服务功能上：初步形成立足浦东、辐射全国的综合服务功能。根据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目标定位，浦东扎实推进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和张江高科技园区等四个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其中，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中国唯一一个以金融贸易为主要功能的开发区，集聚了360多家中外金融机构，其中80家外资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占境内的1／2以上，同时建立了证券、期货、人才、产权、钻石等国家级要素市场。外高桥保税区“区港联动”、功能不断增强，经济总量、销售收入、税收总额占国内15家保税区的一半，港区集装箱吞吐量达1272．5万标箱，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的重要口岸和物流枢纽。金桥出口加工区成为上海最重要的外向型制造业基地，200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319．5亿元，销售收入超过1500亿元，在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名列前茅。张江高科技园区已成为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的前沿，微电子产业投资总额占国内的1／2左右，产能约占国内的60%。

一位外商说，我们在上海感受到的不仅是政府的服务到位，更重要的是投资的“一片光明”。上海刚刚开埠时只有26个外国人，但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期已有15万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洋打工”涌入大上海。据劳动部门统计，这些“洋打工”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日本、美国和韩国为最。

上海，已成为全国的上海、世界的上海。在上海，一个被称作“总部经济”的名词正不断升温。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商投资性公司、外资研发中心……这些“总部经济”项目已被明确列为上海吸引外资的新重点。截止2006年底，各类金融机构突破40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83家。此外，在沪的外商投资性公司和外资研发中心的总数也分别达到了105家和140家。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聚集了江、浙、沪三省市的“精英”城市，其中有4个城市进入全国大中城市前十位。“天堂”——苏杭二市为这个都市圈增添了美誉，古都南京为这个都市圈增加了文化底蕴。

众所瞩目的吴地（长三角地区），未来的发展将是和谐和合、以人为本，将是以上海为“核心”（即强化上海核心作用，充分发挥上海作为国内外交通枢纽、长三角地区要素资源配置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以及创新源头的作用，整合利用周边地区的资源优势，增强上海集聚和组织引导能力，以促进区域整体优势的发挥和竞争力提升）、以沿长江、沿杭州湾等6个“发展带”（即优化提升沪宁、沪杭沿线发展带，建设沿长江、沿杭州湾发展带，积极开发沿海发展带，积极培育宁湖杭发展带，引导发展沿太湖生态服务带）为框架的区域联动发展，将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之一、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我国率先跻身世界级城市群的地域。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此乃古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