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参与太庙祭祀程度的加深

二、宗室参与太庙祭祀程度的加深

在执行祭祀的人员中，以负责献酒的三献官最为重要。皇帝出席时，还要亲自担任初献。唐代建立后，太庙祭祀分皇帝亲祭和有司摄事两种形式，皇帝不参加，则由有司摄行其事。《唐六典》记载：“凡国有大祭祀之礼，皇帝亲祭，则太尉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若有司摄事，则太尉为初献，太常卿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170]作为大祀，太庙祭祀的三献也是如此安排的。太尉一般不授人，祭祀中的太尉由他官摄理，司徒和司空也是如此，《旧唐书·职官志》：“武德初，太宗为之，其后亲王拜三公，皆不视事，祭祀则摄者行也。”^[171]

在唐代，参与太庙祭祀的高级官员与其他祭祀无异。太常卿和光禄卿自然不用说，摄三公者也不必是宗室。例如，“睿宗将祠太庙，刑部尚书裴谈摄太尉”。^[172]开元十五年（727），玄宗下敕：“享宗庙，差左右丞相、尚书、嗣王、郡王摄三公行事。若人数不足，通取诸司三品以上长官。”开元二十五年，玄宗再次下敕：“太庙每至五飨之日，应摄三公，令中书门下及丞相、师傅、尚书、御史大夫、嗣王、郡王中拣择德望高者通摄，余司不在差限。”^[173]这两份敕书旨在严格限定摄三公行事者的级别，符合规定级别的朝官和宗亲都在考虑的范围内。

玄宗曾经要求，有司摄行太庙祭祀时，三公必须具备宗亲的身份。在开元二十七年（739）的制书中，玄宗下令：“宗庙致敬，必先于如在；神人所依，无取于非族。其应太庙五享，宜于宗子及嗣王、郡王中拣择有德望者，令摄三公行事。其异姓官，更不须令摄。”^[174]不过，这一政策似乎没有严格执行，至少在安史之乱后是如此。例如，颜真卿“摄祭太庙，以祭器不修言于朝，载坐以诽谤，贬硖州别驾、抚州湖州刺史”。^[175]长庆元年（821），监察御史监祭史路群上奏：“今月九日孟秋，飨太庙。摄太尉国子祭酒韩愈，准式合起今月六日于太庙致斋，今于国子监宿，有违格令。”^[176]这说明在唐后期，非宗亲的朝官依然可以主持太庙常祀。事实上，唐后期太庙祭祀运作的人事安排，反而是按照上引开元二十五年的敕书来进行的。元和四年（809），监察御史刘遵古上奏：“太庙五享摄祭三公等，伏准开元二十五年七月八日敕，每至五飨之日，应摄三公，令中书门下及丞相、师傅、尚书、御史兼嗣、郡王，择德望高者通摄，诸司不在差限者。伏以太庙摄祭公卿，准敕令先差仆射、尚书及师傅等，如无此色官，亦合次差诸司三品。比来吏部因循，不守敕文，用人稍轻。伏请起今年冬季已后，敕吏部准敕差定，如仆射、尚书等阙，即差京师三品职事官充。”这一建议得到了批准。^[177]我们清楚地看到，刘遵古引用的是开元二十五年的敕书，而不是以开元二十七年的制书为依据。

五代时期，太庙祭祀的主事官员也是不受血缘的限制。例如开平三年（909）七月，后梁太祖“命宰臣杨涉赴西都，以孟秋享太庙”。^[178]“西都”是指洛阳，开平元年四月，朱温在开封称帝，“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都。其东都改为西都，仍废京兆府为雍州佑国军节度使”。^[179]后唐同光二年（924），祠部提到：“本朝旧仪，太微宫每年五荐献，其南郊坛每年四祠祭。吏部申奏，请差中书门下摄太尉行事。其太庙及诸郊坛，并吏部差三品已上摄太尉行事。”意见通过后没多久，中书门下上奏：“据太常礼院状，每年太微宫五荐献，南郊坛四祠祭，并宰臣摄太尉行事。唯太庙时祭，独遣庶寮。虽为旧规，虑成阙礼。臣等商量，自此后太庙祠祭，亦望迭差宰臣行事。”奏请得到了认可。^[180]宰臣摄行太庙祭祀提高了这一祭祀主事官员的级别，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影响外臣主持太庙祭祀。

宋朝建立后，没有宗室身份的朝官仍然可以主持太庙祭祀。淳化三年（992），中书门下上奏：“昊天四祭、太庙五飨，望依旧以宰臣摄太尉行事。”太宗表示同意。^[181]在实际运作中，太庙时享常由参知政事摄理太尉之职。例如淳化五年，没有皇室血统的参知政事赵昌言“摄祭太庙”，^[182]参知政事寇准在至道年间摄事太庙。^[183]因为宰臣和执政之外的官员开始主持太庙时享，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书门下上奏：“每岁祀昊天上帝及飨太庙，旧例并宰相及参知政事摄事，近岁多遣他官，虑乖严重之旨，请复举旧例。”这一建议被采纳。^[184]可以看到，朝廷对太庙祭祀的主事者始终只有职级上的考虑，没有血缘上的限制。此后，那些非宗亲的朝官依然能够主持太庙祭祀。例如，景祐四年（1037），礼部侍郎、参知政事盛度“奉敕孟夏荐飨太庙，已受戒誓”后，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以“枢密不差摄行祠事”的故事，要求改命摄祭官，得到了准许。^[185]盛度因故没有摄祭太庙，但是他的事例从一个侧面说明，主事太庙祭祀的资格不受血缘限制。欧阳修有一首诗，题目为《夏享太庙摄事斋宫闻莺寄原甫》，^[186]“原甫”即刘敞。欧阳修担任朝廷重臣，已经是仁宗庆历年间的事情了，他摄祭太庙之事也应发生在这一时期或其后。

从神宗时期开始，太庙祭祀中的太尉都由宗室代摄。熙宁五年（1072），

诏自今奉祠太庙，命宗室使相已上摄事。先是，侍御史知杂事邓绾言：“伏见著令，郊庙大祀，常以宰臣摄太尉受誓致斋，动经累日，中书政事多所废滞。祭祀之礼，于古则专以宗伯治神。于唐则宰相之外，兼用尚书、嗣王、郡王，下至三品以上职事官通摄。而本朝车驾行大礼，亚献、终献亦有以亲王及宗室近亲摄事者。方陛下讲修百度，政府大臣翊赞万机，而又使之奉郊庙四时献享之礼，实恐淹废事务。欲乞明诏有司，凡四时郊庙大祀专使宗室近亲兼使相者摄上公行事。”故有是诏。^[187]

邓绾以祭祀影响政务为由，要求由使相以上的宗室取代宰臣，在郊庙常祀中充任太尉。最后神宗下诏，此后太庙常祀由使相以上的宗室摄太尉行事。我们看到，朝廷没有完全接受邓绾的建议，郊祀仍由宰臣摄太尉行事，看来政务繁忙不是导致这一变化的唯一原因。此举更重要的目的恐怕在于凝聚宗室。因为不断繁衍的宗室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宋神宗于熙宁二年开始推行宗室改革，改进宗室管理制度，裁减宗室恩泽。^[188]在减损宗室实际利益的同时，朝廷又需要抚慰他们。我们在前文已经对熙宁五年开始的太庙应该供奉哪些神主的争论、调整作了论述，并将之归结为君臣对宗室由来的强调。太庙常祀中摄太尉者身份的变化同样发生在熙宁五年，相信这应该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使相以上的宗室人数有限，所以后来朝廷放宽了对摄太尉的宗室的官阶要求。熙宁十年，侍御史周尹上言：“今后宗室使相已上赴太庙大祠行事者，不得临时托疾避免，如违请委大宗正司勘劾取旨。如使相已上员数不多，祠事差摄频数，即乞自节使已上相兼差摄。”这一建议得到了认可。^[189]

到了元丰年间，宗室在皇家宗庙祭祀中的作用进一步扩大，最主要的表现是三献由宗室包办。元丰四年（1081），因为对各项祭祀礼仪的三献人选不满意，详定礼文所上奏：

古者神民不杂，礼刑易制，治礼之官常得以治礼，事神之官常得以事神。故《周官》王与后不亲祭事，则宗伯摄。自汉以来，官不得其职。太尉常郊祀亚献，光禄掌三献。太尉掌兵，今则为三公，光禄本掌宫殿门户，皆非祠官之任。伏请祠祭应摄太尉并以礼部尚书充，如正官阙，则南北郊以中书臣僚摄，太庙以宗室摄，其余及亚献太常卿并以太常礼院主判官摄，其光禄卿并罢终献，仍以太常卿行礼。^[190]

长期以来，皇帝亲行重大祭祀时，皇帝初献，太尉亚献，光禄卿终献；有司摄行重要祭祀时，太尉初献，太常卿亚献，光禄卿终献。在详定礼文所的礼官看来，太尉和光禄卿历史上皆与祭祀无关，因此要求取消光禄卿的终献资格，同时又小心翼翼地保留太尉，只是限定了摄太尉者的身份。针对他们的请求，神宗下诏：

自今南、北郊，差执政官为初献，礼部尚书、侍郎为亚献，太常卿少为终献。诸祠祭，礼部尚书、侍郎、太常卿为初献，太常少卿、礼部、祠部郎中、员外郎为亚献，太常博士为终献。宗庙，亲王、宗室使相、节度使为初献，宗室正任已上为亚献、终献。已上如阙，即递差以次官充。^[191]

比起礼官的建议，神宗更加激进，彻底废除了原先三献由太尉、太常卿和光禄卿行使的框架，代之以新的人选。与其他祭祀不同，太庙祭祀的三献全都由宗室执行，比起熙宁五年（1072）后使相以上的宗室摄太尉行事的情形，宗室与太庙祭祀的关系又进了一步。

在元丰年间，皇后别庙的常祀也由宗室承担。元丰五年（1082），神宗下诏：“自今太庙祠祭：前庙初献，差亲王、宗室使相、节度使、郡王；后庙初献，差宗室节度观察使。岁以序差，不赴，罚俸一月。”^[192]前庙即太庙，后庙即皇后别庙。虽然这里没有提到皇后别庙的亚献和终献人选，根据引文中太庙与皇后别庙对举的情形和下文《政和五礼新仪》的记载，此时皇后别庙的三献官极可能都是宗室成员。

在政和三年（1113）颁布的《政和五礼新仪》中，太庙和皇后别庙依然由宗室负责三献：“太庙、别庙，亲王、宗室使相、节度使并郡王及观察使以上为初献，宗室正（仕）〔任〕以上为亚献、终献。每岁奏告配帝室，以宗室节度使至遥郡防御使为献官。”^[193]在祭祀人选的安排上，太庙与其他祭祀有相当的不同，这显示了它们在性质上的微妙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