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诺族资料

英勇抗暴的自由精神_中国基诺族

第三节　英勇抗暴的自由精神

一、起因和序幕

20世纪40年代初，基诺族人民反抗国民党民族压迫的战斗是滇南边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在1941年11月至1943年4月约一年半的时间里，基诺族人民为了维护民族生存而全民奋起，并联合瑶、哈尼、布朗等民族一道，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军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在实地调查中，不同民族有关人士对基诺族反抗斗争的原因说法不一，这往往与大民族主义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历史有关，但从民族团结的角度讲，不应强调某些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假象，而应看重于其本质原因的探讨。如果说，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可以找到一个基诺族反抗的根本原因的话，那就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残酷剥削压榨以“争取生存”。

关于国民党政府对基诺族压迫剥削的严重状况，在把20世纪40年代与民国初年的状况相比后就十分的明显。这里不妨举巴卡寨（旧称曼卡）的事例为证。70余岁的中等户美约，在民国初年柯树勋统治时期，他家每年只纳1次税，而且多年都有一定数额，一年只纳3个半开（云南地方政府铸的半开银币，2个半开相等于银元1元），但20多年后的1940年王字鹅当车里县长时，一年纳了3次捐税，每次半开20个，这一年共纳半开60个。这是巴卡寨单户纳税的状况，以这个村寨纳税的总额而言，也与单户纳税递增率基本相同。据调查，20世纪20年代初，巴卡寨共有54户，每户3个半开，全村共纳税162个半开。但到了1940年，苛捐杂税如毛，3次正税至少也要缴纳半开3000多个（这时户数又有所增加）。就是说，20年代初至40年代初的20年间，税收竟猛增近20倍。1940年时的谷价是1个半开买50斤，一家纳税60个半开，要卖出3000斤谷，这对刀耕火种的山区原始社会末期的村民说来，就等于端了他的饭碗，因为交纳之后他们就所剩无几了。然而，正税之外又有苛捐杂税，如杀猪1头纳税3.3元，杀牛1头纳税6.6元，水牛则纳税12元（即24个半开），烤酒1坛纳税10个半开，种香蕉1棵纳税1个半开，甚至种几棵茄子、辣椒也要纳税。而国民党的收税官员来聚敛时还得招待食宿，奉送“脚钱”——旅差费，如此等等，这明目繁多的捐税就把处在原始社会农村公社阶段的山区基诺族逼到了死亡线。

国民党的压榨逼得人民走投无路，约590平方千米的基诺山地区怨声载到，零星的反抗事件不断发生。巴亚寨的汉族包税者、烤酒商李某的被杀，曾对基诺族多方压榨的乡长杨安元的小老婆在团丁武装护送下路过基诺山时被打死等，就是基诺族反抗斗争的星星之火。总之，面临绝境的人们心中郁积着愤怒的火焰，整个基诺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只要有一根引火索，反抗斗争就会迅速爆发。但是，这点燃熊熊烈火的引线，又从哪里来呢？

20世纪40年代初的基诺山约有基诺族8000人，共28寨，每个古老村寨一般都有两个传统的长老，他们的职责是维护村社的传统生产和生活，其权利从未超出村社之外，每个村寨也多有分工有所不同的两种巫师，但其职能只是向鬼神祈求丰收和人畜安宁而已，基诺山还有傣族土司任命的叭、鮓、先和国民党委任的保甲长之类，但他们都是对土司和国民党政府负责，这些人更难带头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残暴统治。无论基诺族自己的还是国民党地方政府委任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都无法担负起维护民族生存自由的使命。尽管如此，还是时事造英雄。就在这事关基诺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勤劳勇敢的基诺族中便产生了自己的民族英雄——操腰。这个普通的劳动者高出原有的一切头人、长老、巫师之上，居然以基诺族的领袖自命，这个普通的被压迫者竟然蔑视国民党地方官和傣族土司的权威，主张各民族平等。当然，操腰领导斗争是披着原始宗教的外衣进行的，但是，这个宗教经过他的精心创造后，已同原有以村社为单位的原始宗教有根本不同，所以他竟能将整个基诺族人民动员起来，甚至将山区的瑶族、哈尼族、“本人”和汉族也鼓动起来，一同投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洪流。

操腰创立的一种新的宗教仪式叫“显什多”，这个名字至今仍为人民所熟知，译成汉语即“金子出来领路”或“鸭血拭身浑身发抖的领路人”。说到这一种宗教仪式的来历和发展，也曾有一番曲折的经历。显什多的发端是操腰的伯父门伯，约在1940年的一天，他浑身发抖，夜半敲敲打打，大呼大声说鬼神要他领导整个基诺族，并有一本折叠式汉字小书为证，而他的儿子伯杰的手臂上此时又会现出龙形，据说将来要当“皇帝”。但如此岁月，响应者很少，加上门伯家贫，他便自言本人不能当领导人，于是杀了一条狗，将血涂在门上，以示据绝鬼神让他当领导的意识。结果，一年之内门伯的两个二子相继死去。操腰是门伯的侄子，洞悉伯父家发生的事件的经过，于是以鬼神意志难违为辞，主动继承了伯父的重任，果然，他竟在自己家内浑身发起抖来。相传，操腰还遇到了几件奇怪的事情：他打到了一只白鹇，拨开时在嗉子里发现了约两食指长的金块；他半夜树上护秋时发现野猪一群，一枪打去却渺无影踪；他的一头小黄牛挡住了山间的道路，妇女约漂竟认为它是一只麂子，将它砍死后又发现小牛的胃里有众兽之毛和人的头发。这几件事加在一起使操腰的发抖充满了神秘性，而操腰此时又开口唱了起来。他不但唱了这几件奇事，还说明这是鬼神祖先让他当基诺族领导人指示，并以鬼神任命的大显什自称。这样，正在走投无路的基诺族人民便从操腰的神奇机遇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居然也跟着操腰浑身发抖和唱了起来。先是操腰所在的巴卡寨子的许多人跟着唱，接着是亚诺、巴亚、巴来（旧称曼海）等寨子的人来参加。随着来参加人数的增加，操腰又命人们在巴卡寨边山坡上筑了一座祭坛。这祭坛是个约二十平方米的竹结构茅屋，内中放有高约半米的石头三通，并有大象的板牙一枚，通常的祭祀物品是鸭，不仅三个石头上滴上、抹上鸭血，凡是来祭祀者必将杀鸭子涂血在身上，在经过发抖和唱词仪式后，就算接受洗礼，成为大显什操腰之下的显什。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发动，基诺族的每个村寨基本上都有了起义的骨干——显什。与此同时，操腰在不断进行的祭礼仪式中也提炼出了一首较为系统的纲领性的唱词：

太阳照着基诺族，月亮照着基诺族。

我左手铁一般硬，我右手金一般硬。

基诺族祖先阿嫫腰北指示，汉族的神也指示：

巴卡寨的操腰是基诺族的领袖——“海勒子饶”。

基诺族要走自己的路，遵照祖先阿嫫腰北的道理。

贫人不要悲观，基诺族不要失望，

以后不用人赶的车子自己会开来，满载着衣物来，满载着粮食来，

自己拖着来的东西吃不尽，穿不尽，用不完。

将来不分高低，大家平等，

只要身子一抖，长短高低都会抖平，像簸箕簸米一样，要把糠壳簸下只留下好米。

在操腰的唱词之外，受洗礼的显什也有赞扬操腰的歌词，声称操腰代表造物主阿嫫腰北、祖先特洛子嫫和汉族的鬼神或大官，是基诺族的领导者、阿爹，一定跟他走等。而操腰在站时的誓词中还唱出汉族信奉的神，其中有“观音老母”“九耳天师”“孔明先生”等，一句话，操腰为了显示自己的正义性和权威性，不仅声称自己是基诺族鬼神的代言人，也得到汉族神明的支持，甚至他到巴来活动时经过橄榄坝哈尼族村寨得到的一颗大象板牙，也放到祭坛内作为神物。这样，不仅他代表的神灵与过去巫师长老的不同，而且其祭词和唱腔也与他们的不同了。

操腰唱词堪称战斗的纲领，其主要表现有如下几点：首先，基诺族作为历史上受压迫的小民族，长期以来处在傣族封建土司和中央“皇帝”的统治之下，从无民族平等之说。现在，基诺族中出现了自己的领袖，他公然主张民族平等，要把不平的世界“抖平”，这不能不是一种反对民族压迫，要求民族平等的朦胧的政治纲领。其次，他不是向鬼神祈求一村一户的好生活，而是给整个基诺族指出了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这既代表了在经济上反对国民党剥削的要求，也反映了基诺族人民对未来生活的良好祝愿。再次，操腰创立的神庙和杀鸭滴血祭、边都抖边唱仪式以及各村来祭祀者经过大显什主持的仪式即成为显什的过程就为未来的战斗中奠定了组织基础。总之，操腰为反抗斗争设立的政治、经济和组织上的模式，虽然在许多方面借用了基诺族的神灵，但他披的宗教外衣与巫师、长老相比，已有本质的不同，这正是基诺族人民为反对国民党统治以争取民族生存所需要的。这一切在今天看来是荒诞的，但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基诺族历史上，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可以说，在对基诺族原始宗教进行改造的基础上，糅杂了一些汉族的神灵，结合当前遇到的民族生存问题，通过唱词提出了朦胧的斗争口号，从而把基诺族人民团结和动员起来，正是操腰领导下的基诺族反抗斗争的一个特点。

随着队伍的壮大，并为了把天下都“抖平”，操腰在1941年11月采取了第一次行动。这时，基诺山的稻草刚收割，小勐养坝区的稻子割完后的谷茬尚在，操腰率领着集中在巴卡的百余名显什祭坛后，即奔赴小勐养，然后在想奔赴车里（现在的景洪城），要同敌人去战斗了。操腰事先宣布：战士们不准带火药枪，只带着事先削好的竹篾和弹弓，届时与敌人相遇，经他作法后竹篾就会自动飞向敌人并将其捆起来，然后天降“神刀”将坏人全部杀光。因此，操腰的前面有个叫切苗的，专门背着一个竹篓准备安放天降的“神刀”，此人可谓操腰的警卫，整个战斗的过程中一直在前面为操腰开路。队伍走了一天，夜宿巴漂寨，又有巴亚、司土等寨子的成员前来参战，他们也自然遵从操腰之命，只身带竹篾，而将火药枪丢在巴漂。第二天一早，操腰即率队向小勐养出发，进到傣族村寨曼纳庄、曼嘎千时，这里的傣族请他们吃饭，告诉他们国民党乡政府有枪，基诺族队伍无枪要吃亏，因而主动借给他们火药枪4支以防万一。到了小勐养后反抗者进入佛寺，操腰打开扇子唱起显什多词。不久，小勐养的马保长带着6个“团警”持枪而来，并举枪射击，佛寺的瓦片被打掉一块。据说，马保长等人之所以及时赶到，是因为反抗者在巴漂寨夜宿时有一汉族行商嘲笑他们，因而被打了一个耳光，此人连夜跑到小勐养报告，使得地方早有了准备。操腰见此情景立即作法，并喝了一口挂在颈上酒壶里的酒向敌人喷去。但是，反抗者人人身带的武器——竹篾并未随着作法而飞出起，打弹弓也不能阻止敌人的前进。在双方的交战中，基诺族战士1人负伤，车里县常备队被反抗者用傣族支援的火药枪打死1人、伤1人。马保长冲到佛寺旁，手举七九步枪对准巴卡的阿四连发三枪，但均未发火。这时，阿四迅速冲上去将马保长拖入佛寺。此时，愤怒的反抗者高喊“带刀的操腰快把马保长杀死”。但操腰最终没有举刀杀死马保长。阿四说不要杀他，同时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封信交给马保长，让他转报北京的“皇帝”过目。马保长慑于反抗者的威势，只好接受信件，带着团警退去。操腰亦率领基诺族战士返回巴卡寨。

基诺族在校勐养的初战揭开了战斗的序幕。这是操腰率军首次登上与敌人较量的历史舞台，也是巴卡寨阿四的第一次登场。操腰与阿四都是显什多发祥地巴卡寨人，但从第一次与敌人较量起，他们便各有其不同特点。操腰是反抗者的领袖，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是显什多宗教的创立者，但阿四虽从反抗酝酿起就被操腰委任为督练官，平时组织基诺族战士训练，战时为前线指挥官，但他身体却从来不发抖，不唱也不跳，也就是说，他从来未正式接受操腰的祭坛仪式而成为显什。此人懂汉语，与汉族关系十分密切，正是他事先收罗了汉族的知识分子张国良参加到反抗斗争的行列，并在关键时刻准备了给北京“皇帝”的一封信，人们事后则传说这是给敌人的“战书”。阿四这些行动，无疑给操腰发动的披着浓厚的宗教外衣的反抗斗争增加了政治色彩。

还需指出的是，尽管操腰发动了披着原始宗教的外衣的反抗斗争，也点缀了某些汉族的神灵，但由于要把世界“抖平”的口号过于朦胧，所以有关各民族人士对战争原因的看法就颇有不一。如有些汉族长者认为基诺族反抗的原因是有人要当“车里县长”，想当“皇帝”，而有些傣族人士则说反抗的原因是由于基诺族领袖人物想当“宣慰”，想占领景洪、小勐养等傣族居住的坝区等，说法不一。这些说法，并非全无根据，因为从操腰的唱词中也可以找到类似含糊的内容，但是认真分析之后就可以发现，以上说法并未反映事物的本质。因为基诺族反抗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即反对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残暴压榨以求民族生存。这一点，前述基诺族被剥削压迫的种种事实已是明白无误，不仅如此，即使国民党地方政府对反抗原因的调查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如1943年4月1日云南民政厅长李培天呈龙云——省主席的报告中，就这样明确指出：

攸乐山之土人叛变案，尤以攸乐事件关系国计甚大。原系去秋该县长派委员陈培林率警前往攸乐，两次催镇积谷与催收门户款，而此少产稻谷之攸乐高山土人于青黄不接之际，既无谷填仓，又不胜委员之食供，且不堪旅费（闻每次现金二百元）之勒索，稍不称意，即如捆打，因之土人即托神扶助反抗。陈得寓居之铜匠密告送走，矣何返乃将其杀毙，乘势集众至小勐养，据缅寺，被该地老叭报告到县。该县长刚愎自用，不轸民瘼，即先派团警多人至小勐养，双方开枪，打死团警一人。

国民党云南省政府民政厅长关于基诺族反抗原因和小勐养初战等向省主席的这一文字报告，绝非站在基诺族人民的立场上讲话，所述事实也不一定都正确，但他也确凿无误地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基诺族反抗的原因是为了反抗“不轸民瘼”的车里县长的残酷压榨，以求民族生存，而小勐养的枪声拉开了战斗的序幕。

二、战斗经过与两次和谈

小勐养交战后，国民党车里县长和傣族土司大吃一惊，即积极准备力量，企图扑灭基诺族反抗的火焰。他们探知操腰和阿四所在的巴卡寨是战斗的发祥地，所以在小勐养战后一个多月，经过一番策划，便组织了100余人的队伍向巴卡寨进行试探性进攻。这支队伍由小勐养傣族土司刀师爷（名刀文章）和车里县常备队一头目率领，其中傣族的土司兵——昆罕和背夫约100人、县常备队10余人。据说土司兵中多是刀枪不入的昆罕，所以他们只是扛着铁锤，并未荷枪。他们进至基诺山中的石杆子（汉、傣等族又称此地为石门坎）时，这支以具有巫术或武术者为主体的队伍便停了下来，开始举行繁琐的祭祀仪式。他们在山石上摆了芭蕉和糯米饭、粑粑等，然后念念有词，祈求鬼神保佑他们出师顺利。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其祭神时竟会遭到突然伏击，意想不到的枪声吓得主祭者狼狈而逃，一个敌兵当场被打死。既然祭鬼仪式挽救不了他们的失败，他们又不知反抗者埋伏了多少兵力，只好落荒而逃，退回了小勐养，原来这100余敌兵夜住普希寨（帕尼寨），该寨的群众连夜通知亚诺（龙帕）寨，亚诺寨的群众又立即奔告巴卡寨，巴卡寨的反抗者夜半得到通知就立即出动300余人直奔石杆子埋伏起来，待敌在石杆子祭鬼时，便乘其不备进行了攻击，结果即刻把敌人击溃了。

石杆子的失利震动了车里县长和傣族的召片领，为了镇压基诺族的反抗，他们又积极备战。车里县长王字鹅赶紧向宁洱守备区报告，请求守备区的云南地方部队进剿。车里宣慰也向区内发了布告，布告中把基诺族反抗比之为清代后期西双版纳各族人民起义之“黄头鬼”，而这个“黄头鬼”则被形容为毁灭一切的洪水猛兽，并在这个借口下向所属村寨征兵派粮。当然，基诺族反抗者也了解了敌情，与此同时更积极地进行了备战。

从战斗中心巴卡寨发出的鸡毛火炭信和木刻传遍基诺山寨，也传到哈尼族、瑶族等山寨，再传到百余千米外的勐海的哈尼山区。因而基诺族、瑶族、哈尼族、汉族、布朗族以及“本人”等许多青壮年都集中在巴卡寨，接受操腰主持的显什多的典礼，成为反抗的骨干力量。

在巴卡寨的山间平地上，千余名各族青壮年接受军训，军训的督导官是阿四，而落籍巴卡寨的汉族颜金生负责具体操练，用汉语发布口令。

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基诺族虽然不可能按村寨进行汉族式军事编组，但也因地制宜，在基诺族传统的基础上大致委任了各村的军事首领。各村军事首领名叫“阿朔”，他与其他受过洗礼的显什一起，平时负责备战活动，战时则由他带领战士进行战斗。就是说，反抗者在原始村社基础上形成了军事首领，保证了各个村寨全民皆兵的战斗体制。

许多基诺山寨为备战采取了具体措施，他们储备弹药，修筑防御工事，在密林要隘敷设打击敌人的弯弓、跳签。其中防御措施最好的要算巴卡寨，这里根据村寨的山势挖了战壕，筑了坚固的壁垒式掩体，不仅储备了战时用的火药和铅丸，还把清军遗留的铁炮抬出，在演习时进行了实验，结果声震山谷，大长了军威。

经过多方准备，在次年雨季后的11月末，秋收刚结束，敌人便分东西两路，对反抗者发起了进攻。基诺族战士进行了英勇还击。这次战争的大体过程是这样的：

东线的战斗过程。东线之敌来自小勐仑，其首领是车里县长王字鹅和车里宣慰之弟。王字鹅率领车里县常备队和佛海县常备队100余人，宣慰之弟率土司兵200余人，敌之兵力共300多人。在一个淫雨天的下午，敌人突然包围了反抗者的中心巴卡寨。据说在此之前操腰即预言敌人将从东部勐仑方向来，敌人包围巴卡寨时操腰即手持扇子高唱，激励战士战斗。战斗从下午一直打到半夜，敌人因不熟悉地形伤亡颇多，佛海县常备队一排长也被打死。据车里宣慰的带兵官等回忆，包围巴卡寨时分左（勐海常备队）、中（车里宣慰土司兵）、右（县长王字鹅常备队）三路，直到傍晚才打进村寨，但很快被数百名反抗者伏击，县长王字鹅命令烧房子。巴卡寨的房子大部分被烧，但在敌人点亮火把烧房时，反抗者又在暗处向敌人猛击，打得敌人狼狈不堪，只好在拂晓前仓皇逃遁。天亮后反抗者乘胜追击逃敌，据说追击的反抗战士有1000余人，将县长王字鹅等率领的溃兵包围于洛特寨内，双方相持了两天两夜，敌人的饮水道被基诺族战士封锁，打死取水者多人，吓得敌人不敢白天取水。到第三天拂晓前，敌人便偷偷地向勐仑方向逃去。至此，经三昼夜的战斗，车里县长王字鹅率领的东线敌军对反抗中心巴卡寨的进攻便以失败告终。

此后，以巴卡寨为中心的反抗者还对附近基诺、瑶、哈尼等族地区的敌军发起了进攻。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基诺族发动反抗斗争的一年前，国民党军队便对基诺山东部的瑶、哈尼族和“本人”居住区采取了军事进剿。那时，哈尼、瑶族曾派人来请求援助，因基诺族无统一领导而未成，所以，当基诺族起事后他们便自然结成统一战线。在巴卡寨反击战胜利约一个月，象明区曼岗的基诺族和“本人”持鸡毛火炭信来求援助，于是基诺族出兵200余人与当地反抗者会合，将曼岗之敌包围了三昼夜，数百敌军在反抗者的打击下逃到慢破寨，反抗者又追到慢破寨打了一天，敌军终于失败而逃。就在这次战斗中，汉族（一说是自称“香堂”的彝族）郭兴发带领一支100余人的队伍参加了战斗，此人过去就与基诺反抗者首领阿四等熟悉，所以，在基诺族反抗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巴卡寨的阿四还曾应邀打到勐仑区曼边乡的曼干，这里是哈尼和少部分基诺族居住的村寨。此次是操腰、阿四率百余人参战，将敌人围攻了三昼夜。据说此次敌军死伤颇大，他们曾在一个屋内埋下阵亡的3具士兵的尸体，但第四天该敌在援军的帮助下逃跑。郭兴发在此战斗中的第三天带来80余人参战。

1943年2月初，巴卡寨的阿四率领500名战士赶至50千米外的象明区的仰联、东心湾，与该地的国民党驻军激战了三昼夜。这是应当地瑶、哈尼族群众的来信邀请进行的出击，是东线战斗中巴卡寨的反抗者出击路途最远也是最后一次出击，迫使敌人在夜里沿山间小径逃遁。

西线的战斗经过。与巴亚寨和谈，进攻基诺山西部之敌由国民党云南省政府的地方军队暂编二大队一部和部分土司兵与地霸武装组成约有500人，是在巴卡寨子反击战后。他们首先突然进至毛俄（旧称曼挖），然后诱使该寨的卜拉子引路至洛特（石咀），致使洛特寨很快被敌人占领。巴亚寨战士得到少妞寨（旧称生牛）的通知，至洛特迎敌，因与敌人遭遇有了伤亡而退至杰卓，三天之后敌人即进至巴亚寨附近，双方进行了恶战。敌人进攻巴亚寨时遇到了顽强的阻击，曾反复争夺了三昼夜，敌人死伤甚众。在敌人迫击炮的轰击下，巴亚寨的反抗斗争英雄车阿仍坚持战斗，他东一枪西一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为他装火药的人就有10余人，仍是供不应求，最后在敌人机枪、迫击炮打得无法装换火药时，车阿才离开村寨。敌人占领巴亚寨后虽将房子大部分烧光，但仍不断遭到反抗者的袭击，反抗者还抬来了清军遗留的铁炮，装上火药和铅弹后放了一炮，敌军住房的屋顶被打烂。经过八九天的激战，敌人的补给接济不上，子弹告尽，死伤百余，处境狼狈不堪，于是主动提出了停战和谈的请求。据说在和谈时，驻勐养的暂编二大队长符继恒专程赶来参加，他与营长秋天彩、乡长、地方头目杨安元等人为一方，巴亚寨反抗者代表有布勒塞、安阿等5人。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停战，实施在1943年1月底2月初。

巴亚寨的和谈曾有一番波折过程，结果是长老、头人的主张取得了胜利。在敌人提出谈判之后，巴亚寨反抗者的首领——“阿朔”车阿坚决反对，东线战斗结束后来到巴亚寨子参战的巴卡阿四也坚决反对，他们说巴亚寨停战后敌人必然东上进攻反抗斗争的中心巴卡寨，但是，巴亚寨的长老头人白腊腰等力主和谈，他们说和谈符合巴亚寨700余人大寨子的男女老幼的利益，再战下去人们将无以为生，因而直接派了和谈代表。显然，这次巴亚和谈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局部谈判维护了巴亚一寨的利益，但敌人未并中止对反抗中心巴卡寨的进攻，待敌人弹药补足，敌军便立即决定向巴卡寨进攻，并强拉巴亚寨的民夫去运送弹药粮食，此时，巴亚寨的事起者才发现上了当。

坚决反对巴亚和谈的巴亚反抗英雄车阿和巴卡寨阿四无法阻止巴亚寨长老、头人主和的行动，便毅然离开巴亚寨，回到战斗中心巴卡寨，重新组织迎击即将由巴亚寨东进之敌，并在地势险要的冷尼河设下了埋伏。果然，巴亚和谈不久，敌人备战完毕，立即率队向反抗中心巴卡寨发动进攻。他们洋洋得意，满以为通过与基诺山最大的寨子巴亚的和谈，可以一举攻克基诺山东部的反抗中心巴卡寨。谁知他们进至艰险的冷尼河谷时，突然遭到两岸要隘近千反抗者的伏击，基诺族战士居高临下，火药枪与礌石齐发，对准谷下的敌人猛打，敌人处处挨打，死伤累累。为了突出重围，敌人组织了以班排为单位的突击，又一次被击溃，直到黄昏时才在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从河边迂回冲开一条血路，连夜逃到普细（老帕尼）。据说，由阿四指挥的冷尼河一战缴获的战利品很多，但战后操腰竟命令将敌人的枪械全部毁坏，不准利用缴获的敌人的武器。（这是操腰定下的一条戒令，整个奇异过程中大多如此）。

敌军逃到普细后，又遭千余反抗者包围，双方的冷枪战打了6天6夜。在战斗中阿四曾用火攻的办法打击敌人，起了火的茅草地曾一度烧到敌人的住地附近，给敌人以严重威胁。到了第六天夜间，敌人仓皇溜到亚诺寨，稍事休息后即往巴来逃去。反抗者又奋勇追击到巴来，将敌人包围起来。巴来多丘陵地，茶树丛林，双方在丘陵茶树林中进行了5天冷枪战。据说，约有500人的西线敌军逃到巴来时只剩下200余人，而反抗者则有400多人，当时即有人主张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一部分，但战斗的指挥者操腰未采纳，结果敌人又向橄榄坝方向遁去。至此，以首先进击基诺山西部大寨巴亚并取得停战的有利地位，再攻取反抗者中心巴卡为最终目标的西线敌军，也以失败而告终。

需要指出的是，巴亚和谈后该村寨只剩下10余人跟车阿至冷尼河参战，待围攻逃敌至普细寨时已有50余人参战。西线战斗中反抗者出击最远的一次战斗，是距巴亚寨约100千米的依邦之战，这次战斗中的主力是巴亚寨的100余名战士，此外还有切玛、巴怀、洛科、阿窝绕（曼武）、毛俄等寨参加。这次战斗是应依邦的“本人”、哈尼族的邀请而参战的。据说，战斗十分激烈，瓦房被打得起了火，敌人骑马的军官被击毙，结果将依邦的国民党“老黄狗”（是反抗者对国民党政府军的一种蔑称，当时曾十分流行）打得大败而逃。

敌军第二次进攻巴卡寨与巴卡和谈是1943年4月，有五六百名敌人由勐养出发长驱而入，自西而东直达反抗者的中心所在地巴卡寨。据有关人士说，这支队伍的主力是昆明来的保安营，而没有让土司兵参加。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反抗者退出巴卡寨。刚从普米（么羊）赶到不久的郭兴发未及吃罢饭即投入战斗，他利用地势和树木掩护，连连向敌人射击，终被敌人的机枪击中，次日拂晓去世。而敌人占领巴卡寨后，即采用“抚”重于“剿”的办法，主动向反抗者喊话，请其派代表来和谈。

由于连年的战斗未进行正常生产和敌人烧掠带来严重饥荒，许多村寨的战士已经返回到自己的寨子，不愿再战；因为不断地战斗，使得火药、铅丸缺乏也难于继续坚持，巴卡寨的长老头人普鲁养等老人认真研究了与敌人和谈的办法和问题。在敌人占领巴卡寨后，反抗者的领袖操腰、阿四等都不再反对和谈，操腰已不再举行仪式扇动神扇鼓动战士去战斗，（据操腰的警卫和好友说，敌占巴卡寨后操腰即进入山间草棚，很少露面了）。这时，在巴卡寨长老们的支持下，阿四的母亲杨二妹等便开始与对方接触。据基诺族和其他民族的老人们反复回忆后核定，敌军在巴卡寨大约驻扎了3个月，双方谈判的接触早已完成，因等待新任的车里县长李毓芳亲自出席仪式而拖延了许多时日。车里县长到后，在巴卡寨西门口举行了和谈仪式，基诺族方面的代表是普鲁养、白操纳干、金科等6人。当时，车里县长说：“操腰、阿四是你们的首领，把他们请来嘛！”反抗者代表回答：“他们进入山林难于找到，巴卡寨的6位代表可以全权决定和谈事宜。”车里县长软硬兼施地说：“鬼叫你们乱的，你们扇扇子，发抖，要当官，结果双方都打死了人，不生产还要饿死人，以后双方停战和好，不要打了。”反抗者代表金科说：“是鬼神叫我们打仗的，你们不打我们也不打了。”李毓芳令人写了汉文和傣文的停战书，让随行的汉、傣人员念了一遍，就宣布和谈成功。此后，国民党军队仍在巴卡寨住了数日，才向易武方向开去。其时间约在1943年6月末7月初。

三、战斗的胜利、特点和影响

1941年11月～1943年4月，基诺族为了民族生存而进行的战斗，不仅是基诺族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个重大事件，也在滇南边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次反抗斗争是边疆少数民族反抗国民党地方政府残酷压榨剥削，为保卫民族生存而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战斗，其正义性是没有疑义的。不过，这次起义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呢？又对停战和谈怎样评价的呢？其历史意义和特点又是怎样呢？却是不能不加以回答的问题。

纵观一年半的战斗过程，从基本上来讲，这次基诺族全民反抗斗争是胜利了。其表现和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军事上看，基诺族以落后的原始武器和组织形式，同具有现代优良武器和正规军事组织的敌人对阵时，竟在一些主要战斗中把敌人打得大败而逃，基诺族起义军应邀出击百里之外，也把敌人打得大败逃遁，这不能不是军事胜利的一种表现。从敌我伤亡的数字作比较，反抗者阵亡约20余人，而敌军被打死者至少200人，大致是1∶10，这也应该是军事胜利的一个标志。武器装备和组织形式都落后的少数民族反抗者之所以能战胜装备先进的强敌，与他们充分利用了山区原始森林的地形地势，机动灵活地各自为战和及时星夜飞报敌情等是密切相关的。但从根本上来讲，这次战斗取得军事胜利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这是一次全民性的民族正义战争。

基诺族反抗斗争的战斗过程也反映了原始民族武装反抗的某些特点。如作为战斗序幕的小勐养之战，基诺族领袖竟命令战士放弃火药枪，只带着弹弓和竹篾，希望通过原始宗教的法术祭起竹篾捆杀敌人。自然，这是行不通的，但是经过吃一堑长一智之后，祭祀竹篾捆扎敌人之法不再重演了，这自然是一种进步，但基诺族领袖仍禁止使用缴获的敌人的先进武器，而一律毁坏。今天看来，这种原始民族对传统意识和宗教信条的固守性是有些令人难以想象的，但从中也可看到原始民族对敌人的一切都同仇敌忾的精神。又如，无论是在基诺山的战斗，还是应邀对友邻民族地区之敌的出击，所有的战斗都未超过击溃战，其最终目的不过是把敌人赶走而已，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反抗领袖们也从无全歼入侵之敌的计划，更谈不上打歼灭战的组织准备。这既反映了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基诺族的历史局限性，也反映了基诺族反抗是为了维护民族生存而绝无对外扩张的意图。

其次，从政治上讲，这也是一次胜利的斗争。如果说巴亚寨的和谈反映了村社本位主义倾向，曾给敌人的各个击破提供了可能性，是一种错误行为的话，那么，巴卡寨的和谈虽然也是一种妥协，但却是形势使然。特别是新上任的车里县长屈尊到反抗中心巴卡寨与反抗者代表谈判，正说明基诺族反抗斗争打痛了敌人，使敌人自己觉得理屈，最后对等谈判，这本身就是政治胜利的一种表现。而新县长的上任正是残酷压榨基诺族的贪官王字鹅被撤职的结果。因此，新县长上任与旧县长被撤职一事，既是国民党宣布了自己在基诺族反抗中政治和道义的失败，同时也宣布了基诺族反抗在政治和道义的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基诺族反抗斗争不仅直接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官吏，而且还震动了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引起了云南地方系统和国民党中央系统的矛盾。根据当时云南地方资料的明确记录和前笔者（杜玉亭）实地调查，基诺族反抗民族压迫斗争不久，进驻西双版纳的国民党中央系统的93师来不及进入基诺山镇压基诺族反抗，直接参与镇压基诺族反抗的是云南地方部队，但一旦几次镇压行动都遭到失败，起义的火种反而蔓延到西双版纳的广大山区时，国民党中央系统的93师师长吕国铨才来了个先发制人，先把车里县长王字鹅关押起来，然后以“指挥官”的名义给云南省政府主席发了这样的电报：

查车里县长王字鹅，前因苛抽，屡激民变，现已离职。在即下不顾大敌压境，竟纷派人至各乡，监索巨款现金，声言若不立交，即令驻军痛剿，致乡民畏惧，四散逃匿，军米无着，影响抗战。除将该县长暂行监视及分报行营参谋团外，谨电乞示遵。

云南省主席得到这个来自抗日前线的“指挥官”吕国铨的密电后，对这个中央系统来电者的“隶属何部”竟“无案可稽”，这个来电无疑是对云南地方系统的一个打击。因为车里县长王字鹅肆行压榨激起基诺族反抗的过程，他们是早已知之，并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经省政府议决给王字鹅以“办事不力调省”的台阶，敷衍马虎了之。云南地方政府系统之所以对激起“民变”的贪官王字鹅如此回护，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恶习是分不开的，但这也反映了云南地方政府系统对中央系统的顾忌。谁知中央系统的驻军首领竟不顾云南地方系统的体面，对关押车里县长王字鹅的办法提出了异议，并在具体罗列了王字鹅的种种恶迹后，以“军米无着，影响抗战”的大罪给王字鹅定了案，同时，也给云南地方政府将了一个军。最后，云南省政府无奈，只好顺水推舟，声言王字鹅有“种种不法”，“经本政府委员会议决补行撤职，咨交绥署军法处讯办在案”。

就是说，云南地方势力终于屈从于中央系统的压力，将贪官王字鹅撤职查办。佛海的驻军首领吕国铨之所以公然将车里县长关押，并向云南省府电陈王字鹅的罪状，最后逼得云南省府主席将王字鹅撤职查办，并非国民党中央系统的主持正义，实际上是国民党中央系统和云南地方系统内部矛盾的一种反应，这种内部矛盾也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基诺族反抗斗争的政治胜利。

基诺族反抗斗争表现在政治上的另一方面的特点，是其领导虽提出了一个朦胧的要求民族平等的纲领，但和汉族农民起义相对比，在反抗之前和战斗中它既未提出建立一个农民起义政权的纲领，更谈不上见诸行动。换言之，原始村社时代的基诺族反抗斗争尚未具备建立政权的历史条件。此外，反抗斗争的领袖在发动反抗之处曾沿用清末农民起义的一个口号——“吃鸡不剥皮，杀汉不杀夷，”而且也确实曾杀了区内几个汉族商人和工匠，但反抗初期流行的这个口号，事后很快得到纠正，因而又有不少汉族群众参加到了反抗的行列。这面民族旗帜的狭隘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长期处在被压迫中的基诺族对大民族主义的一种反抗行为和心理。

再次，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观点上看，基诺族反抗斗争亦是得到胜利的。如果单从战争带来的破坏讲，不能说不严重，比如好几个寨子被烧，许多牛、羊、猪被杀，特别是敌人的进攻时间选在收割前后，不仅直接影响了收获，而且有的村寨的仓库也被敌人吃光、烧光，故战争曾给大多数村寨带来了严重的饥荒，外逃乞食和病饿而死者数以千计。这些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反抗之后的三年内，国民党政府慑于基诺族反抗斗争的严重局势而不敢在基诺山收税派款，更不敢在基诺族中抓兵，这与反抗前的苛税和抓兵逼得人们走投无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根本上看来，这恰恰是反抗斗争所取得的经济上的重大胜利。可以想见，如果基诺族不进行反抗，如狼似虎的国民党地方政府的贪官污吏再对基诺族压榨两年，那么，基诺族照样妻离子散、倾家荡产，不仅大多数人难于生活下去，流亡死难者将会更多，而且整个基诺族将面临毁灭的绝境。那时，所付出的代价将更加不堪设想。事实上，正由于反抗后敌人三年不再来盘剥干扰，基诺族村社经济得到恢复，外逃者才能够返回家园。就是说，即使从社会经济上看，反抗的结果使得基诺族村社的基础得以继续保持，这对基诺族的生存和发展也是有着深远而重要的意义的。

只是指出“抖平”天下后衣食之源自天而降的神奇的憧憬，而并无汉族农民起义中“打富济平”一类的经济口号，这也反映了处在原始村社时代的基诺族反抗斗争表现在经济方面的特点。这种经济口号如同军事上的竹篾祭起后会自动捆杀人一样，其历史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正是在这种充满美好憧憬的仪式唱词的影响下，许多村寨的反抗者疏忽了生产而等待着天赐的衣食，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重了战后的饥荒，而有的村寨如基诺山腹地的巴朵、么卓（旧窝庄）等寨子，他们在反抗中较少忽视生产，所以战后并无一人饿死。

总之，即使基诺族反抗斗争有其必然的历史局限性，但无论从其军事、政治和经济的结果看都给敌人以沉痛的打击，从而以自己的胜利保卫了民族的生存。历史已经证明，这次反抗斗争对基诺族的生存和发展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基诺族反抗斗争的重大意义之一是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团结。基诺族反抗斗争这一提法，只是针对战斗的中心和发祥地而言的，其实这次反抗是包括基诺、哈尼、瑶、汉、布朗等各族人民共同参加的一次斗争。这次反抗的主要原因是山区少数民族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压榨，各族反抗者有了这个基础才能相互支援，此起彼应，给国民党地方政权以沉重打击。因此，这一反抗本身就是各民族团结战斗的一次胜利。需要说明的是，基诺山附近的有些民族早在基诺族反抗斗争前就开始有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在巴卡和谈之后，有些民族还继续与国民党政府进行着斗争，但只有基诺族的英雄操腰创立了显什多的仪式之后，各族人民的斗争才形成一股壮观的洪流。这也说明基诺族在反抗斗争中是居于中心地位的。反抗斗争也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激发了各民族的爱国主义，反抗斗争后期日本飞机轰炸车里和边境时，边境线的反抗者又枪口对外，参加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祖国的行列之中。

迎接领导嘉宾　　　摄影者：张　云

村落——巴亚中寨　　　摄影者：李植森

基诺族反抗斗争影响的最为深远处是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发展，增强了基诺族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千百年来，基诺族处于封建大民族主义的压迫统治之下，被视为低下的侍从或奴隶，又由于统治者的分而治之，他们终生的活动范围就在土生土长的村社小天地里，所以，历来不曾有一个政治人物把基诺族统一起来。但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基诺族竟涌现出一批英雄和领袖人物，如操腰这位以鬼神指示自命的领袖不仅高出昔日的一切长老、头人之上，而且他还敢于与封建大民族主义统治者争平等，领导着人民把拥有现代武装的敌人打得大败，逼得云南省政府不得不把横征暴敛的车里县长撤职查办，新上任县长只好屈尊到反抗者所在地和谈，加上巴卡阿四、巴亚车阿等许多英雄人物的生动业绩，在振奋基诺族的民族英雄精神、焕发他们的民族意识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基诺族人民对反抗斗争的领袖操腰的历史局限从不苛求，即使一些神奇的诺言从来不曾实现过，甚至带来了不良后果，但人们并不去循名责实，而且许多基诺族战士至今仍把他视为洞察未来的神人。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正是如此，由于操腰领导的这次反抗斗争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拯救了基诺族，保卫和发展了基诺族的历史和光荣传统。不难设想，在国民党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和“老黄狗”的狼吞虎咽之下，如果不是操腰领导的全民大反抗，基诺族的历史面貌很可能就不像今天这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