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伦春族现在有多少人

第一节　商贸交往

17世纪以前，鄂伦春族所从事的是自给自足的渔猎经济，在鄂伦春族社会内部只有自然分工而没有形成社会分工，因此还没有产生交易。17世纪以后，迁到黑龙江南岸的鄂伦春族，随着与满、汉、达斡尔族以及游牧民族的广泛接触，才逐渐产生了交易。有了交易，随之输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猎产品因此有了剩余，交易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楚勒罕”交易

清朝政府统一了黑龙江各渔猎部落之后，为加强其统治，曾实行严格的纳贡制，规定“布特哈无问官兵散户，身足五尺者，岁纳貂皮一张，定制也”^[1]。因此猎户们必在每年的5月，驮载着一年猎获的貂皮来到纳贡互市地“楚勒罕”贡貂。纳贡时要由清廷官员挑选，选中征收后，给纳貂者一些布匹、衣服或者银两等，作为赏赐。这种赏赐尽管不算是一种商品交换，但也能满足人们的一部分生活需要。在“楚勒罕”上，“将军选贡貂皮后，始听交通，凡二十余日”^[2]，这才是商品交易的开始。这时，来自各地的鄂伦春族猎户们，可将未入选的貂皮及猞猁、水獭、狐狸、灰鼠、黄鼠、鼬等各种细毛皮张拿出来进行交易，并换回所需的弹药、刀斧、锅盆、粮食、食盐、布匹、鞍具、针线等生产生活用品，这种交换是极不等的，不论是商人或者官员，无不是愚弄、欺诈或低价逼卖普通鄂伦春族人的。据记载：“康熙初，易一铁锅必随铁锅大小布貂于内满乃己，今且以一貂易两锅矣。易一马必出数十貂，今不过十貂而已，马良者乃十四五亦不以上貂易也。”^[3]可见其欺诈剥削之残酷。在“楚勒罕”互市的，是被编入旗的“摩凌阿鄂伦春”，而散居各地的“雅发罕鄂伦春”贡貂交易，则由“谙达岁以貂至其境”^[4]。最初，这些谙达只是负责征收贡貂，并代表清廷发放赏赐品。后来他们经常携带鄂伦春族猎民急需的物品进入山中，以谋取利益。谙达有满人、汉人，但多为达斡尔人，这些谙达对鄂伦春族猎人的剥削极为残酷。猎人们“所捕貂皮，辄为谙达诸人以微物易去，肆意欺凌，不啼奴畜”^[5]，称“雅发罕鄂伦春”族的进贡采取另一种办法，即所谓“五员”到各分管区征收。康熙三十年（1691年），规定“雅发罕鄂伦春，牵有布特哈官五员分治，三岁一易，号曰谙达”^[6]。“谙达”的任期为三年，这三年对每一个谙达来说都是能发横财的极好之机。他们“一员”管一“路”。这样，东布特哈只设有一“路”，由“一员”管理，西布特哈有四“路”，由“四员”管理。这五路均有海拉尔、库玛尔路等固定的“伊萨贝”（训导）的地点。散居在兴安山地、西部地区的鄂伦春族要到官员指定的“贡市”和“互市”去交贡，并参加交换活动^[7]。

“谙达”收缴贡品分等级征收。分一等、二等、好三等、寻常三等共四种等级。这是官府为刺激猎民对交贡积极性而采取的具体措施。等级好的足数收，其余的次等品用银元买。“若雅发罕鄂伦春不然，其所纳皮张较胜别部，故一等足额，入其余一等，二等所余，入余好三等，而皆按照定价，由库给银，以酬其所余之数”^[8]。这为官方谙达在“贡市”上搞私下买卖活动提供了机会。

官方谙达，鄂伦春族语叫“阿尔班谙达”，他们代表官府征收供品，充当发给“赏赐品”的特使。猎民们按规定完成交贡任务的发“赏赐品”。采取“阿贴”（意即马驮）的形式，这实际上是有偿贸易。从事“贡市”活动中，“阿尔班”谙达觉察到了鄂伦春族对商品交换是一无所知的门外汉，他们以官吏的身份，开始在私下大搞买卖活动。“阿尔班”官方谙达征收貂皮时，以官吏的身份出现在“贡市”上，私下带猎民需要的粮食、布匹、烟酒及弹药等交易物资，同鄂伦春族猎民和其他牧民交易上，以商人的身份出现在“互市”上。这样，在兴安山地东部鄂伦春族为对象设置的“楚勒罕”和西部的各“伊萨贝”点，变成具有双重内容的交易场所。“阿尔班”谙达变成了双重身份的人——官吏兼商人^[9]。“阿尔班”官方谙达在征收进贡物品的过程中，从中作弊，乘机敲诈、欺上瞒下，大发横财，交贡物资不如数交上，官府赐给猎民的“赏赐”物资又不全发给，扣留一部分归己有。这种行为激起鄂伦春族猎民对朝廷的极大不满^[10]，由于鄂伦春等渔猎民族的强烈抗议和斗争，清朝政府为了继续和巩固其统治并收买民心，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被迫宣布取消谙达制度，长达二百年的“贡貂”制度也一同被取消。

（一）鄂伦春族人与私人谙达之间商品交换关系

到19世纪末，“阿尔班”官方谙达被取消，由私人谙达取代官方谙达。这些商人鄂伦春族总称“谙达”（安达），为鄂伦春族语“好朋友”之意。然而，被鄂伦春族人称之为好朋友的“谙达”，却如此坑害鄂伦春族人。私人谙达不同于官方“阿尔班谙达”，他们都有一定的包揽户，一般一个谙达有一到三户，个别的把居住在一条小河流域的鄂伦春族猎户全部包揽过来^[11]。谙达在一年内两次定期进山，一次是解冻前，再一次是夏季的鹿茸期。凡是能进大轱辘车的地方，用大轱辘车拉交换的物质，不能进车的地方，用马驮入山。入山后自己的商品给包揽户，以马驮互换。鹿茸期入山，换取鹿茸和鹿胎等药材。冬天入山，主要换取细毛皮张“阿贴”^[12]为互换手段，交换双方从不计价，谙达把用一匹马驮来的物品交给包揽户，不计其商品价值。猎民把半年内打到的全部猎物交给谙达。第二次入山，在用一匹马驮载商品，然后把猎民半年所猎到的全部猎产品驮走。唯利是图的谙达，为了一个“阿贴”换取更多的猎产品，互相开展争夺强猎手的竞争。在争夺猎手的斗争中，出现了“斡贝谙达”和“阿娇儒谙达”。“斡贝谙达”是指计价商人，是从不计价谙达中分化出来的。猎区的市场已由各个谙达分割完毕，猎手都有主人。在谙达内部有大资本的，改变榨取方法，取消“阿贴”，采取计价，这种商人鄂伦春语叫“斡贝谙达”^[13]。为了以少量的交换品换取更多猎产品进行竞争，出现一个谙达霸占一个猎民户数代的现象，鄂伦春语叫“阿娇儒谙达”，语义是先辈延续下来的谙达之意。“阿娇儒谙达”是以债务为手段控制一代又一代的，如果上代有债务，他死了第二代要还债，第二代人死了，债务要第三代人还。如此以层层清债的办法，使一家数代人依附于自己，禁止和别的谙达做交易。不管官方经营还是私人谙达，其交换的目的都不是通过商品交换真诚地帮助鄂伦春族发展经济，而是使鄂伦春族依附于自己，变成自己的掠夺对象和债务者。

（二）早期与达斡尔“谙达”的交易

在清朝时期，鄂伦春族人早期同达斡尔“谙达”有交换关系。“鄂伦春族人最早是到嫩江（墨尔根）一带，同达斡尔族的“谙达”进行交易。当时的集市称为“乌洛库”（有人说“乌洛库”是地名在尼尔基一带）”。每年10月在嫩江以南的讷河，举行“乌洛库”集市。因为路途遥远，所以呼玛河一带的鄂伦春族人要提前一个月动身，到这个集市上换回一年所需的物品。届时，达斡尔族的“谙达”用粮食、布匹和其他商品换取鄂伦春族人的物品。达斡尔族的官员来到这里收缴貂皮，了解猎民生活情况，监督交易。鄂伦春族人受尽了“谙达”的剥削，头一年欠一张灰鼠皮，第二年就要还十张。鄂伦春族人不堪忍受，清末曾上书朝廷，诉说“谙达的欺骗和压榨，所以之后就结束了同达斡尔‘谙达’的交易关系”^[14]。

（三）同俄国商人的交易

鄂伦春族人同“达斡尔谙达”交易断绝后，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俄国商人就取代了他们的地位。“当时在呼玛金山镇对岸一带有俄国人居住。从清朝末年到1918年以前，中俄两国边民可自由来往。鄂伦春族人可以去黑龙江以北地区打猎和居住。俄国的“谙达”或者商人也可到我国境内同鄂伦春族人交易。那时一户鄂伦春族猎民常常同两三个俄国人结成“谙达”。鄂伦春族人为了交易，一年去俄国近处三四次，远处一两次。鄂伦春族人到黑龙江边招呼他们，俄国人就把鄂伦春族人用船摆渡过去。每年秋季，大马哈鱼汛期过后，俄国人到鄂伦春族地区来一次，冬季又乘坐马爬犁来往。鄂伦春族人去江北，有时结伙几个人一起去，有时单独去。毛皮卖给商人，兽肉卖给普通居民。鄂伦春族人用细毛皮货（灰鼠、猞猁、狐狸等的毛皮）、狍皮制品（手套、皮裤等）、桦皮制品（篓、盒、盆、碗）、兽肉、鱼（主要是大马哈鱼）等换回俄国人的粮食、枪支（别拉弹克枪、连珠枪）、铅、弹药、布匹、毛衣、酒、油、盐等生产和生活资料。鄂伦春族人还向他们买过马匹，主要是物物交换，但也有换俄国卢布后，再用卢布去买物品的^[15]。

清朝末年在边境上设立了关卡，对鄂伦春族人出境交易的猎物，皆有定价，按十分之一抽税，并且不准珍贵毛皮和药材出口，但有暗中偷着交易的^[16]。

除了俄国商人以外，当时在黑龙江畔的呼玛金山镇等地还有满人和汉人开设的商店，有时鄂伦春族人也到那里去进行交易。三道卡以南的鄂伦春族人和嫩江一代的满人做交易。倭勒河一带正处于中间地带，有时同俄国人交易，有时同满人交易。十月革命后，黑龙江两岸边民之间的往来中断，鄂伦春族人与俄国人的交易就结束了。据说只有欧浦的秋林公司，是俄国商人留在那里办的，它继续经营着对鄂伦春族人的交易，直到1939年。

（四）同汉族“谙达”的交易

在清末民国初年，鄂伦春族地区的汉族商人很少，但是汉族的淘金和放木排的工人源源不断地来到这个地区。淘金和伐木工人所需的粮食都是从黑龙江边运来的。鄂伦春族猎人出远围需要一定数量的粮食，所以就用猎获品，同金矿、林木经营者去换粮食。经过多次物物交换，双方建立了朋友关系。当时有些居住在河流沿岸的汉人，多准备粮食、食盐、火柴、铅、火药、铜炮等物品同鄂伦春族猎民交易。由于已经熟悉，当猎民需要上述物品时，就先借给或者赊给他们，等出猎回来后，转卖给一些坐商，以低于牌价的价格收购鄂伦春族人的毛皮。后来，鄂伦春族人知道直接将猎物拿到坐商那里出售价格较高。所以，鄂伦春族人与这些金矿、林木经营者的交易逐渐减少了。一些商人为了控制鄂伦春族人的交易，也用赊账的办法，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赊给鄂伦春族猎人，猎人打到猎物后送到商人那里还债。

私商分为行商和坐商两种。行商也叫“跑老客”。他们经常一两个人背着或用马驮着一些日用必需品入山，换取鄂伦春族的猎品。这些人供应鄂伦春族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为了防止猎民私自出售猎品，经常在打皮子的季节和猎民一起出猎。行商中，有的资本雄厚了，逐渐变成为坐商。

“坐商”即在固定的村镇开设店铺、商号。以鄂伦春族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来换取大量的、价值极高的猎产品。民国初年，如呼玛县的金山镇、欧浦等开设有商铺，如东升和、义和福、福兴昌三家坐商，都是为与鄂伦春族人交易而建的，他们基本控制了与鄂伦春族人交易的市场。再如毕拉尔路，在1900年“庚子”事变前，奇克、车陆等沿江地区，原来只有几十户鄂伦春族人居住。而到民国年间，在这些地方则设立起义东升、田福祥、祥记等十余家商号，这些商号多是因与鄂伦春族人交易发达起来的，并未继续为鄂伦春人交易而扩建起来。鄂伦春族人与私商交易，仍然是不等价的，因此，在与这些奸商们的交往中，饱受剥削、掠夺和欺辱之苦。鄂伦春族人进行交易，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并不追求积蓄，并不了解市场的行情，不知道一些贵重猎物的价值，计价时往往心中无数，加上不懂或者不好意思讨价还价，奸商们抓住鄂伦春族人的这些弱点，便任意定夺交易价格，压低收购价，提高出售价。比如：一张黄鼬皮只换一碗食盐，几张貂皮才换一把斧子，一张好鹿皮也只能卖百元左右，商品价格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由于交换的价格极不合理，使大量的猎产品被奸商掠走，致使许多鄂伦春族猎人欠下了奸商的债务^[17]。奸商们欺诈手段花样繁多，极为卑劣：“如逊克的德兴元和车陆的日升东两家商号，每当鄂伦春族人到他们那里出售猎品，他们都是热情款待，足量供应烟酒，然后还领着去下饭馆、鸦片馆等手法，使鄂伦春族人在酒足饭饱，有时甚至酩酊大醉的情况下才开始讲买卖，一般猎品价格商人说值多少钱就是多少，猎民不会讨价，最后商号连请客吃饭、吸食鸦片的钱都算在猎民身上，他们还是赚下了大笔的钱”^[18]。

“呼玛县金山镇坐商老板也用赊账的办法，将一些日常用品和生产资料给鄂伦春族猎人，猎人打到猎物后送到坐商那里还债”^[19]，用这种方法来控制鄂伦春族人的交易。一旦欠下了这些奸商们的债，如不能还欠债，不但“货上加价，并增数倍利息，捏入账本，故意早晚追讨甚急。一说无有，怒气冲冲，不独殴打，并拉马匹，将枪、马拿完后，再掠衣物以及皮张、被褥、锅斧等物，更甚者强携妇女，男丁威令夫役。若指灰鼠取货，数至百张，推至第二年不还者，每张折合大洋一圆五角或者二三圆不等，按五元拉马一匹，铅丸五斤拉马一匹，枪药一斤拉马一匹，如取铜帽六百粒者，索要狐狸皮一张，犴皮一张，袍皮袄一件，仍说不足，复拉马匹。如果捕得鹿茸，奸商等贱价收账，如不允给，即行拉马殴打，用枪威吓。如早晨出猎时，商民盘查手弹数目，晚上旋回时，亦需要问子弹数目，尚缺一粒，即问送于何处，答以未得，即用木棒殴打，不准吃饭，又不准给粮食，是以众鄂人被逼，生活无路，四散逃避”^[20]。对于奸商们的种种恶劣行径，鄂伦春族人非常气愤，多次向官府申诉，但由于官吏与奸商们相互勾结，对于鄂伦春族人的申诉不予理睬，并且变本加厉。鄂伦春族人忍无可忍，曾发生过多起反抗斗争。1924年，呼玛河流域、盘古河流域发生的杀奸商暴动，最具有代表性。后来，官府为了平息事件，安抚受害的鄂伦春族猎民，不得不采取措施禁止散商进山为非作歹，并在鄂伦春族聚居区附近建立起官办的商号“益民公司”和“永安号”等，专门与鄂伦春族人交易。这些商号成立后，“其交易的商品虽然较为合理一些，但其剥削掠夺鄂伦春族人的本质并未改变，鄂伦春族人民仍然过着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屈辱生活”^[21]。

（五）日伪时期的配给制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大、小兴安岭后，对鄂伦春族的剥削是空前的。日本人没收了鄂伦春族人的全部新式步枪，并严格控制了弹药的供给。于1939年成立了“满洲畜产株式会社”，垄断了对鄂伦春族人的交易。猎民所得猎品不得私自出卖，而要全部交给满畜会社，虽然表面上也折价记账，但记账的目的，只是让猎人知道自己欠多少债务，至于存钱的人很少知道自己有多少余额，事实上实行着最低标准的配给制。供应一定数量的子弹，每季发50粒，每粒2角，还要求用弹壳换；供给一些生活必需品，每月每人供应20斤橡子面。这种苛刻的配给制，对于生产发展的阻碍很大，猎品少了，枪支失效，子弹缺乏，鄂伦春族猎人还要受到统治者的恐吓、辱骂甚至殴打，多猎到野兽、毛皮也只是白白地交给日本侵略者，生产力大大受到阻滞。

二、商品交易带来的变化与影响

千百年来，鄂伦春族社会基本上是封闭的社会，没有与外界的交往，没有与先进文化的交流。商品交易使鄂伦春族人开始了更广泛联系，引进了铁器及枪支、弹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也大大促进了整个鄂伦春族社会的发展。交易促进了狩猎生产的发展，改善了鄂伦春族猎民的生活。过去，鄂伦春族人狩猎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生活需要，有了与外界的交易后，除了满足个人生活需要外，主要用以交易，换回个人及家庭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过去那些毫无价值的，数量较多的猎产品，都成为交易的商品，从而也促进了猎业生产的发展。交易输入了米、面等各种粮食，改善了饮食结构；交易换来了棉布、丝绸等衣物，改善了穿戴式样；交易打开了封闭的社会状况，开阔了与外界交往的视野。交易，冲破了这一封闭的社会，使鄂伦春族人在进行物资交易的同时，也开始了精神文化的交流，使鄂伦春族人了解到其他民族先进的文化，同时也增长了商品知识，提高了交易水平。交易对于鄂伦春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民族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谙达”对鄂伦春族人进行疯狂掠夺和残酷剥削，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然而，他们却在客观上为鄂伦春族人打开了封闭的自然经济的大门，引导鄂伦春族人从自然经济朝着商品经济迈进。

三、供销事业及商品经济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鄂伦春族地区供销事业有了迅速发展。1948年于北安县临时设立了鄂伦春族供销社，对猎民实行半供给制。1950年，在逊河镇成立了第一个鄂伦春族供销合作社。瑷珲县新生乡供销合作社成立后，两个供销社均由鄂伦春族干部负责。供销社成立后，以公平、合理的价格供应商品和收购猎产品。“1951年，党和政府临时组织了流动供销队，深入鄂伦春族地区进行商业活动，采取就地供应、就地收购的方法，并执行公平合理的价格政策。流动供销社，不仅起着经济工作队的作用，而且也起着政治工作队的作用。1953年呼玛县的十八站、白银纳相继成立了供销社点。那时，鄂伦春族狩猎生产正是兴旺时期，猎民手中的皮张、鹿茸、熊掌、木耳、兽肉比较多，除了自用之外，有很大一部分需要销售。1954年，十八站、白银纳成立了供销社，并招收了鄂伦春族售货员。供销合作社成立后，不仅满足了鄂伦春族所需要的各种充足的商品，而且以公平价格收购了大量的猎产品和手工业品。据统计，白银纳供销合作社1957年收购灰鼠皮3000张，黄鼬皮2000多张。十八站供销社1957年收购犴皮“翁得鞋282双，价值2299元，狍皮袜550双，价值1398元。1958年（一至三季度）收购‘翁得鞋’485双，价值7566.36元；狍皮袜903双，价值2719.9元”^[22]。

鄂伦春族乡村供销社的建立，对鄂伦春族地区发展多种经济起到了很大作用，特别是直接推动了采集业的发展。由于建立了供销社，及时地供应了生产资料并收购了土特产品，使鄂伦春族人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如今，经下山定居近60年的建设，不仅鄂伦春族供销合作社的规模扩大了几倍，继续进行着公平、合理的商品交易，而且在鄂伦春族聚居的乡村都建立起集体、个体等各种性质的商店等，经营着省内外、国内外的各种商品，为鄂伦春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的30年，随着交易的飞速发展，不仅鄂伦春族人民的商品意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可以与商家自如地买卖商品及讨价还价，而且也涌现出了鄂伦春族自己的买卖人，小到小商小贩，大到店主老板，许多有志青年也开始走出山沟到外地打工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