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余生的羌族文化

劫后余生的羌族文化_中国羌族

第一节　劫后余生的羌族文化

一、“5·12”地震后羌区文化损失

据四川省文物局等有关部门统计，在“5·12”汶川地震中，四川省共有8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14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遭受重创，出现不同程度损毁。65个博物馆、文管所、考古院（所）的展厅、办公用房、文物库房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3167件馆藏文物受到损毁，其中珍贵文物220件。

羌族文化遗产的受损情况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汶川县“姜维城古文化遗址”地面建筑严重损毁，其汉代夯土城墙和明代片石城墙全部垮塌，仅存地基。地面建筑损失约20000平方米。茂县黑虎乡鹰嘴河寨碉楼，一处全部垮塌，另一处大部分垮塌；其余出现不同程度裂缝；民居及碉群损失面积约2360平方米。营盘山文化遗址，局部垮塌，可能继续垮塌，损失面积约3300平方米。汶川县布瓦黄土碉群，严重垮塌，损失面积约600平方米。理县桃坪羌寨碉楼，大面积严重垮塌，损失面积约2600平方米。松潘古城墙，局部垮塌，损失面积约1000平方米。马尔康松岗直波碉楼，严重垮塌，损失面积约1281平方米。此外，大多数碉体建筑存在结构性隐患，部分羌族村寨几乎全部成为危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理县杂谷碉群、杂谷土司碉体上部垮塌。

具体到羌族集中聚居的县级单位上来，其大致情况为：

（一）茂县

地震前的羌族碉楼（茂县黑虎）

震后屹立不倒的羌碉（茂县曲谷）

全县近20处文物保护单位严重受损。包括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后备名录”的黑虎鹰嘴河碉楼。其中一座已经垮塌，其余大部分出现裂缝。碉内的木结构建体垮塌，整个碉群处于危险状态，已属危险建筑物。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三元桥的桥栏望柱与桥板脱榫开裂、下沉，北部桥基部分条石断裂，南部桥身与路面结合部开裂。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营盘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台地东部、北部边缘局部垮塌。省级保护叠溪点将台摩崖造像旁一座古堡垮塌，左封县城址东墙外侧局部垮塌。此外还有勒石村聚居遗址、青坡门河坝遗址、石棺葬、砖石墓、无影塔等。六处州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五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如茂县中国羌族博物馆，7519件馆藏文物中有1013件文物遭受不同程度损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件（陶器），国家二级文物1件（青铜器），国家三级文物38件（陶器），一般文物973件。

地震后损毁的羌碉（茂县黑虎）

地震后损毁的羌寨民居（茂县黑虎）

（二）北川

北川的小寨子沟等风格独特的羌寨遭受毁灭性破坏。永平堡石砌古城墙多处垮塌，城门开裂、变形。伏羌堡明代古军事城址的四面墙体部分垮塌，出现大面积裂缝，地基严重下沉倾斜成为危楼。北川的羌族民俗博物馆及文化馆完全倒塌，羌族博物馆、图书馆、大禹纪念馆、禹羌文化研究中心等文化场馆都在地震中倒塌。大量文物和羌族文化档案资料被掩埋或毁坏。

据绵阳市博物馆统计，北川在此次大地震中被埋的有国家二级文物2件，三级文物121件，一般文物280余件以及大量的文字、图片、音像资料，其中大部分属羌族民俗文物、实物。此外，北川县禹里乡禹穴沟传说中大禹出生地的众多遗迹也受到损毁。

（三）汶川

地震使得汶川龙溪乡的阿尔村和雁门乡的萝卜寨等地被夷为平地，其中萝卜寨的进村公路全毁，房屋基本全部倒塌。保留了羌族语言和家神崇拜的民俗村寨绵篪镇羌锋村在地震中也严重毁坏，民居倒塌，碉楼也不同程度的受损。文物管理所以及文化馆严重受损，其中文物管理所的国家一级文物瓦司差役碑被摔成7块，635件陶器损失40%。

（四）理县

地震前理县桃坪新寨建设场景

在“5·12”地震中严重损毁的桃坪新寨（理县桃坪）

地震前理县桃坪新寨正门

特大地震给全县文化系统带来毁灭性的损失，基础设施损失严重。1个县图书馆，13个乡镇文化站，81个村文化室，1个县影剧院，13个乡镇剧院，文化体育局新旧办公大楼，均遭破坏。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桃坪羌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薛城筹边楼、甘堡藏寨、下孟建威将军墓、杂谷脑土司群碉、薛城城门洞红军石刻标语、多数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等遭到严重破坏。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博巴森根》《羌年》实物、影像图片、文史资料损毁严重。另有10余处公共体育场馆设施严重损毁。

二、震后羌语传承困境加剧

根据2005年人口抽样统计显示羌族总人口35.5万，其中90%以上分布在茂县、汶川、理县和北川羌族自治县，也就是“5·12”大地震的震中地区。大地震造成了羌族人口大量的伤亡。据推算，受灾最严重的茂县、汶川县、北川县约有1.6万羌族同胞遇难，加上理县、都江堰等其他受灾区，罹难的羌族同胞至少达到2万以上。

羌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羌族居住在汉族和藏族之间，多个世纪以来与处于东部和东南部的汉族有密切的交往。由于交往的需要，公路沿线和接近汉、藏区羌民，一般都懂汉语或藏语。目前，大多数羌人都接受汉语教育，因而说羌语的人数急剧下降，说双语或汉语的人数不断增多。羌族的成年人多用双语——羌语和汉语。一般情况下他们之间交流使用羌语，但有时候也用汉语或者西南官话。当他们与不会说羌语的人交往时，则转用汉语交谈。在城镇和交通发达地区分布的羌族，已完全使用汉语。人口的伤亡直接导致羌语面临巨大的危机。

从历史上看，由于种种原因，羌语在近百年来一直处在衰败的困境。以北川县为例，清代乾隆年间及其以前的时期，县内羌族居民均会说羌语。清乾隆版《石泉县志》上还载有许多羌语的词汇。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实行强制汉化的政策，目前北川县的羌族会说羌语的人数已经不多。根据20世纪80年代和近期对北川县的调查，分布在陈家坝区、小坝区的极少数羌族居民中的老年人还能用羌语说出一些羌族亲属称谓中的词语和日常生活工具名称的词语；坝底区的青片乡和小坝区的片口乡还有少数老年人能“打乡谈”，即在说汉语时夹杂一些羌语的词和句。大量的羌族居民已不说羌语，这是近200年内发生的历史演变。以理县桃坪村为例，20世纪50年代孙宏开先生等去调查时当地人都会说羌语，2001年黄成龙博士去访谈时，40岁以上的羌族人还能说一点，但不太流利，而30岁以下羌族人的几乎都不会羌语。

从羌语的使用情况来看，其分布空间正日益退缩。目前以羌语为主导语言或只说羌语的羌族地区主要分布茂县、松潘县、汶川县及理县的高山或半高山等偏远地区；黑水县境内自称“尔玛”的藏族居民也多使用羌语。交替使用羌语和汉语的羌族，主要在城镇附近和靠近交通沿线地区的羌族聚居村寨的羌族人；他们一般也只在家里使用羌语。北川县绝大部分羌族居民、丹巴县的大部分羌族居民、松潘县白羊乡的羌族居民、汶川和理县的城镇及公路两侧的羌族居民已不会使用羌语。在平武以及陕西、甘南一带的羌族，也完全失去母语而转用汉语。

从羌语的代际传承状况看，羌语在事实上一直面临传承中断的威胁。如从孩子一出生会说话起，他们先学羌语，当他们进小学后就开始学汉语，因而缺少语言充分使用的环境。面对应试教育下升学压力以及就业门槛提高的制约，加之各地羌语相互不通本身减少了有效语言使用的空间，现在许多年轻人已不愿意学习羌语。

根据语言学家黄成龙2009年的统计，典型羌族乡镇语言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见表10-1）。

表10-1　羌族单语、双语在总人口的百分比

上表数据表明：在羌区，只说羌语的羌族人仅有分布在深山偏远村寨的高龄老人和学龄前儿童，其总数不到全民族人口的1%。羌族的青年多使用羌汉双语，其中又有78%的人放弃羌语只讲汉语。这使羌语的使用只占总人口的1/5。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电视传媒的不断发展，以及与外界交往的增多，羌语濒危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现代化和西部大开发的环境下，生态移民、外出务工和跨族通婚等变数都令羌语的未来不容乐观。当前公路沿线和城镇的大多数羌族年轻人都已放弃使用羌语而转用汉语。

综上所述，作为羌族文化核心载体和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羌语，显然在汶川地震之前其使用活力已经明显不足，羌语的分布空间也在不断退缩。据当地主管教育的官员初步估算，即使在占全国羌族人口47%的茂县，实际上掌握羌语的人数不足两万人。考察近几十年间羌语使用人数急剧减少的事实，100年后羌族语言还能不能延传下去，值得忧虑。从某种意义上说，汶川地震向外界呈现了羌语濒危的紧迫性。地震不仅凸显了羌语的濒危状况，也加剧了羌语传承的困境。因此，这也是我们对羌语加强保护的重要契机。

三、地震对羌族非物质文化的影响

四川省有7项国家级、88项省级、118项市级和150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遭受严重损毁，涉及珍贵实物14639件、文字资料1774万字、图片24444幅、音像资料6497盒（碟），地震中遇难的市、州级代表性传承人1人、县级11人；受伤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人，省级8人，市、州级30人，县级66人。北川县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崩溃状态，25名羌族文化研究人员和5名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员遇难，2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被摧毁，大量的珍贵实物和普查资料被掩埋，1个民俗博物馆严重受损。此外羌寨、碉楼绝大多数受到严重损毁，很多羌族文化展演场所也遭到损毁。

地震对羌族非物质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羌族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和保护者的伤亡

羌族非物质文化的延续主要靠口耳相传，而传承的主体即“传承人”。以往羌族文化“传承人”的概念与现今不同，其载体为以释比为首的羌族所有族众，特别是掌握技艺和技术精湛之人。而现今的“传承人”是政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要求，每一项遗产名录都有指定的“传承人”人选，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其代表性传承人员有42位（2008年统计数据）。茂县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计有134项，共24位传承人。这些传承人秉承着整体保护和活态保护的原则，承担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心保护和传承的责任。汶川地震中不少传承人遇难，这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造成了严重损失。

首先是释比，其为羌族文化的集大成者，是羌族文化的守护者和主要传承者。一位羌族的释比堪称是一部羌族历史的活字典，他们在族人中享有很高的地位，通常是村寨中德高望重之长者，在村寨中承担祭司、占卜、教育等职能。事实上，汶川地震前释比的传承人数早已每况愈下，而释比文化在现代经济文化浪潮的冲击下也显得日渐萧条，多数年轻人宁愿出去打工也不愿意学习本族的释比传承文化，传承人因此逐渐减少。根据笔者在茂县黑虎乡的调查，老释比任永清的5位弟子大多另谋生路，只留下余友成一人坚持。而地震却造成了原本就为数不多的释比遇难，汶川全县5位释比在地震中遇难的有3位：雁门乡萝卜寨85岁的张福良、龙溪乡的余民山、雁门的赵国文。此外还有茂县的龙国志遇难。因为释比原本已为数不多，所以羌族文化的传承受到了惨痛的打击。

其次是文化传承人，文化传承人是羌族非物质文化的主要保护者和发展者。特别是现今仍然没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字遗留的羌族文化，其主要传承方式就是言传身教，传承人的作用在这里尤为重要。这些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数量有限，在地震中仍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以四川省全省而论，计有国家级传承人59人，市州级245人，县级792人，在地震灾难中就有12人遇难，105人受伤，还有数人失踪。其中，羌族文化传承人数量更少，计有国家级传承人一人、省级6人。传承人的数量在减少，使得羌族文化的传承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局面。北川县文化馆5名正式工作人员在这次地震中全部遇难，北川知名的羌文化研究专家谢兴鹏等也在本次地震中遇难。幸存的文化系统工作人员则丧失了基本的生活条件，他们之中包括民族舞蹈家、音乐家和民俗研究专家等。在此次地震中有40多位羌族文化传承人和学者遇难或者失踪，这种境况必将导致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才稀缺，恢复工作困难重重。

（二）羌族文化展演场所的摧毁

羌族文化的展演场所包括典型羌族村寨、坝以及各种节庆礼仪和娱乐活动的场所。文化馆、博物馆、文化传习所等羌族文化宣传和展演场所被地震毁坏。

首先，羌族村寨的破坏，诸如萝卜寨被夷为平地、桃坪村寨文化场所的垮塌等。这些原生态的、整体性的村寨，是羌族人生活的场所，同样也是羌族文化延续的核心地区。羌族文化以这些文化场所为依托，进行各种羌族文化的展演和传承，而地震使得这些依托不复存在。

其次，羌族人节庆礼仪和娱乐场所也不同程度的遭受毁坏。羌族文化表演场所的垮塌，直接导致了文化展演的断点。同时，羌族非物质文化研究和宣传的场所，诸如羌族博物馆、文化馆、研究所等地方的垮塌，这些保存着非物质文化的文本资料以及文物资料的地方不复存在，许多延续上的问题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最后，羌族人面临的搬迁、流动等因素，必然加剧羌族文化的传承困难。

上述问题都应在灾后文化重建中修复，并不断完善和加强羌族文化展演场所的软件和硬件设施，使之恢复生机。

（三）羌族非物质文化的物质载体的毁坏

羌族非物质文化的物质载体主要包括建筑、文物、文本资料、录像、音像制品、文字、图片、释比法器等。地震后，这些文物资料以及研究资料的缺失，使羌族文化的研究损失惨重，如北川县的羌族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大禹纪念馆、羌族民俗博物馆、禹羌文化研究中心等文化场馆都在地震中倒塌，大量文物和羌族文化档案资料、大禹研究史料文献、大量代表羌族民间文化的文化器物都被掩埋或者严重毁坏。

此外，民间珍贵物品及释比法器的损毁也令人痛心，如“羌年”“羊皮鼓舞”“苏布士”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所用的祭祀神坛全部被破坏；金丝猴头帽、神杖、神棍、响铃、羊皮鼓等法器都遭受到极大的损失，很多都已经无法复制或者修复。这些稀有物品的境况进一步恶化，其传承难度可见一斑。

（四）羌族非物质文化的整体精神环境的损失

羌族的传统村寨大都分布于半山腰上，在地震中这些村寨也大都垮塌，已经不再适合人居住。地震之后，部分受灾的羌族村寨不得不大规模的迁徙，其迁移范围近则山上山下，远则乡里乡外。羌区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以及居民迁移后生活环境的改变，这必然造成文化上的不适应和羌族文化精神的整体性消解，由此也可能直接导致羌族文化的载体消失。